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党的要求办学

　　1952年秋，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在党中央的要求下，全国高等院校按照苏联模式，进行院系大调整，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

　　这次院系大调整，在当时被认为是开创了我国高等教育大发展的一个新时代，但三十多年后，它又成为高校教育改革的重点。

　　蒋南翔上任时，院系调整已近尾声，清华的文、理、法学院已被调走，只剩下的工学院，也被要求按照苏联的模式划分专业，以适应高速培养工业和科技人才的需要。一向被称颂为清华支柱的“文、理、工并举”的局面连同她的“通才教育”至此终结。

　　对于母校被“肢解”，蒋南翔很心痛，他曾对清华大学的工作人员表示：清华怎么会同意把理学院分出去呢?这对清华来说，无异于“大泻肚子”，“伤筋动骨”办工学院，理学院是绝对不少的。如果自己早到半年，就决不同意这个方案。

　　刚到清华，就有人提出，作为一个工科学校，清华图书馆已没有必要再保存文法图书和古籍，应该把这部分收藏分给北大。蒋南翔制止了这件事，说大学是文化中心，它的图书馆藏书可以也应该为社会各界服务并对外开放，拆散馆藏，会损伤文化。

　　正是蒋南翔这番话，保住了清华大学的文脉，多年后，当清华试图恢复成为一个综合性大学的时候，这批藏书成为宝贵财富。

　　不过，尽管对母校心存惋惜之情，蒋南翔贯彻起中央的既定方针，丝毫不打折扣。1951年6月，担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在就职演说中说：“我认为建校方式是中央所定，一个大学校长只有工作任务，没有建校方针。一个大学校长应以执行中央的政策，推动中央的方针为己任。”蒋南翔更加不例外。

　　他在就职演说中说自己的首要任务就是按照党中央的决定，“深入教育改革，破除英美资产阶级的旧教育传统，逐步把她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型工业大学”，而胜利完成教育改革的关键是“加强党的领导”。

　　蒋南翔做的，就是坚决贯彻中央改造旧教育的政策，把清华大学建立成为一个多科性的工业院校，使之成为新中国“红色工程师”的摇篮。

　　这一过程，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一样，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充溢了痛苦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