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熊视：中国教育民间观察 作者：熊丙奇


刘道玉：一片冰心在玉壶（1）
武汉大学原校长、《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作者 刘道玉：
　　一片冰心在玉壶
　　——读《教育熊视》后感言
　　2007年5月27日，中国21世纪教育科学研究院在北京召开了“呼唤21世纪教育家研讨会”，会上我认识了青年教育学者熊丙奇先生。三年前，他出版了《大学有问题》一书，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随后又出版了《体制迷墙》等教育论著，是一位名副其实多产的青年教育评论家。
　　2008年元月26日，丙奇从上海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他刚刚完成了一本新著，书名叫《教育熊视》。他特别强调，这本书仅仅是对2007年教育观察而写成的，并希望我写一篇评论文章。过了两天，他把书稿的电子版发给了我，使我先睹为快。这本书名的确颇具新意，所谓教育熊视亦即熊丙奇对教育问题的审视和评论。
　　这本书稿共有226，394个字，其中分为八个部分，总共包含了112个题目。这本书写作体裁也很有创意，大多数的题目都是以提问的方式出现的，有事件、有观察，还有新闻连接。书中引用了不少的照片、图片和漫画，真可谓是图文并茂，颇具有可读性和启发性。
　　我用了整整5天的时间，细心地读完了这本书，的确受益匪浅。对于他书中所阐述的观点，我基本上都是赞成的。真是文如其人，读了《教育熊视》以后，使我更进一步了解了熊丙奇先生，他是一位真正挚爱教育的研究者。他对教育的爱，对教育的忠诚，对教育改革的期盼，对民众受教育权利的关注，都跃然纸上。试想一下，他如果没有对教育的挚爱，怎么可能从全国那么多的大小报刊上收集到如此详细的资料，又怎么可能对那么多的教育问题做出细致而又深刻的分析与评论呢？
　　唐朝诗人王昌龄在“芙蓉楼送辛渐”一诗中，末尾一句是“一片冰心在玉壶”，我借用它作为这篇文章的题目，正是要表达我对这本书的钟爱。本来，盛唐诗人王维、崔颢、李白等都曾以“玉壶”自勉，推崇光明磊落、表里澄澈的品格。但是，我在这里把《教育熊视》比喻为“玉壶”，而熊丙奇先生对教育的一片赤诚之心和他的冰晶玉洁的品格就寓意于这个“玉壶”之中。
　　《教育熊视》一书对我国教育提出了诸多问题，从教育理念、校训、教育体制、教育政策到大学贷款、学生下跪和北大“三角地”等多方面的问题。其实，民众对教育的议论与不满，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但是，###门的官员与民众对教育的看法竟然是如此大相径庭，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部长周济反复强调，要办民众满意的教育，既然大多数的民众对教育不满意，那么教育领导部门怎么能够自我陶醉呢？近年以来，人们在议论教育上问题的同时，还试图找出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有的说是“教育产业化”口号造成的，有的说是教育腐败导致的结果，也有的认为是受了浮夸风的影响，等等。但是，我却始终认为是国家###主要领导人错误的决策造成的，其主要表现为：一是瞎指挥，二是冒进、浮夸。殊不知，这两个错误，正是1958年教育大跃进错误的重复，可惜现在许多人忘记了历史的教训。
　　由于我国是大一统的教育领导体制，一旦领导决策错了，那么所造成的影响就是全局性的、持久的，其损失也是严重的。难道不是吗？只要看一看近十多年以来，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上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又有哪一个不是###批准的或所倡导的呢？例如，大学非理性一窝蜂的大合并，大专和普通学院一律升格为大学，大学中的系都统统地改为学院，大学以大跃进的速度扩招，各大学拼命地扩展校园土地和大兴土木，人造创建一流大###动，大学评估造假……此外，还有数不清的各式各样的教育工程，不也都是由###制定的吗？例如，211工程、973工程、985工程、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工程、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工程、园丁工程、远程教育工程、百千万人才工程、精品教材工程、提高本科教学质量工程、招生阳光工程、校—校通工程，等等。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追问，国家教育领导部门又为什么会做出错误的决策呢？我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

