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看来,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车企拿不到外企的核心科技,却又不愿脚踏实地做技术,合资后如果赚了钱,本该自己研发的也不再费脑筋了。他说,“对整个企业的领导层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挖掘市场,能挣多少钱,年终报表的数字好看不好看,而不是别的。”
当然,企业的“惰性”还在于,“不敢冒风险,升级压力太大”。
在今年召开的第五届中国科学院青年创业大赛开幕式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顾国彪就将其形象地称为“中国的企业犯了‘仿制病’”。他解释说,“就是自己不敢创新,老是去仿制”,比如,“我们国家重大的装备,包括电气工业装备虽然有很大的进步,但是比较多的部分还是处于加工和仿制阶段”。
他也从企业的角度去考虑这一问题,比如,制造业等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的确存在一定风险。
“有些企业觉得,自己承担行业技术更新换代的风险,压力太大,毕竟企业更多的是选择有短期经济效益的项目。”顾国彪说。
而对于一批机制创新、运行灵活的民营企业,尽管他们正在逐步成为新的亮点,但这中间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规模小,且多半尚未能掌握先进核心技术,创新成果少,还不能与外国大公司抗衡。
此外,对这些极富创新潜力的小公司来说,在薪酬上拼不过国企和外企,在待遇上又比不上传统的科研院所,这也成了他们创新力后劲不足的重要原因。国务院参事、中国产学研促进会常务副会长石定寰主编的《国家创新系统:现状与未来》书中的一份数据显示,21世纪前后,我国的科技人员主要集中在科研机关,分布在企业的仅占27%,而日本占64.8%,美国占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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