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也有网友对邹恒甫的行为表示不解，甚至将此理解为邹向北大的“妥协”，原因在于，邹恒甫此次主动联系北大，似乎与其之前所称“只跟中纪委谈”的说法有所矛盾。24日晚，邹在其微博上发布“我只跟中纪委谈”的言论，被媒体解读为堵上了与北大正面交锋的机会，引起网友热议。

　　当天，一些对两者“隔空对话”不满的网友评论说，如果邹恒甫真地想去找中纪委，不该坐等，而应主动去联系，至少“中纪委的办公电话你是可以找到的。”

　　不过，邹恒甫在电话里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此次联系北大，他依然不会拿出“主要证据”。他说：“我为什么要和北大联系，因为北大、媒体都说我是在骗人，我现在就要给你们提供点线索，让你们看看我不是在耍流氓。”

　　这正好印证28日他发的一条微博：“北大纪委：我邹恒甫只跟中纪委谈。另外，别人给我的信息我会提供给你们。”

　　那么，邹恒甫“现身”后，到底向北大提供了什么线索？

　　在发给周有光多封涉及“让他们知道了一些信息”的邮件同时，邹恒甫还将这些邮件转发给中国青年报记者和广州日报记者的邮箱。对此，他的解释是“希望第三方知道，我的确是在向北大提供一些信息”。

　　查看这几封邹恒甫所称“发给周有光的信”，记者并未找到有关“北大院长奸淫服务员”的线索或证据。可以看到的则多是有关“北大学生计羽实名举报学生会主席戴威”——一条已被当事人证伪的文章——的相关说法。比如：“作为一个今年校学生会选举的亲身经历者，我可以告诉您，至少信中与学生会选举相关的内容并不是随意捏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