刘道玉：一片冰心在玉壶（2）
一是不懂教育，违反了教育规律。现在教育领导部门的许多人，既不懂教育理论，又没有直接从事教育改革实践的经验，理论上懵懵懂懂，必然导致行动上的盲动和盲从，以至于像教育方针、大学功能定位、教师队伍近亲繁殖、科学学派建设等该管的大事不抓，而像大学生能否结婚、能否租房等这样不该管的小事却抓住不放。
　　2006年3月，中央宣传部等六部组织形势报告会，第一场报告就是###部长周济作的。在报告一开头，他就理直气壮地说：“在世纪之交，中国教育改革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到2005年普九人口（注：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覆盖率达到95%。”
　　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伪命题，如果不是有意误导就是无知。众所周知，义务教育是一个国际通用的教育政策，具有特定的内涵。早在1919年，德国就实施了8年免费义务教育，现在世界上有170多个国家实行了义务教育，美国、德国、比利时等发达国家都实行了12年（或13年）的义务教育。义务教育（Compulsory education）是一种带有强制性的教育，包括政府和受教育的适龄学生及家长都必须遵守义务教育法，政府要为学生支付全部费用，而家长必须保证学生接受教育，任何一方违反了义务教育法，都将追究其法律责任。可是，我国于1986年颁布了《义务教育法》，直到2006年才仅仅宣布免除农村学生的学费。也就是说，我国搞了20年的假义务教育，当然周济部长所说的95%覆盖率也是欺人之谈。也许，你也可以说中国国情不同，但那你就不能使用义务教育这个概念，否则就是亵渎了义务教育真正的精神。
　　二是指导思维方法的错误。关于这一点，熊丙奇先生详细的论证了工程思维方法的危害性和产生的原因。什么是工程思维呢？所谓工程思维，也就是计划经济思维，国家制定的教育工程越多，说明教育计划性和统一性越强，这是与教育集权体制相一致的。本来，计划(或规划)就是计划，为什么要拿工业建设上的工程来说事，这不明明是故弄玄虚和哗众取宠又是什么呢？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已经证明，上级管理得越多则基层越没有创造性，国家控制越严则大学越没有活力。既然计划经济体制不能振兴我国经济，那么大一统的计划教育体制能够真正的振兴我国的教育吗？
　　今年我国将举行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我们应该借机深刻反思我国教育改革裹足不前的原因。1985年5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指导我国教育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其中，明确提出：“中央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教育体制改革入手，有系统地进行改革。改革管理体制，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可是，20多年过去了，这个重要文件基本上没有认真贯彻，甚至早就被人们遗忘了。群众反映说，现在###集权超过了过去任何时期，几乎控制了一切教育资源和决策与管理权，这种状况的确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三是官本位的思想与作风，致使教育领导部门与民众形成了鸿沟。本来，民众对教育问题已是议论纷纷，为什么###的官员们却充耳不闻呢？原来是看问题的出发点不同，他们是从官本位出发，为了炫耀和维护自己的政绩，而不顾民众的利益与要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抓好典型，解剖麻雀，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领导工作方法。可是，现在制定的许多教育工程，很少是来自于群众的意见，大多都是闭门造车的产物。也许，起草的写作班子也象征性的召开一些座谈会，但那也只是组织同观点的人讨论，而从来是不会征求教育改革者或是对教育持批评意见人们的意见。