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北大现在的招聘是什么情况？就中文系来说，要招进一个人，能保证认准的这个人是有真才实学的吗？

　　陈平原：北大刚招聘进来的年轻教师，质量还是有保证的。问题在于，现有的北大教授并不都是合格的。而这些人做得再差，也是稳坐钓鱼台，你是无法解聘的。这是长期积累的问题，不是说改就能改的。为了避免动荡，北大现在只卡新入职的，希望十年二十年后，能逐渐调整到位。可北大招聘教师有两个不利因素：一是名额卡得太死，二是福利待遇比较差。别的大学雄心勃勃，谋求大发展，空额较多，且招聘著名学者时制度灵活，可提供优厚待遇。这两点北大都做不到，所以这些年我们流失的多，引进的少。

　　记者：为什么其他学校引进人才的优惠政策北大不会有呢？

　　陈平原：怎么说呢？校方很可能认为，你能进来就已经很不错了，“北大教授”本身就是一种象征资本。在美国，好大学必定为自己的教授提供好待遇。而中国的大学不是这样，你想进入好大学，就得相对收敛个人权益。这几年有变化，北大也在努力募集经费，提高教授的待遇。

　　我曾说过，不指望北大、清华能在制度上有所创新。因为这两所学校名气太大，外面看得很紧，一举一动都被报道，且被拿着放大镜拼命解读，故无论谁主政都不敢“轻举妄动”。另外，日常事务太多了，学校领导每人分管一摊子，整天忙得像没头苍蝇一样。而要做大的变革或制度创新，关系到政策界限以及很多人的实际利益，必须深思熟虑，从长计议。我们的校长书记们没有那么多时间精力，因此大都满足于维持现状，不出差错就行了。

　　记者：其实校长好像也有很多苦衷。

　　陈平原：你说的没错。我曾在中央党校为大学校长班讲课，校长们都说讲得很好，只有一位冒出一句：“可惜你没当过校长。”我明白他的意思，一是校长有很多现实牵制我了解，二是当了校长以后，想问题的思路就不一样了。

　　记者：您觉得现在我们面临的局面比蔡元培当年更复杂吗？

　　陈平原：那时的大学对政府的依赖性，远没有现在这么强。为了坚持自己的理想，蔡元培动不动宣布辞职--当然都被挽留了。现在有哪个大学校长会因为自己的教育理念无法落实而去跟上级主管部门叫板，说必须如此如此，否则我就走人？校长们大都想把大学办好，但前提是不要触犯自己的利益和地位。对于上级的指令，明知错误也不能反对，最多是消极怠工。当然，必须承认，今天中国大学的局面，比蔡先生当北大校长时要复杂得多。

　　记者：那么院系在用人方面的自主权在什么地方？我们中文系看好的新人，学校还会有额外的限制吗？

　　陈平原：是的，但我们会据理力争。去年我就为进人问题跟学校人事部争得很厉害，最后学校还是让步了。我一直感叹，一方面学校各职能部门的权力太大了，另一方面该管的又没有管起来。举个例子，南方一所著名高校评“逸仙学者”讲座教授，根本不跟院系商量，校长组织一个小班子讨论，再向若干著名学者征求意见，就这么定了。这样的事情，若让院系来讨论，必定打得一塌糊涂，最后伤了一堆人，效果还不好。如果招聘的是年轻教师，到底招什么专业，如何衡量，按什么标准录用，这应由院系来把握，不该交给人事部门裁断。学校的事千头万绪，哪些院系做主，哪些职能部门负责，哪些属于校长直接掌控，就怕理不清。若大家都管，肯定管不好。

　　记者：现在人文学科有一些老师对“尽量不留自己的毕业生在校任教”这个政策有意见，您是怎么看的？

　　陈平原：我是赞成这个规定的。没在院长系主任这个位子上呆过，对这个问题体会不深。允许留自己的应届毕业生，必定是院系里谁强势谁说了算。老教授说要立“学统”，名教授说要建“团队”，中年骨干则不冷不热添上一句：课总得有人上吧。这么多专业方向，各有各的需求，各有各的趣味，你听谁的？再说，博士刚毕业，成果一般不太多，不同专业的教授很难一致认定谁最有发展前途。为了坚持这一制度，看准好苗子，可以送出去做博士后，再招回来。这些年中文系招聘进来的年轻教师，好多是北大毕业的，只不过都经过了一番外面风雨的洗礼。当然，这么做也有回避矛盾的意图。若允许直接留校，必定演变成为“拼导师”，进一步激化院系内部矛盾，影响教师之间的团结。最好的办法是，若干名校联合起来，达成某种默契，选才时互相支持，也互相通融。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