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监护干预要提升到国家层面

　　随着时代的发展，对未成年人的监护，早就不再属于私事，而成了公共事务；不再是单纯的家庭事务，而成了与国家发展、儿童发展息息相关的大众事务。一个成熟的国家就应该为孩子提供温馨、安全、有爱的监护监管，通过自身监护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责任意识的强化、监护意识的科学化和专业化，给孩子提供健康环境，比如欧美一些现代监护制度发达的国家，已从“家本位”转向“子女本位”。自家的孩子也是国家的财富，管教自家孩子不再只是“家事”，而要受全社会监督。美国《防止儿童遭受虐待法案》中有明确的“强制报告”制度，即与孩子接触的人员，如邻居、医生、教师、卫生保健人员等，只要怀疑儿童在家庭中可能遭受暴力就可以报告相关机构。

　　中国是一个受封建制度影响深远的国家，虽然诸多法律强调了对未成年人的监护和管理，不少家庭仍将孩子当成私有财产，监护孩子就是“家务事儿”，如果父母的监护能力不够高，比如崇尚“棍棒教育”等，就容易造成代际关系紧张、监护不力。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过去5年广州儿童死因的监测显示：2008年到2010年，每20个广州户籍儿童伤害死亡事件中就有7例发生在家庭，占35%，比公共场所地点儿童伤害死亡事件的发生率高出一两倍，暴露了我国在未成年人监护方面存在较大缺失。

　　1987年制定实施的《民法通则》规定，父母死亡或失去监护能力、没有其他人担任监护人的情况下，由父母所在单位、居委会或村委会、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由于不是“强制性兜底”，这种所谓的“法律兜底”总会被强悍的“家务事务观”绊倒，造成监护虚脱。《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对不良监护者，“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依法另行指定监护人”。现实中因为监护不力、不良而被撤销“监护人资格”的却很少，影响了社会监护水平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