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月前，华中科技大学“一把手”换人，在教育界引起一番热议，原任校长李培根因年龄原因不再续任。在离别发言中，李培根直陈“遗憾”——在这个校园里还是多了一些官气，少了一些学气。

　　大学行政化和去行政化的讨论由来已久，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老话题该如何迎接新挑战？

　　去行政化不是去行政管理

　　大学行政化严重地影响和妨碍了规范完善和科学高效的行政管理。

　　查阅“985工程”高校,笔者发现一个共同点，处在中国高等教育第一梯队的“985工程”高校，党政领导班子一般为13—15人，党政机构在30个左右，机关工作人员400—500名，其中处级干部100多名。

　　去行政化，是否就是去行政管理？在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教授廖小平看来，任何现代社会组织都离不开行政管理，不存在去行政管理的问题。“中国大学的行政管理不是是否该去掉的问题，而是应如何规范和完善的问题。”廖小平认为，当前大学行政管理不规范和不完善，是大学行政化导致的结果，主要表现为行政管理由工具价值异化为一种目的价值，即为教师、学生和教学、科研服务的价值变成自为自利的价值。

　　如此看来，规范和完善的大学行政管理与大学行政化是两个问题。“大学行政化不仅不等于和无益于大学的行政管理，而且严重地影响和妨碍了规范完善和科学高效的行政管理。”廖小平认为，因此，大学去行政化并不是一般地要求去掉大学的行政管理，而是应该去掉大学行政管理的目的价值，规范和完善其工具价值。

　　去行政化，究竟去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前提是厘清大学行政化的真正内涵。在不少学者看来，当前中国大学行政化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大学机构的级别化、学术体系的科层化和大学管理者的官僚化。

　　大学作为教育学术机构，本无行政级别之分，可现有的级别架构使大学在制度体制上向行政机构异化。在高校，教学科研体系、行政管理体系和条件保障体系构成了大学的基本结构体系。大学教学科研体系的本质就是其学术性，是大学结构体系的核心和中心，由于现代大学组织结构越来越复杂，大学的结构体系也就越来越体现出科层化的特点。

　　何为科层化？廖小平分析说，其主要特点是遵从层级、专业分工、依章行事、理性决策、权责清晰等，科层组织的最终决策权集中于权力的顶层，从而与分散决策、自发形成、自由竞争形成鲜明对照。然而，如果说大学的行政管理体系需要科层化管理，那大学的学术体系却是与科层化天然对立的，它内在地需要学术自由、学术民主和宽松的教学科研环境。

　　遗憾的是，当前中国大学体系科层化的现状却是：行政管理体系的科层化明显不够规范，从而导致行政管理的效率低下；而不宜科层化的学术体系却按照科层化的要求科层化和行政化了。目前，给教学科学机构及其人员确定相应行政级别，就是大学学术体系科层化的典型表现。从整个大环境来看，学术权力“参照”行政权力来运行，使得掌握学术权力者不可避免地沾染大量行政权力的官僚习气和做派。

　　行政权力一家独大的弊端

　　很多高校教师最怕行政楼有指示，而且毫无商量余地。

　　在高校教师看来，行政权力往往代表着实实在在的利益，不仅掌握科研项目、经费分配，还评判教师学术水平的高低。行政权力一家独大，缺少制衡，整个学校要按照行政的逻辑来运转，以至于很多人将行政化与学校各职能部门所在的行政楼画等号。

　　在中部地区一所高校的文科院系，就因行政化色彩过浓出现了很多折腾人的事情。前任院长升任校领导后仍是该院的博导、教授，参与科研教学工作。该院一名副院长因与前任院长关系甚好，顺利接班。在这样的关系和架构下，院长依托自身的行政资源以及与校领导的人脉资源，将很多学术资源抓在两个人手上，以致被人称为“学霸”。过了几年，这名院长因年龄原因不能再担任院长这一行政职务，本应退休，但他以博导身份转到该校一个与自己所在院系关系密切的研究所担任所长，导致该院一直没有院长。最近，所长的任期也即将到期，学校才敢对外选聘院长。

　　这样的尴尬并非仅仅存在于一所高校。4月16日，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章开沅“荣休”。经过三年四度请辞，88岁的历史学家章开沅终于取下了自己头上的“资深教授”桂冠。他也由此成为中国社科界辞去“院士待遇”第一人。在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教授看来，章先生请辞资深教授是一件意义非凡的“自我革命”，体现了高尚的道德境界和恪守的学术良知，为学术头衔回归本真开了好头。

　　“荣休”之后，章先生将告别相关待遇，包括每年10万元的津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章先生道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我让出这个头衔，让年轻、新鲜、有朝气的面孔出现”。　他坦言，自己是既得利益者，内心很不安，“目前大学的体制需要改变，比如官本位”。

　　观察高校教师的职业发展路径，很多教师希望先谋得一官半职，最起码是副处级干部，然后再谋求学术上的发展。因为体制是座金字塔，爬到塔尖就有享不尽的福，这导致等级观念增强，贫富差距扩大。位置高的不仅待遇高，很多资源好处都往高处汇集。而层次低一点、没有占有一定行政资源的学校，申请项目资金就非常难。

　　前几年，湖北一所学校的管理学科申请国家级奖项时，学科背景是理工科的教务处相关人士也在成果完成人之列，理由是教务部门也出力不少，听起来令人哭笑不得。有人坦言，如果不加名字这位负责人就把材料卡着不往上报，“同归于尽”还不如退而求其次，“你好我好大家好”。

　　行政化对教育教学的影响其实已渗透到各个方面，呈现出五花八门的现象，“近亲繁殖”就是一个典型。严家宽曾是湖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2009年在任上的他推行了一项教师招聘的改革——报名者须是省外高校毕业生。在当年就业形势比较严峻的情况下，让很多看到这一规定的武汉地区艺术院校的毕业生很心冷。

　　规定一出，拒招本地生“一刀切”的做法引起质疑。时至今日，严家宽仍为当初的决定不后悔。“艺术有一定的地域性，不同的地域，其艺术流派、风格都不尽相同。招聘外省高校毕业的老师，就是为了融合不同的流派和风格。高校艺术教育要上质量、上台阶，就不能搞‘近亲繁殖’。”严家宽是国内著名的重彩写意山水画家，深谙艺术发展规律，此番决定可谓富有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