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农村教育：一道难解的考题？【朱寅年教育观察作品】
一位学者曾这样对本报记者说：步履维艰的农村教育问题如果不解决，谈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就是天方夜谭。
时值“两会”前夕，令记者感慨的是，同去年一样，众多委员和代表关注的教育焦点竟然还是农村教育。
2月28日，在由中央教科所学术委员会、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等举办的教育沙龙上，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及众多学者几乎都承认这样的一个观点：中国教育的重点和难点都是农村教育问题。
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则意味深长地说：“农村教育面临的问题比发现的严峻得多，面临的挑战比预见的艰苦得多，面临的改革发展的任务比正在做的艰巨得多。”
为农村教育求解，几乎成了众多教育界人士回避不了的考题。
体制悖论：事权财权何时统一？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我国的农村教育是交给县级以下的机构去办的，现在则提出“以县为主”。但县与县之间发展不平衡，很多县的财力是相当有限的，比如在2000多个县中，其中就有529个贫困县。很多贫困县义务教育的投入已经超过财政投入的70％。
“以县的财政来承担农村教育的发展，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全国人大代表、武汉教育局副局长周宏宇教授斩钉截铁地说。
税费改革以后，我国取消了教育费附加，以及其他一些收费，农村教育确确实实又受到了一次冲击。一位学者对记者说：“就连农村教师的工资有一部分都是来自税外的收费，而财政又不能承担起这一部分投入。这怎么办？收费、集资、摊派等途径也都被纷纷堵死了。但是教育要发展，没有钱怎么行？”
专家普遍认为，我国农村教育的管理体制不顺，即事权和财权没有统一。事权就是农村教育的管理体制；财权则是农村教育的投入体制。要做这件事情的却没有一定的财力，这个中间存在着不匹配的现象，从而也导致了农村教育在管理和投入上出现了很多问题。
“农村义务教育困难重重，但头一个困难就是事权下放与财权上收的矛盾。”这是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的观点。
周宏宇认为，实行‘以县为主’的体制，就必须在管理体制和投入机制上进一步明确。哪些是县里面可以承担的，哪些是市里省里可以承担的，哪些是国家应该承担的，这几级的投入比例，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尽快明确下来。
教育负债：这个包袱怎么吃掉？
农村学校建设，虽然有国家的投入，但在很大程度上采取的是一种集资摊派的方式来进行的。义务教育两基达标建设，很多情况下都是基层政府和学校向银行贷款、集资，采取负债的方法来进行的。
张军，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一年前，他在东部地区某发达省份的一个县做了调查，几乎每一所小学和中学都有负债问题。教育负债加起来已经超过了一个亿，但整个县的财政一个亿都不到。这钱怎么还？中西部贫困地区更是还款艰难。
温总理在“十一五”报告起草过程中，有一个指导思想就是乡村债务必须要解决。“乡村债务解决当中能不能有一个优先级，就是首先解决农村义务教育欠债的问题。” 张军说。
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转移支付能否解决问题？“从财政来说，我们的转移支付非常的不规范，政府从财政里面拿出一部分作为支持义务教育，这是临时性的，它不能作为持久的制度。”
对于这些义务教育债务，张军认为可以借鉴一些金融界的办法。可以把它分类，划分清楚。该国家付的国家拿走。银行欠款问题怎么解决呢？就像处理企业不良资产的债务处理办法，由银行系统通过若干年在中央转移支付，或者说给予一定的税收，或者经营方面的优惠利润政策的情况下化解一下以。
但是还有一个麻烦，学校来欠施工队等建筑企业的钱怎么办？因为学校没有钱，地方财政没有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该共同想个办法解决。
辍学顽疾：一个走不出的怪圈
有一现象很令人关注，那就是“4321”现象，即在一所农村初中，一年级时是四个班，到二年级就变成了三个班，到三年级就变成了两个班，而最后到四年级就只剩一个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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