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改革让教师愁于生计
待遇低，其实并非中国独有的问题。英国高校的教师同样长期收入不足、薪酬增长缓慢，并长期抱怨不满。过去十年中，不少专业的教师数量出现负增长。英国大学雇主协会(UniversitiesandCollegesEmployersAssociation，UCEA)曾进行过一次调查，发现相对于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牧师和体力劳动者，高校学术人员的招聘难度更大。
针对调查情形，UCEA向英国高校提出改善建议：广开招聘门路，制订职业规划，设立奖励基金和晋升职位，减少教学负担，增加非货币薪酬，等等。
这些措施中的很多在中国暂时派不上用场。原因在于，中国高校仍处于给教师“增负”而不是“减负”的阶段，面对过度市场化和教学科研质量低下的指责，它们急于通过各种量化指标挽回教师的工作量，也挽回自己的声誉。
“现在的情况是，学校以绩效指标争抢教师的精力。它们定很高的学术指标，试图抑制教师们的市场化倾向，结果是两方拉力共同撕碎着教师有限的精力，‘应付’成为了高校的常态，最终受损的是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未来。这是一种很可怕的‘恶性循环’，必须扭转。”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科院教授张荆告诉记者。
他承接了北京市教委的一个课题，研究高校教师的收入与激励机制。课题报告将高校迄今为止市场化改革的目标总结为两个：激励教师的活力和积极性，减少政府财政对高校的支持。
但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改革却引发意想不到的副作用：财政对高校教师的直接支持被过分压缩，使得教师，尤其有养家压力的教师，必须另辟财路；而激发积极性的机制效果太好，让教师内部出现剧烈的收入分化，收入位居两端的人更加“无心向学”。
“感谢此次调查能够有机会反映‘60后’女性对收入的认识。……基本工资收入与现在新就业同单位员工相差无几。在社会整体方面上，与我同龄、同学历、同等职称的人群相比，我的收入水平属于最低。”有教师在问卷中写道。
另一位参加座谈会的教师则谈起本校一名年轻博士，月收入只有3000元，租不起学校附近的单元房，只好与人合租了一间地下室。学生们问他住在哪里，他吞吞吐吐，说住在一个很远的地方。
此次调查回收了来自北京11所市属院校、7所部属院校的1647份有效问卷。统计显示，教授中收入最高的10%，比最低那10%的年收入多出5倍。而如果只论个体，这个差异将更为极端：教授2010年的年总收入(不含股票、赠与等)最低者只有4.95万元，最高者为79.7万元，是最低者的16倍；讲师中收入最高者可为最低者年收入的26倍，最低者年收入仅2.2万元。
对在这种境遇下生存的高校教学科研人员而言，挣外快一事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行性。即使此时学校的考评指标加码翻倍，也要让位于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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