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大学校长工作本身很繁忙，既要管理学生及教师职工，还要常常奔赴国外或其他学校参加会议等。曾有某高校校长助理说，“校长一年在学校的总时间不超过3个月”。因此，校长在管理好学校的同时，再花精力去进行科研和教学，结果是两者都没有做好，尤其是学术研究和教学，很多校长往往只是“挂名”而已。

　　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大学，大学校长是由对大学理事会(或董事会)负责的校长遴选委员会公开遴选出来的。因此，在选拔校长时，更关注其是否具有胜任校长的能力(包括是否懂教育、懂教育管理，有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而不是首要考察其是否有一流的学术能力，在考核、评价校长的业绩时，只考察其担任校长职务的业绩，而不会关注其进行的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工作。这一选拔、任命和评价机制，有利于校长走向职业化。同时，从利益回避出发，一些发达国家明文禁止学者担任大学校长后继续从事学术研究；没有明文规定的，学者一旦担任校长，就将减少或不再从事学术研究，这已成为校长们遵守的惯例。“这是现代大学制度对校长职业化的基本要求，只有如此，校长才能全身心投入到学校的管理中，同时也切实推进行政权和教育权、学术权的分离。”熊丙奇说，如哈佛、牛津等一些国际知名大学，大多实行校长“职业化”，校长在担任管理职务时，不再搞科研、带学生。

　　近年来，大学“去行政化”的呼声此起彼伏，但收效甚微。温家宝总理曾明确提出：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也多次表态，要逐渐改变政府对学校的管理。或许，理清校长一职的影响力边界，规范其职业化，是解决高校去行政化这一难题必然要迈出的一步。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某高校系主任郭老师告诉记者，大学校长不是一个纯行政的管理，必须有一定的学术性，才能带领大学里面的学科带头人，才能推进学校的学术发展；如果大学校长纯粹做管理，而不懂学术，不了解前沿，也是不行的。“董奇在儿童心理学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很高的学术成就，他还可以往前走一步，放弃是他个人作出的选择，不见得每位校长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