古人曰：“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忠言逆耳利于行，苦口良药利于病”。可是，这些至理名言早就被某些人忘得一干二净，他们一味地从官本位出发，只听顺耳的意见，陶醉于“莺歌燕舞”，这样怎么能够做出正确的、顺从民意的决策呢？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国教育中的诸多问题，是十多年我国教育大跃进造成的。那么，中国教育的出路在哪里呢？熊丙奇先生正确地指出，出路在于体制改革，即改变大一统的教育集权领导体制。提到教育改革，我们不能不指出###门的某些领导人对于改革的模糊认识。周济部长和###新闻发言人反复强调我国教育改革是成功的，而他们在论述教育改革成功时所列举的两个例子：一是普及“两基”已达到85%以上；二是我国已经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这是难于令人信服的，因为在理论上和在逻辑上都是说不通的。我们姑且不论这两个数字的真实性，即使以它们作为依据，但它们与改革成功之间也没有因果关系。这里有一个对改革的认识问题，依我看对于某些人来说，教育改革似乎还是个盲点。什么是教育改革？所谓教育改革，是指以新的教育理念、新的教育体制、新的教育制度、新的教学内容和新的教学方法代替相应旧的一套，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才能把握住教育改革的本质。因此，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数字的统计，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很明显，某些人混淆了发展与改革的界限，以牺牲质量来求得数量的发展，是以发展代替教育改革的典型表现。
　　为什么我国教育改革步履如此艰难呢？这是因为在拥有5000多年悠久历史的国度，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教育领导部门的某些人不懂教育改革，也不抓教育改革；相当多的民众似乎是置身于教育改革之外，他们关心的依然是培优班、择校、辅导班、请家教、考重点学校、考高分、上名大学、追求高学历、高学位；部分想改革的人，但又没有资源，于是乎教育改革就成了老大难。我痛切地感到，我国现在极需要进行一次教育改革的启蒙运动，进行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需要有更多的教育改革家和教育评论家。唯有如此，才能把我国教育改革推向前进，这是我的热切的期盼！
　　

陈丹青：大学还算是大学？（1）
熊丙奇此前几本书，我曾勉为其难，写过两次序，私下巴望他可以休矣：作贱教育的好汉谁在乎批评？谁读这类书？且看过去数年他所揭示的种种问题，只见得变本加厉，逾演逾烈，然而丙奇不知吃错什么药，他对教育的批评也竟逾演逾烈而变本加厉了。这不，新书《教育熊视》又写成了，二十多万字，电话里要我再来说几句。
　　我讨厌丙奇的书。辞职那一阵，我多少是在愤怒中，看了他的书，转为惊异与恐惧：原来大学教育这笔烂帐烂到这步田地，大学还算是大学？教育还能叫做教育？可是再三再四翻阅这等层出不穷千奇百怪的烂帐，无异于苦刑，说实话，我不打算阅读这本书。这书虽是新写成，其中列举的罪孽还不都是教育的旧病与顽疾，丙奇只是剥皮抽筋从中挖出新的创口与溃烂，摊给我们看。我不要看，然而我不忍回绝丙奇的恳求。
　　好在另有教育界几位同志对此书先有评论在：刘道玉、###、顾海兵、张鸣，我一一读过，从中或可找点话来说：
　　譬如张鸣教授指出：“熊丙奇先生是内行人，不出手便罢，一出手，便点中要穴死穴，让对方反驳不得。”这末一句，其实不然。诸位可曾见全国上下层层叠叠的教育主事者曾在公开场合、大小媒体、各种文本中对任何批评观点与批评者予以反驳么？没有。这教育界的庞大“对方”不是“反驳不得”，而是不屑于反驳。为什么？因为真的权力乃是怡然沉默。你有什么权力？“对方”又是什么权力？且看前年张鸣闹事，言语不好听，大前年本人辞职，态度很嚣张，除了若干媒体网络出现过零星同行的议论、问难，甚或嘲笑，此外不见一位教育官员出面反驳。没有，一句话也没有。而权力之外更有势力，这势力不仅指盘根错节的权力集团，更兼广大无边的无权者：家长、孩子、职工、社区，密密麻麻都是些靠教育利益链吃饭的卑微者，他们也是丙奇书中的主角，参与这大荒谬，构成这大势力，目的不是为了教育，而是讨生活。
　　所以熊丙奇的“出手”只是抡空拳。他的书即便大学领导人手一册，亦如闯进无人之阵，最高礼遇，顶多是会议桌上心照不宣的集体沉默——我们总算告别了封杀、禁书、揪斗、批判的年代，如今，逆种如熊丙奇将会被另一种温馨的现实所淹没：叫嚣吧，但休想得到一句反驳。
