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大学体制的困境
——答《北京大学教学促进通讯》记者郭九苓、缴蕊问

陈平原

　　一、“大鱼前导，小鱼从游”：中文系的研究型教学模式

　　记者：非常感谢陈老师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今天想请您先谈一谈您自己教学上的心得体会。

　　陈平原：我主要给研究生讲课。这些课专业性比较强，与大学本科的基础课教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明显的差别。昨天周其凤校长跟我说，希望中文系把若干课程推到网上去，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开放。这个提议很好。但开放的只能是本科生的基础课或者通识课程，研究生课程不太合适这么做。以我自己为例，讲授的多是正在研究中的课题。老师一边自己做研究，一边给研究生讲课，学生跟老师一起成长，这样才能够保证学生接受良好的学术训练，且毕业后迅速进入学界前沿。但这么做也有危险，你讲的都是“未定稿”，不受版权法保护。中文系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某著名教授被人指责“抄袭”，可实际上不是他抄人家的，而是人家抄他的。他在课堂上讲授那些还没有写成文章的新观点及新思路，被听课的学生或进修老师提前写成文章发表了。这是个矛盾。在大学里当老师，不能老是炒冷饭，又必须学会自我保护。最好的状态是，开课时已有七八成把握，课后当即撰写成文。

　　每个人写论文的习惯不同。我从第一次与学生交流，到最后定稿，一般经过四五年时间的折腾。小文章可以一挥而就，大文章需要长期思考、仔细琢磨、不断交流，这样才能成熟。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不断修订、完善自己的思路，学生也能体会到老师思路的演进轨迹。这是一种“引导型”的教学模式。我曾多次引用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先生有关“大鱼小鱼”的名言：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游着游着，小鱼就变大鱼了。教师做研究的时候，提示学生这个题目的可能性及发展前景，还有基本的研究方法等。你做的课题，学生很可能一下子领会不过来，但思路上会跟着走，日后说不定有十分精彩的发挥。学生一旦选定某个课题，我就不做了，怕影响他们的视野，且必须腾出空间让他们表现。

　　记者：从学生的角度讲，怎么才能“从游”得更好？您曾经提到自己大四的时候有一种突然开窍的感觉。

　　陈平原：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有的人很早就开窍了，有的人永远不开窍。一般说来，在整个求学过程中，不断地寻寻觅觅，到了某个临界点，突然间会产生很大变化。有的因课题逼迫，有的受导师启发，有的是机缘凑合，有的甚至是因为自己的一场精神危机。一路走来很顺，没有什么挫折，不曾跌宕起伏，并不是好事情。

　　读书就像人生一样，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会有一个跳跃。我常引用鲁迅的《坟·题记》，要学会不无留恋地埋葬自己的过去，才能继续往前走。这种“跳跃”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多年积累，量变产生质变。我念硕士二年级时，撰写《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写完这篇文章，我感觉开始有了一点自己的思想及表达方式了。之前虽也发表了若干文章，但那都是蹒跚学步。这里没什么“秘诀”，只是在不断努力的同时，要有寻求自我突破的意识，不能沾沾自喜、故步自封。

　　记者：您开设的“学术规范与研究方法”反响很大，您能介绍一下这门课的情况吗？

　　陈平原：这门课已开了七年。当初是鉴于整个中国大学风气败坏，还有就是学生们不太会读书，也不知道怎么做学问，因此中文系学术委员会委托我开设这门课。这门课面对中文系三个专业七个二级学科的研究生，每年都有一百多人修习。学生来自版本目录、古文字、当代文学、文艺理论、明清戏曲、古代汉语、比较文学等不同专业方向，学识及趣味差别很大。原来我担心这门课很难吸引学生，没想到反响很好。很多人跟我说，这门课对他们触动很大，使他们不再把拿学位作为唯一目标，而是树立起一种学者的志向，一种学术精神。很多研究生原本只在自己导师的指导下阅读、思考，不习惯于从大的学术思潮以及知识谱系来反省。我逼着他们走出了狭隘的专业思路，思考各自专业知识的来源，反省教学体制，甚至涉及现有大学制度的得失利弊。这门课的作业，我每年都推荐十篇左右到刊物上发表，现在已发表了五十多篇。过两年，或许会编一本书，把北大中文系学生对学问的思考、焦虑与憧憬集中呈现出来。

　　至于怎么做学问，因人因时因地而异，而且，不同专业往往有不同的视野及趣味。但是，“技术”不是最要紧的，关键是养成真正的学者的心态、修养和境界。当然，这门课不是万能的，只要能促使同学们放宽自己的胸襟及视野，养成良好的学术趣味，就算成功了。

　　记者：上课以外，您如何对学生进行指导？

　　陈平原：我坚持了好多年，每星期跟自己指导的研究生吃一次饭，这或许是我教学上比较独特的地方。不是到酒店，而是上课之后，师生各自打来饭，在教研室里边吃边聊，或专业研究，或生活琐事，或热点新闻。偶尔也会带他们出去春游、秋游或学术考察。学生们处在成长期，有很多相似的感觉及困惑，说出来，互相交流，彼此都有好处。而且，在这种轻松的场合，更容易讨论一些即兴的、新潮的、大家都没把握的学术问题。我和夏晓虹老师各自指导的研究生因专业相近，组织了一个读书班，轮流做报告，互相切磋。我们有时也参加，但主要是学生们自己做。我说过，对于年轻学者来说，从同代人的论争及友谊中所收获的，一点不比从老师那里学来的少。

　　记者：关于开设读书班的做法在中文系的老师中普遍吗？

　　陈平原：没做过统计，但我知道，中文系有不少老师很重视课堂之外与学生的交流。有的集中读书，有的讨论问题，有的则是随意一些的聚会，只是不见得固定时间。

　　记者：您觉得北大中文系教学的主要特色是什么？

　　陈平原：注重相对艰深的专业课，这是北大中文系的一大特色。基础课学分不多，我们的重点是大量的专题性课程。通过若干必修课，给同学们建立一个大略的知识框架。但真正让他们理解各学科的魅力及精髓的，是一大堆专门性的选修课程。

　　记者：您觉得中文系的教学目前还存在什么问题吗？

　　陈平原：在“因材施教”方面，明显有欠缺。甲乙丙丁，各自天性及才情不同，高明的老师因势利导，针对每位学生的特点加以指点。做不到这么细致，起码讲课时多考虑学生的知识背景，本专业的课与外专业的课不一样，博士生与硕士生的要求也应该有差别。而现有的课程设计，对不同专业不同年级不同学力的学生的特殊性考虑不够。很多老师不怎么考虑学生的需求及接受能力，自己关注什么擅长什么，就讲什么。这其实不太合适。同是传道授业解惑，掌握基础知识与探索未知世界，是两种不同的工作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