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行政级别是表象，改革资源配置才是关键

　　教育资源要从“行政权力主导型”配置模式向“教育规律主导型”配置模式转变。

　　大学去行政化已明确写入政府文件多年却迟迟不见行动。大学去行政化的主体是谁？回答这个前提性问题，即明确谁最有责任、最有能力推进和实现中国大学去行政化的问题。

　　教育部某负责人曾表示，高校行政化管理倾向有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倾向，另外一条是学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倾向。如此看来，大学去行政化，党和政府是首要主体，大学自身是大学去行政化的直接主体。

　　厦门大学教授刘海峰曾表示，“高校去行政化”实际上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减少行政对高校办学的干预和管理，比如教育主管部门减少一些行政审批项目，让大学更有自主权；二是高校内部要减少行政权力对教学的影响，行政、后勤部门要加强为教学科研服务的意识；三是去除高校管理人员的行政级别。

　　有个现象值得注意，即媒体报道较多的某某大学校长主动不担任校学术委员会主任，甚至有校长退出校学术委员会者，以为这就是大学去行政化了。“去行政化不只是校领导级别取消，不是简单地‘改造’学校的行政楼，而是整个学校的行政权、学术权重新配置。”湖北大学体育学院教授曾吉分析说，去行政化制度设计的实质应该是改变目前政府与学校之间以及学校内部的教育资源配置方式，实现教育资源从“行政权力主导型”配置模式向“教育规律主导型”配置模式转变。

　　综合廖小平等多位专家学者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去行政化主要有四条路径：一是建立以法治精神为内核的现代大学制度；二是去大学外部行政化与去大学内部行政化同步进行，去大学外部的行政化更为关键；三是取消大学及其管理者的行政级别是大学去行政化的重要前提；四是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合理分野。

　　湖北大学教务处处长邵士权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大学去行政化的最终目的和目标是合理区分和摆正政府和大学的行政权力与大学学术权力的关系，让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各有合理和正当归属，从而实现大学向教育学术机构的还原和回归。“‘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这一久远的大学理想应该仍然是当今大学的共同理想和大学的灵魂。”邵士权分析说，要实现大学自治，其首要前提就是依法约束大学外部行政权力对大学的侵入，大学依法自主办学，确保大学的独立性，同时加强大学内部的自律。

　　2013年中国人民大学违规招生情况被曝光后，有人主张收回学校的自主招生权，认为腐败是因为高校自主权太多引起的。此前，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负责人被爆招生违纪，人民大学也因此暂停自主招生1年。在相关专家看来，出现这个问题的根源不是自主招生，而是学校的管理体制仍然是行政主导。知名教育研究学者熊丙奇直言，该叫停的是权力干涉自主招生，暂停自主招生不如推进教育放权改革。对于自主招生出现的问题，不少人认为是放权给学校惹的祸，但其实这是放权不彻底闹出的问题——在行政放权给学校的同时，必须在大学建立新的治理机制，推进行政权和学术权、教育权分离，制约行政权力干预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最终扩大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力。

　　最近，中央部属高校的章程建设已列上日程。去年12月，东南大学等6所高校章程获得教育部核准，教育部政策法规司负责人当时表示，制定高校章程将推进依法办学，推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理顺学校内外部发展机制，形成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机制。在章程中，教师和学生的权力被置于学校权力前面。看似很好的章程，实际效果还需在操作过程中检验。

　　任重道远需坚守，应有自我革命的勇气

　　高校想实现取消行政级别，需要事业单位整体改革的配合。

　　去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逐步取消学校等单位的行政级别，深化教育改革。

　　去行政化，在我国遭遇“两难”，即大学必须去行政化才能使大学去官僚化，回归教育学术本质，但在全社会都崇拜行政级别的社会环境里，去行政化又必然降低大学的地位，很多大学领导者和高教研究者担心取消大学行政级别后遭遇“尴尬”和“不便”。目前，在大学的用人、职称评审、分配制度等方面，政府部门对大学的直接干预并无减轻的迹象。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也颇费周折。譬如，教育部门提出了取消大学行政级别的议题，人社部门和编制部门能够跟进取消大学行政级别的机构和编制核定吗？组织部门能够跟进取消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吗？

　　廖小平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大学去行政化至少面临六大障碍，即法制障碍、权力障碍、利益障碍、体制障碍、自律障碍、文化障碍，克服了这些障碍就意味着为大学去行政化创造了相应的条件。

　　就招生来说，政府不应固守人为地划分第一批次院校、第二批次院校，应改为以考生综合评价分数划分批次，而不是以学校划分。打破一本、二本招生壁垒，可以让各高校学科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这是高校更主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只有这样才能打破千校一面的局面。目前政府调配高校的两大重要资源：经费、生源，都是典型的靠行政手段配置资源，都是行政化办学的体现。一旦放开，所有学校、学科都会坐不住，高校才有活力。

　　邵士权认为，高校去行政化是大势所趋，但不能操之过急，须进行完善的制度设计。高校去行政化的目的是使高校更好地实现“学者治学、专家治教”。该校教务处正在尝试改革，向各学院下放教学学术权力，比如将考核学生课程学业成绩的权力交由老师，老师可以根据自己的教学需要自由选择考核学生的方式，学生也可以提出符合实际的考核诉求。

　　专家指出，目前包括高校在内的事业单位改革需要“国家通盘去考虑”，而且要改变现有的社会评价体系。熊丙奇认为，高校想实现取消行政级别，需要事业单位整体改革的配合，“要完善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出台具体改革方案和机制，方案本身要有可持续性，有专门的改革机构来协调各方面利益”。同时，建立高校职员制度，“高校的行政岗位将变成职业化的岗位，不能再按照官场体系来运作，由围着领导转变成围着学生转，靠服务来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