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焦点:
规范详尽,可操作性有多少?
尽管规范详尽,但北京市丰台二中副校长陈维贤却认为,意见的实施效果堪忧,“师德本身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概念,没有明确的指标体系可以衡量。谁师德高尚、谁师德低下很难简单评判。而如果解决不好由谁评价、如何评价的问题,很容易出现教育观念的异化。单纯交给教育部门评价,会不会变成走过场?交给学生和家长评价,会不会说重说轻都不行,重了家长不领情,轻了达不到教育效果。”在他身边,对意见落地“持悲观预测的并不是少数”。
在很多人看来,解决师德滑坡问题,板子不能只打在教师身上。
“社会的浮躁风气对教师的影响太大了。”暑假回老家的经历让陈维贤感慨至今,“原来的同事都在家里偷偷办班,一个假期轻轻松松赚十几万。看到我们这种兢兢业业教书、拿死工资的人反而有些诧异,觉得我们才是另类。”
“除了极个别恶性事件外,‘红线’划定的违反师德现象确实不少。”山西省临汾一中教师张玲告诉记者,“有偿补课、节假日收礼还是挺普遍的。拿外出补课来说,学校升学率高了、老师赚了钱、学生提了分,‘皆大欢喜’。这是一根‘红线’堵得住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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