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是“课堂”，还是“书斋”
谈及某某“大师”，一般是以“著述”为标志。对于大学教授的“正业”，即所谓“传道授业解惑”，其实没有充分重视。有人口才好，讲台上挥洒自如；有人内秀，更喜欢在书斋里笔耕不辍。二者兼得当然最好，若分而治之，前者必定吃亏。
在众多辅仁大学教授中，1938年方才从燕京大学转入的顾随，以讲授古典诗词见长，当初并不耀眼，日后因弟子叶嘉莹等的大力阐扬，方才广为人知。
特定的政治环境（抗日战争中的沦陷区），特定的文人心态（保持传统士大夫气节），配合特定的教学内容（中国古典文学），顾随课堂内外挥洒自如，吟诗、填词、编杂剧，深深吸引那些热爱古典诗词的青年学生——包括日后为阐扬老师声名不遗余力的叶嘉莹女士。至于学术著述，非其所长，也非其所好。
其实，课堂讲授与书斋著述之间，存在很大差异。选择“一如上堂讲课”，必定偏于鉴赏，而这在重考据讲实证的国文系，很不吃香。相比步步为营的“论著”，顾随更擅长的是天马行空的“口说”。新中国成立后，顾随努力转型，撰写“正规”的学术论文，但实在不精彩。换句话说，顾随的性情与学养，不太适应西式论文的写作风格。
关于顾随的讲课风格，叶嘉莹《纪念我的老师清河顾随羡苏先生——谈羡苏先生对古典诗歌之教学与创作》一文写道：“先生之讲课，真可说是飞扬变化，一片神行。先生自己曾经把自己之讲诗比作谈禅，写过两句诗说：‘禅机说到无言处，空里游丝百尺长。’”
以“谈禅”的方式“讲课”，“飞扬变化，一片神行”，现场效果肯定很好，但不是所有学生都能适应。对于有悟性且对古典诗词有特殊爱好的学生，这种课，确实终身难忘。
回溯百年中国大学史，谈及某某“大师”，一般是以“著述”为标志。对于大学教授的“正业”，即所谓“传道授业解惑”，其实没有充分重视。有人口才好，讲台上挥洒自如；有人内秀，更喜欢在书斋里笔耕不辍。二者兼得当然最好，若分而治之，前者必定吃亏。因为，在现代中国大学，教授在课堂上表现如何，只关涉茶余饭后的闲谈，很少作为评价人物的主要标准。这也能理解为何在叶嘉莹奔走呼吁之前，顾随长期被中国学界遗忘。从学术史上看，顾随确实算不上“大家”；可如果引入教育史的视野呢？重视且擅长“讲课”的顾随、叶嘉莹师徒，给我们出了个难题：所谓的“文学教育”，重点到底在“课堂”，还是在“书斋”。
近三十年来，奔走于世界各地，为大众宣讲中国古典诗词的叶嘉莹，其讲演颇有乃师之风。据其自述，无论讲诗讲词，她明显地重“性灵”而轻“学问”：“一般说来，我自己对于讲课本来就没有准备讲稿的习惯。这倒还不只是因为我的疏懒的习性，而且也因为我原来抱有一种成见，以为在课堂上的即兴发挥才更能体现诗词中的生生不已的生命力，而如果先写下来再去讲，我以为就未免要死于句下了。”
这种不写讲稿、即兴发挥的“表演”，难度很大——需要特殊的记性，方能随手拈来；需要丰富的譬喻，方能生发开去；需要生命的体悟，方能入情入理；最后，还需要自家创作的经验，方能真正领略与阐发古典诗词的妙涵。对于叶氏深入浅出、生动细致的讲演，同门史树青、刘乃和均赞叹不已。目前坊间广泛流传的各种“迦陵讲演集”，或许不入专门家的“法眼”，但对于传播中国文化，尤其是引领中国人进入古典诗词的幽深境界，意义非同小可。
在追怀中获得方向感
所谓“教学”，包括教与学、习与得，整个活动的关键，不是教师的表演能力，而是学生的收获程度。这点决定了课堂不同于剧场，好看之外，还得实现特定的教学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引入学生的视野十分必要。
任何文学课堂，都是由教师与学生共同构成的。教师不是面对空白的墙壁说话，学生也并非毫无反应，真实的课堂上，不管采用何种教学法，师生之间多少总有互动。但在已刊的各种回忆录中，往往只见教师忙碌的身影以及慈祥的笑容，至于学生则成了纯粹的听众。这是因为回忆录这一特殊文体，决定了学生们仰视的目光。不否认当初的课堂上，师生本就不平等，掌握“话语权”的教师，凭借讲台“高高在上”，一直处于有利位置。但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获益的主要是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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