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半年后，我爱人说，这条路走对了。”夏延刚挺欣慰，“那一年里，孩子对自我的认识有了飞跃的变化，体育锻炼让他身心受益，如今，儿子还跟我说，有机会还想去部队里锻炼。”最明显的变化是，当时13岁的他，个头一下子从1.64米蹿到1.75米。

　　第二大变化体现在孩子的自强自立意识上。“他每天去打乒乓球、学泰拳，最开始是我开车送他去。有一天他对我说，爸爸，以后你不要再送我了，一是车烧油贵，二是你自己也有事，我自己能坐公交车搞定的。”这话，让做父亲的很欣慰。从此放手让孩子独立，“发现放手后孩子做得很好。回家后自己的鞋子、衣服都自己洗，还要帮父母煮饭、买菜。”

　　有一件事让父母尤为印象深刻，“有一回训练很晚回来，他把楼下一个婆婆的菜全买上来了。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这样老婆婆就可以早点回家。”从学校的按部就班中暂时“解放”出来后，夏延刚认为儿子正在经历“接地气”的生活教育，“人这一辈子，就是应该要感受到不同阶段的生活的快乐，这些积极、健康、向上的东西。素质教育不是就体现在走进实实在在的生活吗？”

　　第三大变化是孩子的自我管理方面。乒乒那一年学习并未放松，而且从过去被动的学习，变成了一种主动学习。“每次到学校旁听课程回来，他都会清晰地告诉我们，自己哪些方面没有弄懂，哪些非常有兴趣，很想钻研明白。”

　　夏延刚觉得，这不就是自己“冒险”让孩子暂停学业的初衷吗？“虽然当时有点被逼无奈的感觉，但这一年，对孩子来说，是终身的财富。”

　　对话

　　晚报：若孩子不是5岁上了学，你敢为她暂停学业一年吗？

　　常立新：那我也敢。年龄不是动因。

　　晚报：“那一年”孩子的收获，你们觉得不能“正常”地在学校完成吗？

　　常立新：我孩子最大的收获在“悦读”。个人认为，这在学校很难完成。进入中学后，孩子们的压力一年比一年大，围着考试转，很难轻松地、大量地去读自己有兴趣的读物。而我认为，“悦读”是可以解决人学习成长中的很多问题的。

　　夏延刚：让孩子感受生活的点点滴滴，说实话，我觉得在目前这种考试体制下，完全不可能实现。上中学后，孩子们每天非常累，读书、考试成为了孩子甚至是家长的全部，孩子们的精力不够。

　　晚报：如果你们不是教育体制内的人，你们还会有勇气去这样做吗？你们不会担心他（她）的升学问题？

　　常立新：首先，我从来没有想过让她去那些大家都趋之若鹜的学校，对她没这个期望。其次，我觉得凭她现在的状态，是能够考上我觉得也还不错的学校的。

　　夏延刚：儿子2013年恢复了学业。但就算是我在教育体制内，这个转学的手续办起来，也没有我此前想的那么简单，经历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作为一般的家长肯定不敢这么做。

　　晚报：非专业教育人士的其他家长，也能像你们这样吗？

　　常立新：正是因为做教育，我对自己“诱导”孩子的能力很自信。其他家长还是不能轻易尝试。

　　夏延刚：我们了解儿子，知道他的优势、特长和短处，作为父母，还是自信的。

　　记者手记

　　珍贵的“那一年”

　　这是几个有意思的个案故事。三个知名的学校校长、书记，让孩子在中学前后暂停学业。我相信，每个人会对这样的教育故事有各自不同的解读。

　　回顾三位校长书记让孩子暂停学业的一年，你会发现，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一是父母对自己的教育引导能力和经验充满了自信；二是这一年其实孩子们并不是没有学习，只是停下了学校按部就班的课程训练，转身投入到更为广袤的学习空间中去，愉快主动地去学习；第三，虽然这三位家长都具有体制内的优势，但他们对孩子的期望值并不是一定要考取名校，反而他们希望孩子更能在日常的生活中找到价值和乐趣，在广阔的天地中寻找着真正的“学习之道”。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可以被解读为现行教育制度的“反叛者”、“呐喊者”。但同时，也可以说，他们是一群希望教育回归生活本质的追求者和探路人。

　　在我个人看来，这是教育事业的进步。无论家长还是校长，对自己孩子的成材标准，已经不是过去几十年主流的“考清华、北大”，然后“出人头地”这样的教育目标，反而都发自内心深处地渴望着，孩子能够真正成长为一个身心健康的人，能在珍贵的成长期享受到学习和生活的乐趣，能学会自我管理和对社会的担当。这难道不应该让我这样的教育观察者欣喜吗？我看到，在社会进步、个体条件越来越好的情况下，大家对孩子教育的选择越来越多元，社会对这样“离经叛道”的选择也越来越包容。一个社会，让人有选择，这是多么重要。

　　这或许是一条暂时还很小众的教育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