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政策顺利实行是有前提的，即学区内的初中比较均衡，否则随机的选择由于对学生的利益影响严重而会被家长拒绝。”袁芳艳告诉记者，随着择校途径的增多，参与“电脑派位”的人群日益减少，呈现出日渐萎缩的趋势，已经从最初的80%以上降至不足50%，致使这一政策成为家长‘最迫不得已的选择’。”

　　“总体来讲，‘电脑派位’的施行效果不是很理想。”北京市政府教育督导室原副主任李壑表示，虽然形成了热点，有很多人关注，但每年也没什么新气象出现。以北京为例，这件事很难说有多么大，每年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学生会为这件事感到困扰，因为郊区和农村的学生多是就近入学，所以只有城里学生受到的影响是最大的。

　　但这也不能说是小事。具体到每一个家庭的话，这又是一件百分之百的大事。

　　“‘电脑派位’施行十几年之后，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比如学校想要好学生，家长希望孩子上好学校，所以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占坑班和特长活动与‘小升初’挂钩。表面上看，‘电脑派位’是能让弱势群体如打工子弟受益的，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因为前提错了。”李壑说，“现在，‘电脑派位’的前提是，我们提供了免费的教育资源，所以人们就没有选择学校的权利，这是错误的。”

　　“公民有选择的自由。‘电脑派位’的初衷是好的，但却植根于荒诞之中，因为最根本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李壑说。

　　不能依靠“电脑派位”解决所有的问题

　　现实中，“电脑派位”的式微又有着怎样的必然？

　　袁芳艳解释，“电脑派位”本来应该是政府首选的方式，它应有的功能是通过这个就近入学，避免择校，但现在却没有实现。一是教育资源不均衡，二是一些重点中学在招生上有特权，三是招生信息不公开不透明。政府需要增强服务意识，为家长服务，提供详实的信息，促进招生的公开透明。

　　“它只是一个技术手段，这个技术手段要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发挥积极效应。”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寄希望于“电脑派位”解决所有问题，是不切实际的。《义务教育法》把就近入学作为基本要求，这是对政府的要求，就近入学是每一个学生的基本权利，政府要实现人们的这个权利。在这个基础上，如果觉得学校不好，家长可以进行选择。

　　储朝晖表示，义务教育就是为公众提供资源，如果你提供的学校之间差距不大，家长就不会纠结于不同学校的教育质量问题，这是正常健康的状况。城市居民、农民和外来务工者这三个群体对孩子上学的期望呈梯形递减，政府现在应当满足最低的需求，让打工子弟能够上学，提供最基本的保障，同时对过高的期望进行规范。政府解决择校问题的大方向是提供均衡的教育，不能存在哪个学校有某种特权的情况，不能依靠“电脑派位”解决所有的问题。(本报通讯员 冯 颖 本报记者 靳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