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句话说，在知晓规则和利害关系的情况下，如果有更大的利益在引导着老师和学生，他们一定还会想办法钻尽现有规则的空子。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一味地探讨如何提高学生或教师的道德水平，或许显得有些治标不治本。

　　问题的关键还是落到了“利益引导”上，而这里的引导并不仅仅是科教界论文或职称评价导向，更是指整个社会大风气。胡海岩说，在当前急功近利的社会，各种坑蒙拐骗，突破道德底线的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对师生产生重要的影响；各种没有任何规范的“增刊”、“文集”、“编著”，也在诱惑学者。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当下高校课程设置奉行的就是社会上流行的实用主义原则，“一切为了就业”已成了不二法则——凡是与就业关系不大的专业、课程，不是被砍，就是无人问津；反之则无比吃香。

　　于是，有人将此戏称为高校产业化、工业化——以前高校是走在社会前面，现在是跟在后面跑。

　　钱理群曾以其亲身遭遇说明此种现象的严重性。2007年暑假，他在一个大学师资培训班上讲完课，一位大学老师向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要其举例说明：他的鲁迅课对学生今后就业有什么促进作用。他听了大吃一惊，一时语塞，甚至有点手足无措，感觉心在隐隐作痛。他感慨道，今天的大学，真的成了蔡元培先生所说的“养成资格之所”，“贩卖知识之所”，成了“职业培训班”了。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杜祥琬也在感慨，当下一些高校的科研和教学环境，是单位追求排名、荣誉；个人追求评价、利益、金钱、权力；其结果必然导致钻营、急功近利、关系学充斥；时间精力花在运作、包装、应付评估，甚至造假、剽窃等，不择手段；恶性竞争，互相排斥，无诚信可言，却仍自我安慰“社会都是这样”。

　　对此，这位老院士很无奈，“当下并无十分有效的建议”，但是一个明确的方向是，“学术环境、学术生态”的再造是紧迫而具战略性的。他告诉记者，快速发展中的中国，客观上对人才和创新成果有很强的需求，与此同时，处在社会转型阶段，信仰缺失、诚信缺失、体制性弊端的大环境问题，在教育界、科技界有深刻而普遍的反映。那么，整个科教界都需要下大力气构建以自律为核心、教育、制度、文化、法制、监督相结合的科学道德诚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