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太会讲课的沈从文，可以被称为“好老师”？因为，“到教室听他的课，甚感吃力，似乎学生听得吃力，他也讲得吃力”；可私下里接触，每次晤谈，聊及文学话题，“都是一次愉快的享受”。

　　作为已经成名的小说家，有生活体会，有文学感觉，有创作经验，这就够了，不一定非卖弄“文学概论”或“文学史”不可。

　　假如真像汪曾祺说的，“沈先生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而这种课后的“谈天”又有利于学生写作能力的培养，何乐而不为？汪曾祺于是呼吁：“我希望现在的大学里教创作的老师，能用沈先生的方法试一试。”问题在于，今天中国的大学中文系，有多少像沈从文那样经验丰富的作家，又有多少愿意因材施教的教师？

　　回到开头的提问：创作到底能不能教？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以及上世纪50年代北大中文系主任杨晦，都有“中文系不培养作家”的名言。我的辩解是：“作家需要文学修养，但个人的天赋才情以及生活经验，或许更为关键。古往今来的大作家，很少是在大学里刻意培养出来的。再说，北大中文系承担培养语言研究、文学研究、文献研究专家的任务，倘若一入学便抱定当作家的宏愿，很可能忽略广泛的知识积累，到头来两头不着边，一事无成。”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还能找到像沈从文那样认真执着的文学教授吗？

　　至于沈从文本人，二十年后，怎么看待当初在西南联大的教学活动？沈从文写信给在上海师范学院任教的老朋友程应鏐：“你能有机会教作文，我觉得极可庆幸，为学生得好教师庆幸。务望十分热情十分耐烦十年八年作下去，对国家有益，有长远利益，事情十分显明。我可惜年老了，也无学校可去，不然，若教作文，教写短篇小说，也许还会再教出几个汪曾祺的。”

　　“务望”这句话，沈从文是加了着重号的，可见其对于“教作文”一事确实看得很重。有沈—汪师生的“前呼后应”，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关键不在“写作”能不能教，而在谁来教。 1 2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