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翟荟说,未见得这样自由地跳来跳去就一定好,但在国内,学生太容易随大流,缺少对自己兴趣的坚持。
赵博,中国科技大学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筹)的研究员,是量子信息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潘建伟科研团队的一员,回国前曾在德国、奥地利留学。他甚至不太同意“逃离科研”的提法,国外年轻人做科研做到很好的程度也有放弃的,他认为这很正常。赵博在奥地利做博士后研究期间,就曾经碰到一个38岁的同行,此人做了七八年博士后研究之后,放弃科研,去了一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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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放弃科研,在翟荟看来,值得反思的是,国外年轻人放弃科研更多是因为兴趣,而不是基于生存的压力。在美国,不管是哈佛大学等名校还是一般高校,博士后的待遇相差不多,一般年薪在6万—7万美元,完全可以解决生计问题。
翟荟认为,就帖子《昨夜无眠》中“逃离科研”的学生来讲,虽然是在博士阶段发生的事情,但问题要追溯到更早。第一个关口是高中阶段甚至更早,“我们的评价过于单一,缺少对每个人潜力和特质的挖掘,缺乏对个人的发现”。第二个关口是本科阶段的教育,基本按照分数高低来选择专业,有的学生自己不清楚兴趣所在,只是随大流,甚至在选择专业时富余了几分都觉得是浪费。进入院系后,学生基本被按照同一个方向培养,对自己是不是真的热爱这个专业概念模糊。
翟荟在做研究的同时还担任物理系本科班的班主任工作,他找每个学生谈话,让他们有意识地了解自己的兴趣所在,是偏思辨还是偏动手,或是有意社会工作,帮助学生找到未来发展的方向。但他发现,有些学生读了两三年后,依然不清楚自己的兴趣所在。
一名在某著名“985”高校做科研的“海龟”很认同翟荟的说法。他是十几年前学校基础学科基地班的一员,当年的基地班由学校从全校选拔好苗子,是旨在培养未来科学家的“尖子班”,全班50余人,最后从事科研的人,包括他本人也不过六七个。“当时选人的标准就是看分数,其实他们未必对科研有兴趣。”这位“海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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