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李均先生在此问题上进一步提出：

　　判断两校之间的历史继承关系，还应遵循“整体继承性原则”，即应该综合考虑学校整体的继承关系，而非个别因素的继承关系。在各因素中，主要考虑是学校的核心因素，而非考虑学校的次要因素。何谓“学校”？乃教师和学生为了某种培养目标组合而成的教育组织。从此定义可以看出，教师、学生和培养目标（包括学校性质和办学层次）是学校的核心因素，校址、校舍、校名等则是学校的次要因素。因此，判断两校是否有承接关系，严格意义上应综合考虑教师、学生、学校性质和办学层次四因素的承接关系。当然，该学校主观上是否认为与早先学校具有继承性，也是一个因素。至于校址、校舍因素，笔者认为则基本可以不考虑。因为在同一校址办学的两所学校未必有继承关系，这好比李家在这栋房子住了20年后搬出，张家接着住进来，两家显然无任何继承关系。

　　参考上述原则，具体考察方言学堂与武昌高师的历史，我们不难得出结论——除了校址与校舍方面的间接继承关系外，武昌高师与方言学堂之间可以说没有任何直接的实质性继承关系，从根本上说，这就是两所完全不同的学校。现就组织与人员、学校性质和办学层次等方面逐一分析如下：

　　首先，就组织与人员来看，方言学堂停办后，原有组织机构已不复存在，学堂师生自然也要自谋出路，流散各处。而武昌高师的建立，则是教育部另外派遣（用现在比较时髦的话来说，大概可以叫作“空降”）了一批与原方言学堂毫不相干的人士来创办一所新的高校，教职员是重新聘任的，学生也是重新招收的，而不是批量接收旧方言学堂的原有师生。如果我们将现在所能找到的方言学堂停办前夕与武昌高师创办初期的师生名单进行对照的话，就会发现这完全是两批截然不同的群体，而仅仅只能勉强找到极个别在方言学堂和武昌高师两所学校都工作或学习过的师生之个例。如德国人格拉塞，曾在方言学堂教授德语，后来又先后在武昌高师、国立武昌商科大学、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国立武昌大学、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和国立武汉大学教授德语，直至1938年卸去教职。他在国立武汉大学任教期间，其个人履历中与中国有关的内容为：“历任……武昌方言学堂高等师范武昌大学商科大学中山大学教授等职。”（原文无标点）试问，仅凭格拉塞的这份简历，我们能得出方言学堂与武昌高师为一脉相承的同一所学校的结论吗？！再如著名历史学家沈刚伯（1896－1970），11岁时（1907年）进入湖北方言学堂学习，18岁时（1914年）又考上武昌高师英语部，1917年毕业，就其求学时的年龄与具体学习经历来看，与其说他一直是在同一所学校学习，还不如说他是从方言学堂这所中等学校肄业后，又“升学”到了武昌高师这所高等学校更符合事实一些！而除了这两个不具有任何说服力的个例外，方言学堂与武昌高师便不再有任何人员上的关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