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原则上讲，我们的高考从来就不是“唯分数”录取的，很早就有多元录取的实践。1983年起，我国为弥补只看文化课分数录取的不足，就推出了保送生制度，后来不断丰富，陆续推出各种加分政策，比如上世纪80年代，省级优秀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均可以获得加分，其本质就是走多元录取之路，只不过为配合我们的录取方式，把这些“元”——分数之外的东西量化为分数，加权到文化课分数中，以调整干扰惟分数的不合理、不科学的一面。

　　出发点是好的，但现实是残酷的。保送生制度，各种特长加分政策，因为一些权钱交易、人情交易，出现了作假问题、舞弊问题，社会舆论一片喊打，纷纷要求取消。教育部也曾被迫短暂取消保送生制度。

　　比如当初省级三好学生有保送资格，于是一些省份的省级三好学生泛滥。大学录取中不得不规定省级三好学生的比例，只要那些在省级三好学生中前3%的。

　　再比如对少数民族的保护政策，在实际操作中换算为加分，于是出现了一些少数民族身份作假事件。在重庆，2011年高考文科状元被证实少数民族身份作假，被北大取消录取资格。2010年的四川，多达几十项加分项目，但竟然有93%的考生是因为少数民族身份而获得加分。也是这一年，浙江的考生，竟然有70%多的考生加分是因为三模三电。

　　同样，二级运动员可以获得加分，各级体育部门在二级运动员的审核上出现很多舞弊，冒出了很多“伪”二级运动员。今年河南、辽宁高考录取暴露出二级运动员作假的丑闻，就是明证。2013年清华大学公开向四川考生告知：四川二级运动员加分我们不予考虑，请填报志愿时谨慎考虑。当媒体批判清华大学歧视四川考生时，清华大学招办负责人于涵理直气壮地公开回应：我们还没有遇到一个四川二级运动员在我们这里检测过关的。清华大学的回应让媒体与社会舆论尴尬地收场。

　　至今，我看到的各种网上的调查，对于保送生与加分政策，持否定意见的比例都高达80%以上，为什么？这些年高考录取改革中，减少保送生，减少加分是唯一取得绝大多数共识的措施与方向，又为什么？

　　我们不仅仅是诚信体系不健全的问题，而是作假成本太低。这是中国的现实情况。一些国家的社会治理制度，是建立在个人信用基础、自律基础之上的。在这些国家，最有效力的是个人签名，不是公章。但我们的现实是什么？

　　当孩子的高考成为家长的头等大事时，各种手段、舞弊便疯狂地渗透进来，单靠教育部门是不可能完成这个阻击工作的。

　　国外大学录取制度也遇到了中国缺乏诚信文化的挑战

　　我至今仍然记得去年湖北高考一个考点，数百名考生与家长在考试结束后围攻监考老师，原因只是监考老师太严了，没收了很多舞弊的工具。最后监考老师在当地警察的保护下才得以脱身。自己舞弊还如此嚣张，这已经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没有了基本的是非，只有私利、私欲。

　　去年韩国曾在托福考试中抓获5名中国的舞弊考生，其中有一名博士生。去韩国考的原因很简单，韩国托福考场监考没有国内严。

　　事实上，美国人的大学录取制度也遇到了一些中国留学生申请的挑战，假材料、假成绩单，让英美大学头疼不已，甚至业界流传一本如何识别中国学生作假的“红宝书”。今年年初，新西兰宣布查实299名中国学生在申请学校时作假，另有1000多人被调查。

　　试想，如果我们真的大规模推广美国模式，强调多元，强调看推荐信，看其他佐证其能力的材料，结果会是什么？很可能会重蹈加分与保送生的覆辙。很多人的成绩单都非常漂亮，每一个的材料都是光鲜的，获奖证书无数，推荐信充满溢美之词，让学校无从辨别真假。更有甚者，有作假能力的，大多会是非工薪阶层，有钱权交易的资本。作为高考基石的公平，就有可能被彻底摧毁。

　　目前的高考有其不足，比如衡量标准的科学性。但高考的改革，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国情、文化，否则，这些措施带来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也更具破坏性。

　　更重要的是，许多理论上可行，但不可操作或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措施，更有迷惑性，更有影响力，危害就更为巨大。因此，那些有社会影响力的专家与大V，更需要谨言，不能只是为博名而去骂、去批判。你是专家，更需要对社会负责，否则，与蛊惑造谣的本质区别并不大了。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