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想象出胡适、刘半农等被聘为教授时的年龄吗？

　　二十六、七岁。

　　在1918年北京大学选聘的217个教员中，90个教授，教授平均年龄30来岁。对其中76人的统计显示，50岁以上6人，35岁以下43人。而梁漱溟投考北大落选，但曾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过《究元决疑论》，为蔡元培所赏识，被聘为北京大学的印度哲学教席。那一年，他24岁。

　　“从那个时代走出来的梁漱溟、胡适、陈独秀、刘半农、朱希祖、徐悲鸿……如今，哪一个提起来不都是如雷贯耳。”大学教师吴梓同一口气说出来。这时，他已年过40，刚刚评上副教授。

　　“一个我很敬重的长者这样告诉我：把职称评好，再做你想做的事情。其实，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能体会到他内心的情绪。”

　　“为什么我们不能从从容容地做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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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来评价学术？

　　评职称，看什么？毫无疑问，是看一个人的学术水平。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刘培育讲了一个还称不上遥远的故事：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招收研究人员。任继愈先生做主考官，有一位远道而来的应聘者，前来面试答辩，他并不认识任先生。任先生说，你讲讲藏传因明吧。听了他的讲解，任先生大为赞赏，将他破格评为研究员。可这位应聘者当时连讲师也不是，也没有什么文章。

　　而现在，报纸上一个个负面新闻，让刘培育对职称评审越来越看不懂了。这样一件单纯的事情为何越来越复杂？这样一件干净的事情为何变得越来越混浊？

　　“表面看，好像评聘工作组织健全，但是问题恰恰在于，教师职称评聘组织不是由专业水平领先和学术水平领先的教师组成，而是由校长、书记、副校长、中层管理者组成。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群众推荐实际上演化成了个人关系，量化打分演化成了形式，领导小组评议演化成了关系亲疏之争，择优推荐也就演化成了校长说了算。”兰州某中学教师马得清告诉记者。

　　“在大学里，学术委员会是有，但基本上没有发言权，一个校级领导的指导性意见就会影响整个评比。”吴梓同表示，“搞职称评审，我们想得到什么？显然，公平、水平是最重要的。重学术同行评议是应该迈出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