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练—考，把这几项完美结合在一起的教育，除了培养出一流的“录音机”，我们还能指望什么？

　　我们是如何让学生形成了这种录音机式的学习方式呢？这就要看看我们是如何教导学生的了。

　　从上小学开始，“认真听讲”就被当作一种道德规训而应用于对我们学生的教导和评价之中。不仅老师在课堂上要求学生认真听讲，期末时班主任还会在学生成绩单的操行评语栏中频繁用到这个其实和道德没有多大关系的词。与此相配合，我们的学校教育中还有“表现”这样一类莫名的概念。哪怕你在课堂上根本听不懂老师讲课了，只要“表现”得“认真听讲”，就能给老师留下好的道德印象，尽管这种“表现”本身其实是伪君子的品性。经此长期教导，我们的学生直到大学甚至研究生阶段也恪守“认真听讲”的规训，听课拼命记笔记，课后即便在图书馆占上座位也是翻开教材反复记诵老师划的重点内容，顶多也就翻阅一些所谓的“复习资料”，以期考试时可以“高质量”地把录下来的字句“播放”给老师。我们大家似乎都坚信：课堂讲授即便不是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知识来源。再看西方的学校，他们从小学起就开设图书馆课和参观博物馆课，课堂一开始就只是一个探讨知识的场所。老师布置作业一般都会要求学生查阅很多资料，教材中常常也有很多用斜体字编排的内容，这些内容一般不必讲授，而是为学生提供背景知识和扩展阅读线索的。

　　除了教导学生“认真听讲”外，我们还常常教导学生“积极发言”。表面看来，在课堂上积极发言，参与课堂讨论，当然是有利于理解和掌握知识并形成创造力的。然而，问题在于这“积极发言”是“发”的什么“言”，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还是只说老师喜欢听的或老师认为正确的话？很不幸，在我们的课堂上你能看到的大多是后一种情形。于是，我们看到的往往不是孩子们自己真实的看法，不是对知识的热烈讨论，而是鹦鹉学舌，争着说些能得到老师表扬的话。这样的积极发言，我看不仅妨碍了我们孩子们创造力的形成，甚至影响了他们品格的发展，进而也影响了我们社会的进步。

　　此外，我们还谆谆教诲学生们要“尊敬师长”。我们有尊敬长辈和尊师重教的文化传统，老师和长辈当然也是应该尊敬的。我们的学校教学是一种集体学习活动，教师需要有一定的权威来维持秩序从而有效地组织教学。问题在于教师的这种权威到底该有多大，或者说这种权威该不该有一个边界？实际上，既然教师权威的合法性基础就是维持教学秩序，那么这种权威的有效性也就应该限定于维持教学秩序的范围内。可叹的是，在我们课堂上，教师的权威实际上早就越出了这个边界。与“认真听讲”之类的教导相结合，教师的权威已经渗透到学生的认知过程、情感过程、道德发展过程等诸方面。孩子们从小就明白，老师讲的就是对的，老师不允许的就是不该做的，不照老师说的方式答题就可能被扣分，甚至老师可以当众以考试成绩等来羞辱一个学生，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学生不合学校要求的头发强行剪去。

　　再看西方的学校，不要说他们的教师普遍采用的探讨的教学态度，也不必说他们把学生学业成绩当作个人隐私加以尊重，即便是课桌椅的摆放方式这样的细节，也能反映他们给学生的是与我们不同的另外一种教导。在我们的教室里，课桌椅大多采用“秧田式”的排列，学生都面向老师，老师是这个空间中唯一的权力中心。美国课堂的课桌椅排列可以说五花八门，小学课堂就常常出现学生围坐一圈进行讨论的情形，大学里更是在历史上早就形成了“席明纳”这样一种以研讨为主的教学形式。从很多方面都能看出，在西方的家庭和学校中，他们教给孩子们的是作为一种修养的尊重与自重，这是建立在个人平等基础之上的一种品格。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经过多年辛勤的教导，我们的孩子终于被塑造成一个个优质的录音机。这时我们又期望他们展现出非凡的创造力，希望这些录音机播放的声音要比他们录下的更加美妙，这岂非强人所难？（项贤明 绘图：禹天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