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始终要贯彻质量大于数量这样一个观点。”李建中认为一个导师一般情况每年录取0～2个博士生，不超过2个为宜。

　　言传身教也是李建中强调的：“老师刻苦工作就能让学生看到科研是很辛苦的，要付出努力，要让学生了解到科研的艰辛。”

　　而让周志华感觉培养博士生特别难的一点就是身体力行：“学生会经常把老师当做一个榜样，如果看到老师勤奋，学生必然勤奋。所以说老师要坚持在第一线，特别要保持对研究的感觉和前沿的理解。”

　　周志华认为导师还有一项工作要承担：“读到博士生，学生年纪不小了，会面临很多问题，这时候老师还要做知心大姐、知心大哥。”

　　难点四：很多研究生的工作属于无效劳动

　　北京交通大学赵耀教授指导的多名博士生分别获得中国计算机学会和北京市优秀博士论文奖，他坦承在培养博士生方面有许多困惑：“我们希望能够把热爱研究的学生招进来。可是现在的招生还是看重笔试。我觉得更应该重视面试，轻视笔试。我们和学生面谈能够更多了解他的想法，他的态度，我觉得态度有时候比分数更重要。”

　　他觉得如何评价成果的质量也是一个大问题。现在对博士生的普遍要求是要有国内的期刊文章、国际的会议文章，然后就是国际的期刊文章，以至国际顶级刊物上的文章，看似越来越高。

　　“如果他的观点、想法，能够被学术界认可，能够解决实际的问题，解决学科的问题，我觉得这就是好东西。但是，这种评价是需要时间验证的。”

　　优秀博士生的标准到底是什么，高水平的论文就等于高水平的博士吗？在这一点上，企业界有不同的看法。

　　中兴移动通信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芦东昕博士这几年做了很多大项目的评审，他发现许多学校和研究院所搞的课题，有一些在企业已经成形，只是由于专利申请的程序和企业本身的规定，这些成果没有写成文章发表。从这一角度来看，很多研究生的工作属于无效劳动。

　　“比如谷歌、亚马逊，他们的研发团队中很多技术带头人就是26至28岁，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的研究成果许多都在应用。反观国内，一批年过半百的老教授带着一群博士生在做研究，却并不考虑这些研究对我们企业的发展到底有没有用？”(记者 李新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