　　资深教育研究者###先生是温和的批评者，尤擅观察与评析。“教育作为重要的民生问题备受关注，”他说：“充满着夺人眼球的新闻，具有了很强的‘观赏性’和‘娱乐性’。”这一层，怕是比“没有反驳”的处境还要美妙——“观赏”，即围一堆袖手的公众看你叫嚣，看你跳，他们可能喝彩，心里以为解恨，但现实肯定改变不了。媒体则作为围观的场所，每天需要“猛料”，隔三差五的教育圈负面报道于是和种种时尚与社会新闻混成一片，“娱乐”大众。是的，如今所有严肃的问题均被精心划分为两端：一端给闷在体制里，动弹不得说不得；一端，是经过筛选而扔给媒体去放大，供应给大众尽情观赏、消费，形同“娱乐”。你以为中国教育没人反思批评吗？请看媒体多么热闹！你以为舆论会监督体制，革除积弊吗？请看校园内何其平静，权力的齿轮运行无碍，根本不理你墙外的喧嚣。真的，权力不但不反驳，而且多么宽容：不服气么？请上媒体去闹——这是国中教育新世纪以来的新策略、新剧情、新形势，它甚至比没有批评还要糟糕。它将真实的危机经由批评而转换为媒体的版面狂欢，构成诸般“民生”问题的奇异景观，在这景观中，现实问题被成功地和滔滔舆论相区隔，犹如同一容器中的水和油，相偕旋转，不相干。
　　刘道玉先生的长篇评论，读之令人肃然起敬。他曾是教育界高层主事者之一，亲历其中三十年，彻底看穿。看穿者不少见，而凛然说破者几稀，刘道玉先生正是有胆魄、更有资格说出真相的人。他直斥当今主掌教育的高官“不懂教育”，戳穿###宣称“义务教育”的“巨大成功”是“地地道道的伪命题”，是“有意误导”，是“欺人之谈”，是对义务教育的“亵渎”，因为他很清楚——人民也很清楚——“我国的假义务教育”推行了20年。他提醒众人：早在二十三年前的1985年，中共中央就在相关文件中明确指出：“必须从教育体制改革入手，有系统地进行改革……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而今天的现实是什么呢？“###集权超过了过去任何时期。”有谁会反驳这位教育界的老上级、老校长、老同志么？我相信###后任对这类党内异见的良策，还是世故而有效的沉默。

陈丹青：大学还算是大学？（2）
此刻我愿替现任官员们以反驳的方式提醒大家：刘道玉先生正是这泱泱官场权力游戏中的失败者。谁都知道，在“超过以往任何时期”的权力市场中，秉承公意的官员十九归于无声的失败，那仅存的十分之一也只能在退休之际，也即丧失权力后，始得一逞良知，吐露真言。不是吗？如今，除了最后这点言说的权力——在中国，“言说”即意味着丧失权力——刘道玉先生不再有权力从国库的亿万款项中，为穷孩子划拨一分钱。
　　在为此书出言相助的四位同志中，我比较认同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的反问、追问、诘问：
　　“中国有真正的大学吗？”
　　是的，以顾海兵列举的历史标准与世界标准，他有理由质疑中国目前的大学不是“真正的大学”。但我忍不住又想反驳他——有没有大学，不重要，重要的有没有真正的教育和教育者。抗战八年，西南联大失去京津两地庄严体面的校舍，论规模、论条件，根本谈不上一所现代国家的大学，可是教育者的意志和教育自身无可遏制的能量，不但不曾挫败，反而发扬光大，不然，哪来日后出自西南联大的几位诺贝尔获奖者；再看文革十年，大学停办，然而出于对教育的渴望和教育那点最后的尊严，教育，曾以无法置信的潜在方式顽强潜行于遍地浩劫的中国，多少人私相传授种种思想、技术、学科、文艺，不然，哪来1977年恢复高考后那群迄今最优秀的考生？
　　有没有大学，没关系，甚至是不是大学，也非要点——中国从前遍及民间的私塾和书院，并不是今日的中学大学，而一代代文人士子便从那里走出；欧洲中古守护知识传递文化的修道院，全归僧侣把持，也不是今日的大学，而顾海兵列举的西方大学史正脱胎于无数寂静的寺庙——不消说，顾先生强调的是对当今大学教育的普遍质疑，即学术行政化、大学衙门化、权力市场化，以至于校园官员多到“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而且级别荒唐：“校长等于副部长”，更兼权限暧昧：“又管学校又办学校”……等等等等。于是问题来了：当所有大学的实质蜕变为政府架构，教育的主宰分明是官僚阶层，行政管理的模式无异于党政机关，招生办学的宗旨演成公然的利益游戏，那么，大学之所以是大学的神圣职能，已在大学校园内被就地亵渎，教育之所以是教育的价值核心，已在教育过程中被粗暴遞夺——然而这还不是最荒谬的事相，事实是，如此畸形、劣质、有名无实的大学，仍旧被称为堂堂“大学”，如此劣质、敷衍、滥竽充数的教育，仍然行使着国民的“教育”，一如北大清华南开中山，早已不是历史所铭记的名校，但仍然号称北大、清华、南开、中山，而这些大学的“名”，这些大学的“牌”，被无限夸大、被刻意抬高、被无耻利用，以之吸引考生、申请经费、占据资源、换取利益，谁都明白不再是行政官僚为大学服务，而是大学为行政官僚服务——这样的大学，真不如没大学，没有大学的时代，渴望教育的人们还有营造大学的可能，一旦遍布以上这样的“大学”，则当前謦竹难书的伪教育便只剩一项是“真”，即过去的校名。
