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的立案标准，值得商榷。”佟丽华说，“在对未成年人的性侵害案件中，现行的立案标准并不适合。因为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案件，一般没有第三人在场，如果仅凭未成年人的证言，特别是受害未成年人年龄比较小时，公安机关一般不立案。而实际上要求未成年人及其家长自行收集提供基本证据是不现实的。一方面是因为一些年龄较小的未成年人不知道什么是性侵害行为，他们根本就不懂得发生性侵害后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另一方面有些案件是经过较长时间才报案的，基本的物证已经不存在，而未成年人及其家属又没有能力搜集其他证据。即使未成年人及其家长提供了一些基本的证据，但是公安机关对此却有比较严格的标准要求，这些证据也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案件发生后，很多人直指“师德”。对此，熊丙奇并不完全认同。“这不是道德的问题，是法律的问题。”熊丙奇认为，类似案件一旦发生就应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这是原则问题。而且，更应强调依法治校，对教师进行法制教育。个别教师、校长遵纪守法意识薄弱，有些问题出于面子原因，认为是家丑，充当保护伞，内部处理或者不了了之。对于类似事情，应该追究相关人员责任。而很多类似案件都没有走到法律程序。熊丙奇认为，当务之急是落实法规，如《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完善法规。

　　“从师资队伍上说，应实行教师准入制，同时，监督机制也要完善。在教师准入之后，要对在职教师进行师德培训。”孙云晓说，“一方面，我们要相信我们的老师，另一方面，可以合理对教师与学生接触做出一些限定。比如，不在宿舍对学生一对一辅导。宿舍是比较隐私的环境，不适合辅导学生。与学生谈话应该在办公室进行，并且把门敞开。”

　　其实，早在2003年《教育部、公安部、司法部通报辽宁等地相继发生教师强奸猥亵学生事件的情况》中，已明确提出坚决打击教师队伍中的性犯罪分子，严惩不贷。对事件相关责任人要严肃处理，决不姑息。学校管理松懈，发生教师性犯罪事件的，要坚决依法追究校长、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和相关管理人员的责任，严重的要撤销行政职务和开除公职。对推卸责任、延缓上报的要追究学校领导的行政责任，对包庇罪犯、隐瞒不报的要坚决依法追究有关领导及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这份通报还明确指出，学校每个教职工对学生人身安全都负有保护责任。对教师性犯罪知情不报的教师，丧失了作为教师的基本职业道德，要开除出教师队伍，永不录用。韩晶晶认为，好的制度落实、落地才能真正起到预防校园性侵害的作用。

　　孙云晓认为，对孩子的性教育，家长的角色不容忽视。目前有45万所家长学校（包括中小学、幼儿园），应该将性教育列入其中。鼓励家长自己学习。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对学生自我保护的教育，应该是明确的教育。“要预防留守女孩可能受到的性侵害，这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多方努力，加大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宣传和推广力度，加强农村地区未成年人保护机构的建设。外出务工的父母要给孩子更多的沟通和关爱。”孙云晓说。

　　很多农村留守儿童都是与年迈的爷爷奶奶住在一起，老人本身就需要别人照顾，对孩子起不到完善的监护作用。“能否得到有效监护，是保护留守女童的关键。《未成年人保护法》提出，父母因外出务工等原因不能履行对未成年人监护职责的，应当依法委托有监护能力的其他成年人代为监护。如果政府部门能有一个长效介入机制，可能会更好。在预防校园性侵犯中，光靠教育是不够的。”韩晶晶说。（本报记者 张春铭）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