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之傅的压力更多来自学术上的追求，来自国际同行的竞争。一个好的科学问题永远是很多人在盯着。有一次，他带领的团队做了一个有意思的课题，文章都写得差不多了，再做一些补充实验就可以成文了，可就是同样的题目，国外同行的文章已经发表了。这种竞争时刻让人感到紧迫。

　　在一些归国的青年科研人员看来，国内同行“找位置”的压力比国外小很多。国外高校教授稀疏配置，一个学科方向一般只有一两名教授，每个学科领域最多有十几个教授职位，只有一个教授退休后，才会有空职位腾出来。所以，在日本、美国等国家，50多岁才当上教授并不鲜见。“就这方面来说，我国年轻人的机遇相当不错。”翟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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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悉，国外高校一般都实行tenure-track制度（试用期为5—7年，通过后可以拿到终身教职），这项号称“对年轻人非常残酷的制度”，给青年科研工作者比较大的压力。但很多教授的科技创新成果，也恰恰是在这个时期诞生的。

　　“科研工作者的压力有健康的压力和不健康的压力两种，健康的压力来自内心对学术的追求，而不是关系是否搞好。”据翟荟观察，一个研究组的带头人可以是资源依赖型，也可以是创新驱动型，取决于一个人的学术追求。但不管怎样，不要把身处的小环境风气搞坏，让学生看到一个“只会搞钱的老板”，未来的自己也不过如此，会打击更多年轻人从事科研的热情和积极性。

　　翟荟说，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科研制度，与其抱怨，不如从自身做起。跟国内的一些“学术老板”拉来项目布置给学生不同，他在国外做研究时，50多岁的导师都是跟着博士后们一起做计算，一起编程序，始终保持学术活力，“科研创新是非常专业的一件工作，如果哪天某个人脑子里蹦出一个创新的想法、迈出重要的步子，那一定是他一直活跃在一线，对具体的事情不缺乏了解的缘故”。（本报记者 赵秀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