　　所以顾先生的诘问“中国有真正的大学吗？”，似应改为“中国有这样的大学”。熊丙奇的第一本书叫做《大学有问题》，问题是，如今中国只有“这样的大学”——怎样的大学呢？我想不出名目；倘若我将要投考大学，我别无选择。这才是“真正”沮丧的事实啊。
　　临了请熊丙奇明鉴：以上敷衍之辞也该算作“伪评论”，因为这本新书我真的一个字也没有读。
　　2008年4月6日写在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丙奇奇书
2007年的中国教育在转型的冲撞与震荡之中。教育作为重要的民生问题备受关注，同时，各种新的、深层次的、教育自身的问题突显。教育，于是充满着夺人眼球的新闻，具有了很强的“观赏性”和“娱乐性”。
　　丙奇的奇书《教育熊视》，直可视为中国教育的“拍案惊奇”。举凡读研值不值、职业教育成“民工中介”、“网上评老师”、高校豪华办学、教授与院长的战斗、谁来撼动大学“衙门”、男生是否需要“拯救”，“捏着汗”看孩子跳舞、大学该不该开高尔夫课程、从“保研猪”看教育浪费等种种问题，令人不能不拍案，不能不扼腕，也不能不思考，不能不自省。
　　今天，我们比过去更有可能追求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然而，我们在抵制和破除坏的教育之时，并没有形成关于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的共识。“人民满意的教育”是人民共同参与的教育，这种参与，包括了媒体的监督、揭示，包括学者的批判性反思和建设性提议。《教育熊视》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社会参与，通过“熊视”或“虎视”去关注和反思教育改革，去建设人民满意和能够兴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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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 书评
凡是政府主办的事业，都是需要人来盯紧的事业，这是发达国家的惯例。然而，中国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其实就是一个政府工程，而且是涉及千家万户的政府工程，几乎跟每个老百姓都有切肤之痛和切肤之痒，然而，却没有多少人来盯。多数人不懂里面的名堂，还有情可愿，那些圈里人，明明什么都知道，却也一声不响，直至今天，教育成了民生的难题，成了灾。
　　熊丙奇先生跟我素不相识，但他的文章我早就读过。他是一个教育界圈里的人，也是用心来盯着自己的这个圈的人，这样的人，对于我们的有关部门来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令人愉快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命运，就是古希腊神话里那个报信的乌鸦，总之没有好果子吃就是啦。
　　没有好果子吃的熊丙奇没有罢手的意思，他写了又写，从现象分析到结构，从高考说到助学，凡是涉及教育的现象、体制、行为、结构，给揭了个底掉，让人看看里面的权力运作，里面的官僚结构，里面的垄断经营，令人民大众开心解气，给有关部门某些人心里添堵。不用说，熊丙奇先生是内行人，不出手便罢，一出手，便点中要穴死穴，让对方反驳不得（只是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我曾经跟未曾谋面的熊先生联手写过一篇抨击大学体制的文章，那是当时为中国改革杂志社记者马国川穿针引线的结果。两个从来没有见过面，也没有讨论过相关问题的人，最后出来东西居然严丝合缝，彼此所见不仅是略同，而是大同。
　　教育是全体老百姓的事业，需要更多的圈外人的关注，更多的圈内人的盯守，因此，我们需要更多的熊丙奇。

顾海兵：中国有真正的大学吗？（1）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校务委员会委员、###学风建设委员会委员顾海兵
　　中国有真正的大学吗？
