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年底各地推出的异地高考方案中，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方案并不如人意。关于异地高考所附带的教育公平问题，背后涉及高考、户籍等多项制度的改革，正变得日益复杂。同时，实施怎样的异地高考也逐渐演变为不同利益群体的激烈博弈，政策推进充满阻力。

　　未来，如何推进异地高考政策落地、实施，如何加快包括高考制度在内的教育制度改革，需要社会发展，需要改革时机，更需要政治决心。

　　解决异地高考在中央

　　异地高考不是新话题，但自去年政策破冰之后，无疑成为我国教育改革的一大进步。“现在都知道不改不行，但怎么改谁都没有底。”蔡克勤认为，只要户籍制度不废，高考、人才流动等问题就不会有彻底的改变，“但出路还在于实践，需要不断试点”。

　　在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看来，异地高考最初是为了解决高考不便的问题，即获得公平的考试机会;后来又增加了录取问题，涉及名额分配和录取标准的合理性问题;现在已演变为希望通过异地高考问题的解决实现教育公平，“异地高考问题被不断复杂化”。

　　“现阶段应该主要解决回原籍参加高考不便的问题。要靠教育部和国务院，而不是地方政府。”葛剑雄对《中国科学报》记者强调：“异地高考牵涉教育资源的配置，怎能让地方解决?”

　　从2009年至今，全国政协委员、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温思美在两会上共提交了3个关于异地高考的提案，但得到的答复都不令人满意。他认为，去年中央政府在教育计划(如招生计划、经费配置)及相关政策未作调整的情况下把异地高考的责任交给地方，地方在缺乏约束力的条件下，只能因地制宜、有限度地予以推进。

　　“从这个角度看，公众应该理解地方政府的苦衷。”温思美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问题的根源在于教育部推出的政策缺乏约束力，也没有配套措施。“(政策)出台仓促、有所保留且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