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被退学后的重新进入机制。熊丙奇表示，在美国高校，一名大学本科生读到大三时，被学校要求退学（或者他不满意学校的办学质量，自动退学），他可以拿着前三年的大学成绩，申请进入另一所大学的三年级继续读书。可是，在中国高校，如果一名本科生读到大三被退学，是无法转到另一所高校就读的，其重回高校的渠道只有回到高中复读，重新参加高考。

　　对此，《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二十条做出了明确规定，即“应予退学”是不得转学的情形之一。

　　也就是说，如果有学生达到一所学校的淘汰标准，只有没被学校做退学处理时，才有转学的可能。即便是这样，转学的手续也十分烦琐。《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学生转学，经两校同意，由转出学校报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确认转学理由正当，可以办理转学手续；跨省转学者由转出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商转入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按转学条件确认后办理转学手续。据记者了解，真正能够通过此程序转学的学生并不多见。

　　刘志业表示，既然目前淘汰学生的依据是学分，那么如何更加科学地评价与考核学生的学业表现也值得探讨。比如，在国外，高校十分重视对学生课程学习的过程性评价，比如对学生的出勤、小组讨论、平时作业等情况的考核，都会在最终的学科成绩中占一定比例。这也应该是我国高校评价学生的组成部分，我们应该探索多元的评价机制。

　　还有学者表示，应该注重教学与考核内容的科学性。无论是社会的需求、创新能力的培养，还是思维与素质的提高，都应该在课程内容的设计上，以及考试、考查中得以体现，使得分数能够真正体现出质量内涵。也就是说，能够使淘汰制所依据的分数与高等教育质量之间画上等号，让高分就代表高质量，这样，淘汰制的质量保障意义才能够真正得以体现。

　　熊丙奇说，我国大学还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必修课程所占比重太高、选修课程比重太低，为此，学生难以根据自己的个性、能力、兴趣，选择适合自己的课程。应该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与我国高校不同，美国大学的课程设置中，必修课只占很小的比重，选修课比例高达60%。

　　“当前高等教育的入口变宽，教学过程就要发生相应的变化，要建立具有弹性和灵活性的学制，并尝试建立多个出口。出口标准的多样并非意味着放松管理和要求，反而意味着在某些出口方面可以提高标准。换句话说，只有允许建立多个出口标准，才有可能提高某些出口的标准要求。”阎凤桥说。

　　“我们曾经对部分大学生做过一个调查，调查对象中有60%的学生不喜欢所学专业、不喜欢所上的学校，这让部分学生很难适应大学生活。”储昭晖说，“应该改变计划招生的模式，减少行政的干预，给高校和学生更大的自主权，让彼此都获得更多的了解，以减少遗憾。”

　　“从世界范围来看，扩大高等教育机会是国家民主化程度提高的必然结果。但值得警惕的是，在传统的精英结构下，扩张高等教育规模会带来功能性失调。而美国、日本、法国在大众化过程中建立了多元化的分层制度，一些大众化的学校在新增生源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从而保证了一部分精英型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阎凤桥说，如何进一步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引导高校明确定位，建立不同高等教育子系统之间的沟通渠道，为学生提供多种发展可能性和路径，让学生在个人发展生涯中，有多次努力成功的机会，也是高校建立淘汰机制留给我们对于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更深入、广泛的思考。（记者 俞水）（文中学生均为化名）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