　　二十多年来，多少写过一些书评或准书评的文章。以我愚见，书评至少可以有两类四种。一类是直接书评，一类是间接书评。直接书评是就书论书，一种是学术性的，一种是宣传性的或广告性的；间接书评是就书论己，所评之书只是背景、由头、切入点，目的是表述自己的观点，一种是论证自己的观点，一种是反驳他人的观点。写哪类的书评，大概取决于所评之书的内容与质量，评论者的偏好与境况。以本人而言，对质量有异议的，多是直接书评；对质量无异议的，甚至觉得有点“自卑”的，多是间接书评。今日面对上海交通大学熊丙奇教授的新著《教育熊视》，我只能写点间接书评或书序了。
　　要给丙奇的新著《教育熊视》写点直接书评，大概有点难。一则不具有丙奇对大学教育关注的宽度，二则不具有丙奇对大学教育关注的深度。记得三年多以前，那时与我尚未谋面的丙奇寄来他的大作《大学有问题》，我写了名为“大学问题与问题大学”的短评（序三），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的：
　　“我与作者丙奇不曾谋面，居住场所相距数千里。但对于中国大学问题的共同忧患使我们有缘相识。对大学问题的研究本不属于我的专业，只是因为在高校工作生活多年，总有一些所思所想，因而，近些年来断断续续写了数篇有关教育的文章。丙奇在电话中说，“您的大作早已拜读，受益良多”。其实，丙奇过奖了。至多，我只是比丙奇早几年关注了大学问题。虽然先者为师，但师者不会贤于生者。论雅、论俗我是远在丙奇之下，如果考虑到我的年龄比丙奇要大一轮多，则可比性差距更是突出。从这一点说，给丙奇的书稿写书评我不是合适人选，现在呈现给读者的这篇文章也不宜视作书评，只是把我读完丙奇这部书稿所受到的启发写出来，可谓不吐不快。”（熊丙奇，《大学有问题》，四川出版集团天地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
　　现在勤奋高产而优质的丙奇，又将一本沉甸甸的力作呈现在我面前，希望我写点什么，着实让我诚惶诚恐，但我又必须硬着头皮向前走。就书本身而言，我只能首先是学习；但就书之外而言，我又不能只是学习、学生，我应该有所表达、也能够有所表达。沿着3年多以前的思路，我就丙奇的《大学有问题》写了“大学问题与问题大学”的评论，今日，我大概应该而且只能写“中国有真正的大学吗？”如果说问题大学还是承认目前的大学还是大学的话，则“中国有真正的大学吗？”就要反思这一自然而然的前提了。
　　什么是真正的大学，全世界不会有统一的定义，也不应该、不可能有统一的定义。现在我们所说的大学，不管你如何定义，现在可以断定的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学不是诞生在中国，而是诞生在中世纪的欧洲（另有说法是，9世纪摩洛哥的加鲁因大学、10世纪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见夏征农主编，《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1782页。此处不作评论）。依据专业的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12、13世纪，由于工商业繁荣发达，各大城市先后出现了大学。最早有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等。┅┅。12世纪，在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开始出现了最早的大学。13世纪后，欧洲各国增设了一些大学。中世纪具有代表性且影响较大者是萨莱诺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董纯才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93页与273页）。显然，这里的大学决不等同于高等教育机构，决不等同于具有大学性质的教育机构，大学是教育机构，更是研究机构、交流机构，2千多年前的所谓太学、国学、国子监、书院等纵然有大学性质，但绝不等同于大学，就像我们说：猿人具有人类性质，但还不是人类，仍属于猿类，人类是指从智人开始（夏征农主编，《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866页与2337页）。或者就像我们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具有企业性质，但决不是企业、决不是真正的企业。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顾海兵：中国有真正的大学吗？（2）
