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生“有罪”？

　　林元祥只代表其中一种立场，京沪两地的方案出台后，舆论再度陷入分裂。两周前，呼吁异地高考的占海特被斥“蝗虫”的新闻见诸报端时，异地高考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争论也曾一度“焦灼”。

　　而时代周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双方的争辩往往会牵涉其他议题，而焦点之一便是超生问题。例如，2012年11月22日起，《上海市居住证管理条例》草案公示，截至12月2日期满时共收到公众意见891条。时代周报梳理了后100条建议，其中47条认为，对于超生者，应拒办居住证，或至少应拒办居住证A证。换言之，47%的建言者反对对超生家庭开放异地高考。

　　“北京和上海是全国执行计划生育政策非常严格的城市，我们的孩子忍受了成长的孤独，子女因意外伤亡早逝的家长承受了失独的痛苦，这些换来了如今上海教育资源的相对宽裕；而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中，相当部分是超生者，在计划生育政策还是基本国策的前提下，为何要允许违规者来上海侵占我们节省下来的教育资源？”其中一位建言者告诉时代周报。

　　而坚定的异地高考反对者、老北京人“阿庆”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一定要把计划生育这一项写入异地高考准入门槛，“否则，让超生者得利就是对守规者的惩罚”。

　　实际上，现行的居住证转沪籍政策已明确要求申请者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规定行为，而如果居住证A证也对超生者关闭，那么，超生者之于在沪异地高考无异于一票否决。

　　“超生的孩子有原罪吗？这个逻辑绝不成立。”储朝晖对时代周报谈到，“父母超生，如果要追究责任，除了当事人，被问责的应该是当地政府，试问他们为何未能将基本国策落实到位？而孩子既然已经存在，那就不能剥夺他们受教育的权利。”

　　“同时，由于严格执行计划生育，京沪籍人的自身利益确实存在受损的情况，现有政策对独生子女也有一些照应，比如独生子女补贴，但这些完全不足以弥补损失。不过，不等值的问题也应该向政府问责，而非迁就于超生的孩子。”储朝晖说。

　　“通过惩罚孩子来维持计划生育，这其实是在为社会培养罪犯。”张千帆解释称，“如果这个社会需要通过剥夺儿童的受教育权来惩罚父母超生，那么，别的不说，这些黑户孩子无法得到正常的教育和工作、无法过上正常人的生活；那么，试问，这个政策将为社会制造怎样的人群？”

　　对此，老崔的看法代表了不少户籍人口的意见。他告诉时代周报，“义务教育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目前，在义务教育经费尚未流动起来的背景下，上海实际上已向随迁子女开放了小学和初中，而且准许他们入读中职，这已经体现了上海的包容性。”

　　不久前，北京市教委曾就异地高考问题召开专题座谈会，邀请知名专家学者建言献策。其间，有专家也提出，接受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属于“非基本权利”，基本权利要均等分配，而非基本权利应当按规则分配。

　　不过，这种说法在张千帆看来却是“荒谬至极”。他认为，义务教育是国家、社会、家庭必须保证的国民教育，而高等教育是在完成中等教育的基础上进行的专业教育；这两者都是受教育权的内容，都是公民应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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