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教育报记者对100名四川考生家长的随机调查显示，65％的家长对为有过见义勇为行为的学生加分投档的做法，表示反对。

　　采访中，考生家长严先生认为，用高考加分考大学这种杠杆去丈量道德高低的做法不够理性，也可能带来德育功利化的后果，甚至可能会让学生为“利”而见义勇为，使政府试图大力倡导的“见义勇为”异化成了“见利勇为”。

　　支持德育加分者则认为，给见义勇为学生加分的初衷很好，能为社会传递正能量，但加分分值不宜过高，加分过程也应当公开、公正、透明、规范。

　　对于高考德育加分存在的两种不同观点，印证了本报从全国6省市回收的1327份有效问卷的调查结果。在1327份有效问卷中，31.56%的受访者认为，给见义勇为学生加10至20分，“有利于培育学生的社会责任感”；68.44%的家长受访者认为，这项政策有可能导致新的社会不公平，考查学生德育不能通过这种手段，况且中学生不是成人，国家不能通过高考加分来鼓励未成年以身犯险，有违相关法律精神。

　　这意味着早已适应了以考分为高考招生“硬杠杠”的中国家长，对于像思想品德、社会责任感等高考科目之外的学生“柔性素质”评价，仍然存在较大的怀疑。这种民意现实在一定程度上也对今后围绕高考加分政策所进行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提出了新的要求。

　　对于考生思想品德、见义勇为行为、社会责任感等非考试科目的评价，此次的调查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现象：虽然在是否赞成在高考中给有过见义勇为行为的考生加分问题上，有近三成的受访者表示赞成，但是，包括赞成给见义勇为学生加分的家长在内的超过90%的受访者却认为，德育加分不要太过狭隘，可以根据学生日常生活中的表现给予相应的考核。对于教育来说，比德育加分更为重要的是，学校教育要教会孩子掌握应对危险的基本技能，比如开设游泳课，让学生掌握科学的消防安全知识，让学生学习在危险面前如何有效处置，尽量避免生命财产受到损失，在保护好自己的同时能帮助到别人。

　　根据我国现行的高校招生考试惯例，能享受高考加分或降分录取政策的受惠对象，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学生、退伍军人、港澳台学生、烈士子女、体育艺术特长生、学科竞赛绩优生、思想品德表现突出者、受政府表彰的优秀青年等，在不同时期，加分或降分幅度有差异。

　　既然我国的高考招生有给道德加分的惯例，那么，广受社会争议的德育考查究竟如何进行科学评价？如何与考试制度对接呢？

　　“我相信，各地设计高考加分政策的初衷，是为了弥补现行高考制度的不足，但是我们不能将高考加分简单地当作一种奖励性的社会治理措施。高考的本质功能只是要把不同类型考生的素质测量出来。”湖北某部属重点大学招办负责人认为，“比如，学校或招考部门完全可以在考生的电子档案上加注一个‘备注栏’，将考生曾有过的见义勇为举动及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等行为标注出来，供招生院校参考。”

　　“政策制定必须是客观的、可以把握的，应避免主观因素的过度影响。”该负责人说，“国家和各省、直辖市招生行政管理部门只需要制定好相应的制度‘红线’，并做好招录过程中的全程监管和后期审查工作，各招生高校就会为了各自办学声誉、办学理念，在制度‘红线’规定的范围内自主选择适合学校培养目标的考生。”

　　浙江省政府研究室社会发展处处长黄辉说，为见义勇为行为加分政策的出台有其历史背景，在宏观导向上要“扶弱”，在倡导见义勇为的同时，还要体现权力的约束性、制度选择的唯一性，不能把社会责任转移给高考。如果其他制度能解决的，就尽量不要通过高考这一“指挥棒”来调节。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