那么，在大学于中国诞生至少100年的今天，怎么会提出“中国有真正的大学吗？”这样的问题呢？现在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20世纪30-40年代，中国是存在真正的大学的，比如1937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合的、校舍相当于建筑工地上的临时民工住房的西南联合大学。我们还可以肯定的是：1966-1976年文革灾难时期的中国已经不存在真正的大学了。
　　那么，今天呢？“中国有真正的大学吗？”也许，三年多以前，我给丙奇的大作《大学有问题》作评的时候，我还没有这样的疑问。然而今天，我多少有点疑问了。我以为，不管真正的大学有什么标志，但是真正的大学一定没有这样的标志：行政级别或官级，以及由此派生的官员膨胀（大学内部的管理当然有层级，但决不是官级）。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中国的大学开始有了红头文件规定的公开的铁定的行政级别。正如丙奇在书中所说（当然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人也早已说过）：
　　“大学的行政化，早已被诟病，被认为是影响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最大障碍，但是，近年来，大学行政化的趋势，非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走势坚挺。其中，将部分大学的党委书记、校长确定副部长级，按副部长级干部的级别来配备，是最明显的标志。有人认为，将大学分为副厅（专科层次高校）、正厅（本科层次高校）、副部（目前有30多所重点高校），是让大学处于不平等竞争。而事实上，学校行政级别的最大影响，在于领导的办学价值取向，首先是官员立场，其次才是教育者立场，行政级别的差异将诱导高校领导为追求级别而追求大学的办学层次，而行政级别与社会官场的对接，直接导致高校领导看重政绩以及仕途发展而可能置教育规律于不顾，乐于追求短期效益、完成数字指标。一些副部长级高校之所以设置3个常务副校长，基本上不是出于办学需要，而是出于级别考虑，因为“常务副”是正厅级，而“一般副”则是副厅级。┅┅
　　今日的大学领导，无一不在谈教育家办学以及先进的教育思想，可是，他们既不能像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那般明确主张，“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更不可能有西南联大那般的作为——抗战爆发后，###长陈立夫利用军政统一的号令控制大学，频频得手，但在西南联大却未能得逞。他一方面企图排挤几位联大的现有常委，又想从校外委派专职的国民党职业政客担任联大训导主任。联大当局以“教授治校”为三校一贯传统必须尊重为由，将陈立夫企图委派的人顶了回去。今天的大学领导，尤其是“985”工程的学校，本身就是副部长级高官，而且不少属于由政府部门“空降”，怎可能不按官场规则处事？以至于前不久###副部长赵沁平对少数大学的官本位倾向也表示忧虑，认为这在影响学术的发展，大学作为时代和社会灯塔的作用也就会逐步失去色彩。┅┅
　　查阅高校网站，我们得到以下数据，985高校、211高校一般有党委副书记4名，有的985高校（亦是副部级高校）还设一名常务副书记；一般有副校长7~8名，有的985高校还设有多名常务副校长。以北大和清华为例，北京大学，党委书记1名，党委常务副书记1名，党委副书记3名，校长1名，常务副校长3名，副校长4名；清华大学，党委书记1名，党委常务副书记1名，党委副书记3名，校长1名，常务副校长1名，副校长7名。
　　对应于这样的领导规模，高校一般拥有20~30个不等的党委职能、行政职能部处，每个部处的副处长一般有3~4名（还不包括处级调研员），也就是说，仅从机关层面分析，高校管理机构中就拥有150名左右处级干部。如果再考虑院系分党委、总支班子，院系行政班子，高校真可谓“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
　　领导职数的过于庞大，已经被充分论证是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的重要原因。对于高校来说，臃肿的机构、庞大的管理队伍，不但花费本就不充足的办学经费，导致大学办学成本居高不小，而且，造成本应属于办学性质的教育机构，成为官场气氛浓郁的行政部门，甚至有进一步“衙门化”的趋向，大学，不是教育家办学，而是行政长官办学”。
