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维度：不同标尺下的差异

　　所谓差距属同一坐标，差异则是不同标尺。我国与其他国家相比，文字、教育、科技的历史发展路径迥异，这也导致我国大学赖以生存的“土壤”与其他国家大学相比存在较大差异。不过，原本迥然不同的发展路径在21世纪相互融合的程度空前提升。从这一维度来观察，文化背景的差异、多元文化的交流既是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特有财富，又将带来难以避免的严峻挑战。

　　从文字方面看，我国最早的成型文字为大汶口象形文字，此后汉字自循演进之路，衍生出独特的汉字体系，承载着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也带来了中外文化的差异。从教育方面看，我国封建社会形成较为成熟的官私学体系，由科举牵引，乡学私塾与书院结合，与欧洲教育路向不同。至明清西学渐入，受其影响，清末终废科举，改立学堂。民国初办学校，才建立了近代教育制度。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教育体系几经变革，当代大学也远离古代书院传统，而是汲取西方学科专业模板为我所用，逐渐在全球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从科技方面看，我国科技自夏商周积累，春秋战国奠基，秦汉形成体系，与西方分道而行。此后经三国两晋南北朝发展，隋唐五代持续，我国科技在宋辽金元时期达到高峰，到明清则开始缓慢衰落。西方近代科技传入我国后，二者开始逐渐汇合融通。

　　文字、教育、科技等方面发展路径的差异，决定了在中国“土壤”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直面“道、理、学、术”关系。其中，在“学”与“术”上，已有全球共识度相当高的客观标准，少数国家依仗现代大学发轫优势，占据多数学科专业前沿，拥有一些学术领域明显的话语权。但在“道”与“理”上，比如涉及精神文明的深层问题，则应正视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必要差异，做到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在尊重国际学术界既有规则的基础上，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逐渐培育壮大我国学术界的全球话语权。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势必要坚持本色、办出特色，坚守和创新本土化的“道”、“理”的基石，熟悉和抢占全球化的“学”、“术”的前沿。（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张 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