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果放开户籍政策，北京等城市的考生数就会增加很多，有相当部分的进城务工人员或者白领，他们的子女在这里要升学，如果政策不够严格的话，会有大量的人陆续跟来，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深入考虑。如果解决现有的考生，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但后面再跟进的话，怎么办？怎么来兼顾？我觉得，只能在相对平衡的情况下渐进放开，特别像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城市，应循序渐进、逐步放开，但怎么制定政策，还要各个地方政府和相关的管理部门做出判断。

　　应当说，异地高考是很敏感的问题，比如说本地的考生和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之间的矛盾，可以说完全是对立的，如果大量照顾进城务工人员，就可能损害本地考生和家长的利益。从全局观的角度看，这增加了这一部分进城务工人员上学校尤其上好学校的机会，但又不能影响或者至少不要大面积地影响本地常驻人口，因为太大的影响肯定会引起激烈的反弹。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调整？有些人提到这样的方案：比如进城务工人员，从某一省来北京的，今年在北京参加高考假设有1000人，录取了300人，是不是可以从该省调300个名额到北京来？当然，像河南这样的人口大省，而高水平大学的招生指标本来就很少，比如“985学校”或者“211工程”的大学招生数就很少，招生指标要调出来难度很大，但是教育部新增的指标怎么来调呢？从增量的部分进行调整和弥补，我觉得可以做到。

　　赵琳：我觉得所谓的这个利益冲突其实完全是一些发展的不均衡和一些政策存在问题造成的。相对于我们本地的考生来说，俗话说就是“躺着也中枪”，我们招谁惹谁了，好像我们突然成了占很大便宜的这种感觉。我周围有些朋友也是这样的，在北京很多年，现在面临孩子高考的问题。让孩子回老家上学，跟父母两地分离，这很不人道。但是，如果回老家考试，跟当地的教育情况不太匹配，升学也是很困难的。所以，对这些家长和孩子来说，真的是很困难，我也希望国家在这方面出一些比较好的政策力争妥善解决，因为这个事情老百姓无力去解决，我们只能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环境，让孩子能够好好上学、好好去考试，不要去考虑这么多，让学生不要受这些问题的干扰。

　　唐杰：刚才两位老师讲的很多观点我都认同。关于如何兼顾北京本地考生和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利益的问题，把这个问题稍微上升提升一点，就是当前面临的如何兼顾本地居民和外来常驻非户籍居民的公共福利的问题。这个兼顾的问题，刚才刘教授讲到“渐进性”，其实从政策的渐进角度讲，当前像上海等地所有出台异地高考方案的省份，其政策的渐进性就体现在条件准入上。条件准入也是户籍制度渐进改革的一种希望走的方向，也就是说不是原来的通过不再进行指标控制，而是只要满足条件就可以进来。各个地方如何设定条件实现准入的兼顾。

　　刚才刘教授讲到，像外来常住和长期居住就业的、为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人口，当然应该保证他们的公共福利。那么，怎么兼顾包括短期内对本地居民利益的协调呢？我想，这个事情实际上涉及这样几个问题：首先，怎么来兼顾？应该让外地人口在获得本地居民公共福利这件事情上有稳定的所期待，让他们清楚地了解获得某种福利需要通过明白经过怎样的途径才能获得，相关准入条件必须稳定、清晰且政府对准入过程要有规范的管理。现在像北京、上海等很多城市就面临这方面的样一些问题。

　　从世界范围来看，接纳移民通常考虑两大问题最根本的就是两个，一个是居住，一个是就业。关于居住这个问题，北京以及很多城市都建立了所谓的“以房管人”的一些制度，以此希望对公民在北京居住的人口有一个实时的、动态的了解。但事实上，这个工作从基层来说、从调研结果来看说，很难在基层落实是没有落实的。也就是说，北京什么人住在哪这个信息在相当程度上没有摸清楚。当然目前很多外来人口也没有动力去主动登记，因为它于是也没有被纳入政府的管理体系。比如你在北京已经生活了15年，但是从政府记录的信息里面可能根本没有办法为你证明这一点。所以，我想，下一步要在居住登记管理这方面必须有新的制度创新，来形成政府对居住信息的有效管理。 1 2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