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堪称中国大学生“就业焦虑年”，毕业生焦虑，家长焦虑，老师焦虑，整个社会都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冯育芷，北京某名牌大学经管学院的应届毕业生，就是困扰于这种焦虑的一员。

　　今年大学毕业生人数创历史新高，达到了699万，就业签约率不及三成，不少人称之为“史上最难就业季”。严峻的就业形势使得“40求职者共居一室，只为离北京更近”这样的极端案例也屡有曝出。

　　没有了师兄、师姐们的“牛运”，冯育芷和他的同学只好到处撞“鸟运”。要么回老家，要么漂在北京。谈到自己的求职历程，冯育芷说：“就差没把人逼疯掉。”

　　现实故事

　　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游走

　　冯育芷来自吉林省的一个偏僻小城。父亲在他3岁的时候就过世了，母亲还下过岗，生活过得“相当不易”。

　　正因生活艰难，冯育芷更懂得珍惜学习的机会，除了帮母亲干点力所能及的体力活以外，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啃书本上。不负重望，冯育芷终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知名高校，成为当地的“高考明星”。

　　冯育芷以为，从此踏上了改变命运之路，能够在移动互联行业大显身手。但马上就要走出校门了，投了60多份简历，连面试机会都很少有，更谈不上签约，就业之路的艰辛超出了他的想象。

　　“经常睡不好觉，会半夜3点钟起来，看有没有邮件。”他说，“收到一条短信或电邮，都激动得不得了。”这种压力还传递给了妈妈，使她大病了一场。

　　为了获得面试机会，冯育芷想了很多招。光简历就准备了中英文5个版本，分别有“WORD”和“PDF”样式，针对不同的企业分类投递。

　　他甚至担心名字偏僻，考官会不认识，要不要改名字？

　　即便如此用心，他仅有的几次面试机会，很快就成了“过往烟云”。其中，让他印象最深的一家企业收到简历达6000份。10个面试的，竟有9个是“海归”，其中有个是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毕业的，还有北京户口，优势明显，“真让人泄气。”

　　谈到回老家，他说，“谁不想回老家，在这还得呼吸污浊的空气？”“但问题是资源都过度集中在北上广，老家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有几个好工作，拼的都是硬关系。”他说。

　　冯育芷说，最苦的就是他们这些没背景的，只好窝在北京，“就是出不去。”

　　透视就业难

　　原因一 宏观经济减速、体制改革滞后

　　“因为经济体制改革迟滞，国有企业的强化，尤其是垄断企业占有大量资源，导致接纳就业多的民营企业弱化，再加上宏观经济下滑因素的影响，就业难是必然的结果。”北京师范大学人本发展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李宝元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李宝元看来，中小企业在金融危机下步履维艰，有的企业关门大吉，没有背景的学生又不易进入国有企业，这就缩小了大学生的就业空间。

　　“各种事实验证，活在体制内舒服，都往公务员、教师、国企队伍里钻，谁还去下海？”李宝元说，和上世纪80年代末大学生敢于下海相比，现在就业方向已经今非昔比。

　　对此，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孙凤也认为，户籍制度改革滞后，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不流通是造成就业渠道变窄的重要因素。“以前经济增速在8%的时候，就业问题还不明显，但增速放缓，问题就显现出来了。”她对记者说。

　　“今年大学生供给量最大，再加上经济减速，经济结构调整，几个因素叠加就面临着就业难问题。”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秘书长李震对记者说。他说，体制内阶层固化，也是减少了就业职位的重要因素。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认为，国有企业大规模存在是导致中国大学生就业难一个重要原因。“这与心理因素有关，特权给每个人的选择都带来扭曲。”他说。在他看来，假如都是私营企业，大学生的选择就会更自然一些，不会有那么多人找不到工作。

　　原因二 教育方向和就业需求“错轨”

　　“最大的问题不是大学生真的多了，关键是结构不合理。”李震说。

　　在李震看来，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是供需错位。他举例说，扩招最多的是文科生，专业设置不合市场需求。“文科生扩招容易，有个教室，招一些老师就可以了。但理科扩招就没那么简单，会受一系列的实验设备和教学条件的限制。”他说。

　　孙凤也表示，结构不合理是大学生就业难的重要原因。主要表现是，中国第三产业创造出的增加值比例不高，就业机会少，相对来讲，还是对劳动力的需求量较大，这就造成了所学非所用的现实矛盾。“扩招不根据市场需要，迟早会引发就业问题。”孙凤说。

　　被调查的60%企业反映，应届大学生到岗工作，实际知识应用率不足40%，且多数学生所学过的知识转化不出来，缺乏实际操作能力。

　　“读到研究生了，还分不清图和表是怎么回事，这样的学生怎么用？”李宝元说起来情绪激动。

　　李宝元认为，中国目前还处于工业化没有完成的时代，而不是“后工业化时代”，社会需要勤勤恳恳的有一技之长的人，而不是只会坐办公室的人。

　　对于大学生学非所用问题，李宝元说，这些年教育定位不清，只是一味地大量生产“产品”，片面追求学历，乃至造假成风，却对“产品”的质量、需求一概不负责任。

　　“教育不重质量，比毒奶粉还可怕。”他说。他调侃道，或许设个“范进博士后”，大概不愁没地方要了。 1 2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