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选教材】

　　教材征订滋生腐败“灰色空间”

　　教材通过审定之后，由谁来对教材进行选择，这也成为此次教材“行政放权”的一个关注点，储朝晖研究员表示，长期以来，在各地市，光教材征订就滋生了很多“灰色空间”。“在一些省市，选哪种教材由行政官员说了算，在选择的过程中，会产生诸多利益纠葛。”虽然教育部多次下发文件，规定“地（市）教育行政部门应成立教材选用委员会，负责教材选用工作。教材选用委员会应由骨干教师、校长、学生家长代表及教育行政、科研人员组成。”但实际上实施并不顺利。

　　有教育界人士指出其中奥秘：一本教材定价虽低，但是印量巨大，一个省一个年级的学生动辄几十万，其中的利润空间可想而知，成为暴利行业之一。而能否被选用，直接跟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有关，于是出版社与行政部门的关系就变得微妙起来。2009年落马的四川省教育厅副厅长汪风雄，他的贪污案件和指定四川省中小学使用教材的版本，并涉嫌从中渔利有关，而他并不是被教材绊下马的第一人。

　　教材选择权应交给学校和老师

　　为此，储朝晖研究员建议，国家取消教材编写核准权后，要进一步严格教育大纲标准，推动中小学教材优胜劣汰，教材的选择权，应该交给学校和老师，择优而选。

　　事实上，在很多国家和地区，教材的选择是由市场裁决的。北京教科院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研究中心进行的一项关于国外教材的调查报告显示，德、法、韩等各国教科书的编写出版都采用自由开放的政策，在严格按照国家课程大纲总体精神的前提下，教科书的编写多由民间出版社组织完成，采用自由竞争的教科书出版模式，经过权威机构审查通过之后，最后由市场裁决，真正实现了“一纲多本”。版本众多的教科书，增加了教科书市场的竞争力，也从另一个侧面促进教科书质量的提高，各家出版社只有通过不断学习和研究教育新成果，提高教科书编写和制作水平，在教科书内容和形式上不断更新，才能在竞争中取胜。

　　而教材的选择则一般由学校决定，例如德国，教材一般由教师或校长、教师及学生家长开会商定，商定后由学校统一购买。教育行政部门无权干预。而在我国的香港，目前主要由学校自主决定教材，不一定用教育局推荐的文章或书目，也不一定要选择某个出版商的教材，完全可以自己编写适合本校学生的教材。不过，大多数学校目前采取的做法是，选择一本出版的教材，然后根据课程设计需要增删，并辅助以本校设计的教材。

　　“教材放开肯定是个大方向，但放开之后的规范还有待确立。”储朝晖研究员说。记者就此事联系教育部主管部门，答复为：“相关工作正在进行。”（记者 张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