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对于“减负监督”的关切，源于各地年年减负却越减越“负”的尴尬现实。以北京为例，今年2月北京推出“减负八条”，措施包括小学一至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作业；初中每天家庭作业总量不得超过1.5小时等等。措施之细，在当时被舆论赞为“史上最严、直指要害”。

　　然而，今年5月，21世纪教育研究院对全国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的“减负”情况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尽管有“减负令”约束，北京地区小学一二年级学生需要完成家庭作业的比例仍高达52%，初中生完成家庭作业的时间超过90分钟的比例也高达60%。

　　“此次教育部所提10项减负规定，并非什么新的措施，在此前的减负令中这些措施都曾出现，如果没有严肃的问责，规定的执行前景极不乐观。”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对于年年出台的“减负令”，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只会影响官方的公信力，把减负变为行为艺术。

　　多年减负被指“政策秀” 执行难怪圈如何解

　　“我小学就减负，现在我儿子上学了，还在谈减负，制度都很好，可是执行呢？”这是网友对于“中国式减负”的一句感慨，也道出减负口号几十年却难见实效的现实。

　　从1988年，国家教委发布《关于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到2000年教育部发出的《关于在中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再到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对于学校减负的规划。围绕“减负”，中国各级教育部门的三令五申已持续几十年，然而，年年出台的减负招式，却被舆论称为雷声大，雨点小的“政策秀”。

　　在熊丙奇看来，中国中小学生的负担之所以无法真正减下来，根本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义务教育严重不均衡，其二，中高考制度改革没有实质性进展，考试升学还是用单一的分数标准选拔评价学生。

　　“在如今‘幼升小’、‘小升初’的择校压力之下，就连幼儿园都已出现小学化的趋势，更别提小学生的学业压力了。”熊丙奇称，政府必须加大对教育的投入，要切实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同时转变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模式，打破现存的择校利益链。

　　此外，熊丙奇认为，在每分必究的升学录取制度指挥下，学校、老师、家长、学生都被应试化。“在这种情况下，减负令要求小学不要考试、不要百分制打分、不要排名，只是听上去很美，就是学校做到了这一点，校外增负也是必然。只有建立科学、多元的评价体系，才有可能把学校、教师、学生从应试教育中解放出来。”熊丙奇称。

　　8月2日，人民日报刊文《学生负担过重已成民族之痛》，探讨中国教育的数十年难解的“减负困局”。这篇文章称，教育的“全民焦虑”，已成为当今中国的一个明显标志，弥漫于社会各个阶层、各类人群。当政策的减负目标像西西弗斯的巨石那样年年推进、又每每回到原点的时候，损害的已不仅仅是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更是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