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窃听”在幼儿园中搅起一片“风云”，势必会增加家长与教师间的隔阂，拉大信任裂痕。对教师而言，家长设计的“窃听圈套”，无异于猜疑情绪的表露，这种不信任，不免让他们心头生梗；而一言一语都被录下来，成“呈堂证供”，也意味着有隐私被窥的风险。

　　而家长的敏感与多疑，或许也与“虐童案”带来的心灵阴影有关。当虐童的屡禁难止，昭示着儿童保护的脆弱与司法不及，家长们绷紧弦儿，是在所难免的事儿。当儿童权益的保护网还很破陋，幼师业又乱象频发，家长必然会多留点心。据报道，温州“虐童案”被曝光后，就引发了后续效应：许多家长对孩子“诱供”，偷偷观察幼儿园，防止孩子“遭毒手”。

　　“虐童案”激起的警惕，对信任生态的冲击是显然的。而事实上，在陌生人社会，在人际隔膜与伦理秩序不彰之下，信任支点松动。对幼儿园老师“窃听”，不过是信任匮乏的一道剪影。

　　时下，“摄像头”“录音笔”依赖已然成为社会信任度流失的现实写照。它营造了一种隐性的制衡环境，谁若逾矩，就会被拍下，摄像头犹如“目击证人”角色的技术延伸，利于还原真相，起到了震慑违法违规的功用。但与此同时，它也会加剧人的安全感减弱，毕竟，它是基于“隐私让位于防范”的一种安排，当人们处在“被监控”状态下，隐私的无处逃遁、信任的下滑，几成必然。

　　对摄像头、监听器的依赖，是猜疑和信任流失恶性循环的投射。幼儿园上演“谍战”，其中暗藏的紧张与对立，不是人际相处的应有状态，也只有重拾温情，植入契约化的道义约束，信任才不至于在人人互相堤防的内耗中消失殆尽。（佘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