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山高水低，安居乐业”：什么是好的教学管理制度

　　记者：北大中文系一直有优良的教学传统和治学风气。现在在市场环境的影响下，教育中出现了很多功利化的因素。系里有没有教学不太用心的老师？

　　陈平原：当然有，但要系里采取什么有效措施，很难。我担任中文系主任四年，任期很快就要到了，总结这四年没有达成的目标，第一条就是“以教学为本”无法真正落实。我能够解决教师必须上课的问题，但上课效果如何、用不用心，就不能保证了。这不是中文系的问题，也不是北京大学的问题，是整个中国大学的问题。我认识的国外教授，就教学而言，普遍比中国教授敬业。

　　当然，也有很多老师教学很认真。我有事找他们，不只一次听到这样的回答：换个时间吧，我下午有课，现在得好好休息，养精蓄锐。上课前要酝酿情绪，这样走上讲台时，才能以饱满的精神状态面对学生。我的妻子夏晓虹也是中文系老师，“中国古代文学史”这门课已经教了20多年了，每次上课前，她都还紧张，需要认真准备。一方面，北大学生很敏感，也很挑剔，你讲得好不好，他们心里有数；另一方面，教师们拒绝“老生常谈”，希望每次上课都能有新的思考，新的发现，新的表达。

　　现在的问题是，整个评价体系里，教学所占的比例太小了。我们往往更看重教师的研究成果，而不是教学态度。研究成果如何，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且容易有定评。至于教学好坏，相对来说比较“虚”。到了晋升职称或学术评奖时，除了一些极端状态，教学好坏不起决定性作用。这就导致了老师们普遍重科研而轻教学。大家都知道这个问题，但至今没有找到好的解决办法。

　　记者：那您看对于教学来说，有没有可能找到一种公平的评价办法？

　　陈平原：北大试验过两种办法。第一是请老教授听课，帮助把把关。这措施本来很好，但现在取消了。已经退休的老教授，或仍勤奋著述，或正颐养天年，如何保证他们参与教学评鉴的积极性，是个问题。今天的中国大学，不少退休教授生活比较拮据。早年薪水低，没多少积蓄，退休后收入锐减，生活压力大。所以，如果学校还想推行老教授听课制度，首先必须保证他们的权益。还有，如何保证他们的意见受到尊重，他们的经验得以发挥，并最终影响到我们的教学，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20世纪五六十年代，如何培养年轻教师，各大学都有明确规定。八十年代中期我刚工作的时候，还隐约可见这个传统。即每位年轻教师入职后，系里会指定一位老教师“传帮带”，直到几年后你能站稳讲台挥洒自如为止。今天不一样，招进来了马上排课，老教授没义务带，青年教师也没兴趣学。

　　第二个办法各大学都在实行，即让学生给老师打分。不同之处在于，有的学校所有课程都打分，有的则限于本科生及研究生的必修课。但这也有问题。因为大部分学生不是从教学目标能否实现，或自家学术成长的角度来评价课程，更多考虑的是好听不好听。有的课很好听，学生们上课时很开心，但没什么实质内容。有的课程本来就比较难，学生学起来很吃力，又拿不到高分，自然评价不高。所以，学生打分只能做参考。如果过分强调学生打分，会导致老师们都去开轻松的课，且尽可能给高分，以讨好学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既要拿高分，又不想影响学业，学生们于是“选修”比较善良的，“旁听”真有学问的。但凡学问好且要求严格的教授，其课堂上必有一半以上是旁听生，原因就在这里。

　　要求必修课的分数正态分布，这能解决部分问题。但仍有老师拒绝这么做，理由是他那门课学生特别优秀，且格外用功。另外，中文系开设大量的选修课，这些课程难易程度不一，全都要求成绩正态分布，也不太合适。

　　教学评估很难，但这不是教学管理的关键问题。我们必须承认，大学本就是山高水低，应该任凭学生自由发展。这是大学不同于中小学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只能千方百计“扶正气”，提倡好的，标榜高的。但如果希望“令行禁止”，那做不到，而且也不应该。我不太听校长的，中文系教授也不太听我的。这正是好大学的特点。反过来，如果校长、系主任特别有权威，一言九鼎，你一说老师们就都跟着做，那才是有问题的。因为，过分的“步调一致”，会导致一个系或者一个大学的风气跟着领导人的好恶而随风起舞，漂浮不定。北大不会倒，就是因为有一批很有个性、特立独行的教授。他们自有主见，不听你领导“瞎指挥”。我仔细观察过，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北大历经诸多摇摆，但主体风格始终没变，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北大管理很宽松，这确实也有问题。但适当容忍这些缺憾，恰恰塑造了我们相对自由的学风。我对学问比较挑剔。当系主任之后，很多人以为我会大刀阔斧地调整。我说不会的，应该是不断微调，小步快跑，这样才行。在北大这样的地方，即便你知道问题所在，也有好的对策，若急不可耐，硬要一夜之间扭过来，只能是“欲速则不达”。

　　记者：国外大学在教学评价方面有什么经验吗？

　　陈平原：从世界范围看，研究型大学评价一个教授厉害不厉害，主要不是看教书，而是看研究成果。北大从国外招聘著名学者，首先看的也是研究能力。我们的问题是一窝蜂，不同大学之间没有分工，因此也就没有自己的特色。以美国为例，文理学院和研究型大学不一样。文理学院专注本科教学，要求你首先是个好老师，然后才是一个好学者。研究型大学如哈佛、耶鲁等，确实更注重学术论文和著作，教学方面不像文理学院那么讲究、那么计较。人家是文理学院和文理学院比赛，研究型大学跟研究型大学竞争，中国则所有大学都按一个标准来衡量，这就导致那些很难量化的“教学”，在整个大学中的位置明显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