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武昌高师的绝大多数师生校友，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均未明确认同方言学堂为本校前身。

　　武昌高师时期，在学校的各种出版物中，除了在提及校史时简要交代本校的校舍是沿用原方言学堂的校舍之外，学校从未明确承认方言学堂是本校的前身，也就更不用说将校史追溯到方言学堂乃至更早的自强学堂时期了。1916年12月，武昌高师校长张渲在为该校第一届毕业生的题词中明确提出：“本校创自民国二年，为国立六高等师范学校之一，今第一期诸生将毕业……”1918年11月，武昌高师还举行了建校五周年纪念活动。所有这些，均与早已停办的方言学堂没有任何关系。

　　在武昌高师早已成为历史之后，1962年，该校第一届毕业生王郁之在其遗作《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纪略》中，仍明确提出该校成立于1913年。1963年，同为武昌高师第一届毕业生、后来终身在武汉大学任教的著名数学家曾昭安教授，却曾提出过一个标新立异的观点：“武汉大学从高师算起，到今年恰是五十年，如从自强学堂算起，是七十年，从两湖书院算起是七十三年，再若从江汉书院算起，就更有将近六百多年的历史了。”由此可见，曾昭安教授对武汉大学校史的追溯方式本身就是非常随意、毫无章法可循的，实不足为凭，否则的话，到了2019年，我们武汉大学岂不是可以举办650周年校庆了？！o(∩_∩)o

　　直到1988年，武昌高师校友郭述申仍在其回忆文章中声称：“武汉大学的前身是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简称武昌高师），创建于一九一三年。”只不过，到了1993年，武汉大学举行百年校庆期间，郭述申校友发来贺信，明确提到了“母校100周年校庆”，但这显然只是礼节性地认可了校方自行更改建校年代的行为，并不能完全代表其一生中坚持了数十年的最初的真实想法。

　　在这里，笔者想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前身”一词，有着严格的定义，是不能随意滥用的。一所学校要追认自己的“前身”，也应当有明确的标准和规则可循。所谓“前身”，原本是佛教用语，指“轮回”前的生命，而在现代汉语的语境中，它被解释为“事物的上一个状态”，或者“事物演变中原来的组织形态或名称”。换句话说，如果某一事物的状态发生了某些变化（比如更名、重组等），那么它变化前的那个状态就构成了变化后的那个状态的“前身”。也就是说，“前身”这一称号成立的前提，便是前后不同的状态从属于同一个事物，而如果将两件本质截然不同的事物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即使在时间上有先后联系，也是不能用“前身”来描述的。就武汉大学的校史追溯问题具体来说，抛开繁琐的历史考证不论，单从逻辑上讲，武汉大学的建校年代能否从1913年继续向前追溯，关键便在于我们能否证明方言学堂与武昌高师其实是同一所学校，是同一件事物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所呈现出的不同表现形态，但客观事实却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无懈可击地证明这一点！恰恰相反，方言学堂与武昌高师之间，除了校址和校舍这一最为次要的因素外，基本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继承关系，从本质上说是两所完全不同的学校，我们就算能继续挖掘出这两所学校之间更多的历史渊源，也无法从根本上动摇和颠覆它们分属两件不同事物这一基本事实！因此，“前身”之说，并不适用于方言学堂与武昌高师的关系。依据基本史实，我们顶多只能说方言学堂的校舍是武昌高师校舍的“前身”，却不能说方言学堂这个学校本身也是武昌高师的“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