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学术立范：用治学三境界释读历史的功用
古史，究竟应该怎样重建？
李学勤总爱讲起上世纪20年代兴起，并持续到抗战的一场“古史辨”大讨论。“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疑古学者，接续康有为、崔适的学说，对传统的古史观作了全盘的检讨清理。在这一讨论期间，王国维先生1925年在清华讲授《古史新证》，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既批评了‘信古之过’，也指责了‘疑古之过’。”也是在这场讨论中，王国维所说的“二重证据法”，成为后来中国古史研究和考古学紧密结合的先声。
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两者互相印证。如今，从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到90年代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竹简，再到近年从海外购回的上海博物馆藏竹简，利用出土文献成为探究中国古代文明图景的学术潮流。“王国维说他的时代是‘发现的时代’，我认为，我们的时代，是‘大发现的时代’。”李学勤总是感恩，自己是被历史厚待的学人。
“和其他学科相比，像清华简这样的出土文献研究有什么不一样？”记者问。
李守奎沉吟半晌，抛出两句话：“研究对象可遇不可求，研究方法既讲求科学证据，又得有人文理解。”片刻，又补上几句，“说白了，就是更寂寞，来不得一字虚空。进这一行，就要做好‘坐冷板凳’的准备。”
这和赵平安口中的“有些事注定不热闹”不谋而合，“这需要极强的沉潜功夫，做学问首先要‘坐得住，不计较’。”
而以更大的视野来看，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追索文明根系的功用究竟该如何体现？
“什么叫有用？什么叫没用？”说起20世纪80年代的一件往事，李学勤至今感慨万千，“有一次我在南开大学讲课，看到一个布告栏上贴着很多大字报，讨论的就是历史有用没用的问题。当时有一种说法叫历史无用论，一定是物质的‘用’，生产的‘用’吗？可是人的需求不仅仅是物质，更重要的还有精神。认识到这一点，就知道历史的重要性！历史，关乎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
确实是“不世出”。王国维曾说：“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之最大发现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而这一次，李学勤说：“就清华简的性质、年代、数量而言，堪称第三次。”
李学勤如此解释清华简的价值：“既有《尚书》这样的经类著作，也有《系年》一样的史书著作。同样重要的是，楚国不是当时文明的中心，可是就是在这样的地方，还存有这样的古书经典，它涉及的知识又是这样高深，并且看起来它的存在还相当普遍，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充分说明我们的古代文明是多么发达。”
李学勤说：“一个考古文物上的重大发现，不在于发现了什么金银玉器，而在于这个发现能够改变我们对于一个历史时期或者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的看法，这才是重大发现。清华简的意义，我想也在于此。”
对历史强烈的敬畏，“水磨工夫做文章”的专注，清华简研究保护团队发挥到了极致。日久经年的伏案，几乎让每个人的职业病都比原来更重了些。
刚到清华，沈建华就赶着又去配了副眼镜。一查，没一个月，竟然从400度到了700度。“几乎天天盯着泡在水里的竹简看，再加上灯光反射，眼睛怎么能舒服。”她摆摆手，丝毫不以为意，“我原来还不近视呢，30年前跟着李先生释读马王堆帛书时，也是没一个月就涨到400度。干我们这一行的，很多最后都瞎了，可就是架不住喜欢，有点儿‘飞蛾扑火’的感觉。再往深里想，几千年前我们的文明就达到这样的高度，后人如果不能挖掘出这段历史，是时代的失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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