一位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学，梅贻琦之于清华大学，张伯苓之于南开大学，都有力地说明，一位素质高、业务精、能力强、有人格魅力的校长，对于一所学校有多么重要。

　　不少校长有了“官帽”后，往往难以摆正自身位置。 
　　 
　　有了副科级的时候，就以为自己是行政干部了；有了正科级的时候，注意力开始转向下一步的副处级，而忽略了校长的真正职责是什么；有了副处级的时候，即使在县长面前都牛气冲天，其调配安排等也成了难题。有哪个行政级别高的校长愿意下到级别低的学校去工作呢？长此以往，不利于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教育的均衡发展。不仅如此，校长有“官帽”，还给一些权力部门随心所欲安排人提供了机会，一些不懂教育的人被源源不断塞到学校来，令不少业内人士心痛也心寒。

　　这种局面持续久了，最大的弊端就是容易导致教育行政化、学校官场化。教育是教书育人的复杂工程，有自身特点和规律，不同于行政管理。可是校长头上的行政级别，决定了其升迁进退的命运掌握在非教育部门手中，因此，对校长的评价尺度也就常常偏离了教学和管理业绩本身，学校不得不简单地服从行政指令，教育规律让位于长官意志。这样的氛围，促使有的老师宁愿不当副教授也要争当系里的一名副主任，也促使校长总要在自己名片上的括号里标明“副处级、副厅级”字样。校长不能专心于业务，而被行政事务所困扰；兴奋点在于当官，而不是研究业务；整天忙着来往应酬，却不见自身素质和业绩提高；少的是教学和科研氛围，多的是官场俗套。教育行政化、学校官场化对我们的教书育人工程危害太大了，不久前著名画家陈丹青辞去教授一职时，痛陈教育界学术行政化的弊病，无疑是给教育领域一些不正常现象的当头棒喝。

　　教育有其自身的规律和原则，校长有其特殊的责任和使命。一位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学，梅贻琦之于清华大学，张伯苓之于南开大学，都有力地说明，一位素质高、业务精、能力强、有人格魅力的校长，对于一所学校形成良性的管理机制和深厚的校园文化，从而造就无数的社会栋梁有多么重要。校长集教育家、管理者、教师、经营者等多种角色于一体，一个人能当好官员，却不见得能当好校长。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随便便当校长，也不是什么其他管理制度都适用于学校。职级管理而不是行政管理，才是与学校发展相契合、与校长角色相适应的管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