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外部评审，国际视野”：学术评价与人才建设

　　记者：学术评价制度肯定是大学教师的指挥棒，下面想请您进一步谈一下这方面的问题。为什么现在我们学术评价会有重数量、轻质量这种现象呢？

　　陈平原：主要原因是大学看重排名，而要提高排名，就得靠数字。只有统计学上有用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果”。这一思路还催生了一系列的奖励机制。当下中国，很少院系像北大中文系这样，坚持不额外奖励发表论文。因为我们认为，学问是做出来的，不是奖出来的。很多大学明文规定，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或《文学评论》上发表一篇论文，奖多少多少钱，明码标价，保证兑现。从事科研并发表论文，本是教授的天职，一旦按篇奖励，老师们就会追求数量，整个学校也就会更加偏重科研而忽视教学。

　　因看重大学排名，每个大学都很在意自己的文章数。之所以规定博士生硕士生毕业前一定要发表论文，也是这个缘故。据说复旦校长曾想取消这个规定，后来还是不敢。为什么？以北大为例，每年的SCI论文数，将近70%是学生做出来的。这你就不难理解，各大学为何明知不合理，却还在拼命压学生们发表论文。论文数量一旦落下来，排名、声誉、经费、项目、招生等都受影响，校长不敢承担这个风险。

　　这样一来，大学越来越像研究院，校方逼着老师们以成果而不是教学为主要职责。即便知道某教师根本不把教学放在心上，只是对付着讲一点儿课，但如果他的专业做得好，院长系主任根本不敢批评，甚至还得多多表扬、奖励。你的指挥棒明摆在那里，怎么能怪老师教学不用心？

　　记者：国外如何评价教授的学术水平？

　　陈平原：国外大学主要在选拔人才和晋升职称这两个关键环节严格把关。他们也主要看研究成果，但第一，不像我们这么强调数量；第二，并非校内评审，而是在全世界请有信誉的同行来评议。

　　记者：国外大学教授平时没有发论文的压力，会不会反而出现偷懒的问题？他们是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

　　陈平原：这就看主事者的眼力。看准一个人，愿意给他多少薪水，那是根据他以前的学术表现。一般情况下，好学者大都形成了工作习惯，是停不下来的。当然也有看走眼的，高薪聘来了，可再也做不出好成果，或突然生病，或兴趣转移，或江郎才尽，这些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但评价一个制度的好坏，不能只看它有什么漏洞，更重要的是看它发挥的积极作用。终身教授制度（tenure）可以让一些人持之以恒地做他感兴趣的东西，这样才有可能出真正有价值的、甚至是划时代的大成果。我们现在年年评估，逼着老师多出成果，单看数字，确实突飞猛进，但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不多。这不仅催生了很多垃圾论文，还怂恿或间接造成了学界的腐败。

　　记者：国内实行外部评审会有什么困难吗？

　　陈平原：如果若干所著名大学联合起来，互相评鉴，做得好的话，也可以比较公正。我相信中国还是有一批认真执着、有很好的学术眼光及胆识的学者，但前提是必须保密。今天的中国学界，任何评审都无法保密。比如今天下午院系学术委员会开会，评审教师职称，会后五分钟，就会有人打电话来责问：你为什么在会上说我的坏话？不止院系如此，学校乃至教育部的内部会议，也都迅速传到当事人耳朵里。传话的人，有的是邀功，有的是推卸责任，有的讲哥们义气，有的纯属为了把水搅浑。会上说好要保密的，但实际上做不到。如果严格界定，哪些该保密，哪些可公开，严格查处那些违背职业伦理者，则中国学界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记者：既然评审不能保密，那您是否赞成干脆实名评审呢？公开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公正。

　　陈平原：我是主张重要的奖项应该实名评审的。就像诺贝尔奖一样，评委就这些，评好评坏你们承担责任。其实，重要的奖项，实名比匿名好。你还没接到通知要当评委，就已经有人打电话来“拜托”了。考虑到“面子”、“人情”、“关系”等中国现实问题，一般性的评议也就算了。但重要的奖项，我建议公开评委姓名以及各自的评审意见。

　　还有，评职称是个大问题。眼下中国大学评职称，基本上采用名额制，且以内部评审为主。比如，今年人事部给中文系两个教授指标，你可少评，不能多评。至于各院系教师水平如何，年纪多大，这些都不管，指标说了算。不要说欧美著名大学，连港台各大学也都实行外部评审，合格了就晋升，没有名额这一说。而我们则主要看名额。因此，学问要做，但“经营”人事关系更重要，比如师承、辈分、人缘等，都将直接决定你的前程。这明显不利于那些学业专精但性格内向、“比较纯粹”的学者，且容易助长院系内部“拉帮结派”的风气。我再三给校方建议，希望北大早日取消计划经济色彩浓重的名额制，改为采用外部评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