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内外的竞争压力

　　报告显示，2012年全国1297所高职院校，设置在地级市及以下地区的超过630所。此外，还有近200所高职院校在县里办学，150多所高职院校办在工业园区和开发区、科技园区，布局上比较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尤其是三线城市和县域经济发展需要。

　　然而，在记者采访中，许多中西部三线城市没有成型的经济布局，无法走“服务地方经济”的办学模式，这些地方的高职毕业生更多流向东部沿海城市，加入打工队伍行列。

　　“没办法，我们的办学模式无法进行校企结合，因为当地没有像样的企业；我们也只有‘黑板上开汽车’，因为当地财政没有一分钱的投入。”中部省份的一所地方高职院校负责人诉苦说，“其实，据我了解，大部分地方高职院校都面临像我们这样的现状。”

　　报告显示，投入不足影响了高职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在高职学校教育经费来源中，虽然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比重自2010年首次超过学杂费后，2012年进一步上升到了54.0%。但是，与普通本科教育相比，各地政府对高职教育经费投入仍明显偏低。从全国水平看，地方普通高职高专学校的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支出只有普通本科学校的56%，有15个省区低于这一水平，上海、青海、天津、贵州、甘肃、宁夏、湖南、安徽等地甚至低于50%。

　　多数地区还未制定高职院校生均经费拨款标准，生均预算内拨款水平与本地区同等类型普通本科院校有较大差距，因此，高职学生的学杂费负担仍然较重，规模扩张成为部分高职院校维持生计之道，影响了高职教育人才培养质量。

　　除了投入不足外，近几年，生源危机是高职院校无法逃避的话题，很多以生源养校的高职院校无以为继；由于就业的压力，很多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决定走职业教育的办学模式，“不可替代”的高职学校将会面临可替代的境地；生源危机使得招生来源多样化，高职院校如何满足学生多元化的需求；特别是，在中国，本科以上毕业的属于“劳心者”，高职以下的属于“劳力者”，蓝领可能收入不低，却被整个社会歧视。

　　这些内外交困的问题使得高职教育发展遇到很大阻碍。“我们职教人一定要清醒，不能被表面的数字所迷惑。就业质量如何、专业对口率高低、学生的后发优势有多大，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贵州铜仁学院院长侯长林在面对记者采访时，发出这样的警示。

　　思：呼吁多方支持，寻找改革出路

　　报告用多个“期待”，呼吁各级政府加大高职投入和转变职能——

　　期待各级政府建立高职院校生均经费拨款标准，提高拨款水平，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学生合理分担、社会资助等多渠道投入机制，改变高职院校主要依赖学费求生存的办学现状。

　　应激发学校办学活力。高职院校办学自主权仍然没有落实，政府直接插手高职院校具体事务的现象依然存在，一些地方政府同时扮演着高校举办者、管理者和办学者的多重角色，影响了高职院校办学效率，挫伤了办学积极性。

　　期待各级政府转变职能，落实办学自主权，把中层干部任免、教师招考、职务评聘、机构设置、专业设置等权限交给学校，形成政府依法管理学校、学校依法自主办学的格局，激发高职教育办学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