　　笔者，包括丙奇在内的大多数学者其实都认为，真正的大学必须具有这样的标志：首先，大学与大学领导没有官级以及与官级相联系的官级待遇，校长就是校长，除了校长他什么都不是，校长可以是教授，也可以不是教授是经理人，院长副院长也决不是加了括号的处长副处长；其次，###（厅、局）决不可以既管大学又办大学，必须像当年工商局改革那样，不能既管市场又办市场，必须管办脱钩，不能管人、只能管事；再次，必须减少大学领导数量，设校长1人，副校长不超过3人，书记1人，副书记不超过2人（校长兼任副书记，专职副书记1人，书记也可兼任副校长），取消常委设置与所谓的校长书记助理或秘书长（如果有的话），副校长本就是校长的助理，实行全委会制，消除由于大学领导太多导致其实际是在行使处长职能的现象，党政办事机构近期不超过15个、远期不超过5个；最后，大学必须实行教授治校、治学，实行以教授为主体的专门委员会决策、校长执行、党委政治领导与工会监督的大学治理结构。
　　做到了这4条，中国大概存在真正的大学；做不到这4条，中国的大学大概有其形而无其神。当然，要做到这4条，也许一些合理与部合理的法规准法规必须进行修改。
　　顺便推荐一下，丙奇的的新著《教育熊视》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其各章题目如下：
　　教改——是否顺应民意？
　　高考——“神奇”能延续多久？
　　大学——谁来撼动这个“衙门”？
　　贷款——2000亿究竟为了什么？
　　教师——专心教学，已是奢求？
　　学生——上学有用，读书无用？
　　助学——谁在乎受助者的尊严？
　　下跪——是一种什么教育？
　　希望与读者共飨！
　　书包网

南方都市报总编辑江艺平 书评
进入21世纪的中国，有关教育的话题从来没有过这样庞杂，有关教育的事件从来没有过这样繁复。在庞杂与繁复的背后，是否意味着新世纪新中国的教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显然，官方结论和民间看法存在巨大分歧。由是，关于中国教育的发展方向和未来路径，也因为官方和民间的歧见，而变得歧路彷徨。
　　熊丙奇先生新著《教育熊视??中国教育民间观察》，以传媒报道的最具标志性的教育事件为观察对象，以民间视野为观察立场，以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为观察视角，围绕中国教育近年发生的令人莫衷一是的言说，使人眼花缭乱的事件，清晰而坚定地阐述作者对中国教育的观察、思考和立场。本书既有对近年出台的重大教育政策的尖锐评说，也有对近年发生的重大教育事件的深入剖析，那些曾经发生并被激烈争议、但又很快被浮躁所湮没的关于中国教育的人和事，因为这本书，而重新获得他（它）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集传媒视线、民间视野、专家视角于一体，《教育熊视》值得阅读。

中国青年报副社长谢湘 书评
对《教育熊视》这部书的书名是可以作多重理解的。一方面，作者借股市牛熊的谐音来表示自己对教育领域问题的关注，另一方面作者以自己的姓氏介入，表明了他独立独特独树一帜的视角，还可以看出他对目前教育领域中许多问题的不看好。可以说，对于教育的发展，他是低调的，对于很多问题，他是看“熊”的。
　　熊丙奇也算是个奇人。他在现行的教育体制内生存，却在体制内研究并批判现行教育体制，以至于成为了“教育问题”的研究学者。
　　对中国的教育发展来说，应把这看作一件好事。它表明了教育领域中的民主、自由的空气，尽管有很多人对熊的问题研究还嫌不够味儿，尽管熊本人可能也会承受某些压力，但是他的声音最终还是发出来了。若换个行当试试，有谁能经常对央行的货币政策说三道四？有谁经常指着中国证监会主席的名字发问批评？在市场经济的迅速的发展中，尚无法对经济政策和现象进行纯粹的问题研究，应该说教育的问题研究开了一个大大的口子。
　　氛围只是外因，真正支撑熊丙奇教育问题研究的，是他所表现出来的理性和建设性。他看教育领域的问题很尖锐但不刻薄。这种方式使得他的问题研究有深度而不偏激、不容易立即使人产生敌意或歧义，从而有效多避免了因问题研究的意图而轻易遭到封杀。
　　熊丙奇之所以能从教育问题一般的批评上升为问题研究，还在于他看问题的专业性。无论教育的体制，还是高考，大学扩招，教育发展中的形形色色事件，他都能从专业的角度给予评说，提出批评的意见。这与他是教育体制内的角色有关，应当说，他对国际教育发展潮流是极为熟悉的，也深知中国教育发展的艰难与弊病。他的问题比较研究，往往因逻辑的严谨，数据的翔实，比较的得当，而具有一定的说服力。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东方早报评论版编辑任大：稀缺的丙奇
近年来，新闻评论领域有着精英写作和公民写作的争论，哪一种写作方式更切合实际，一时很难断定，一般的做法，是将两者结合起来，让两类作者共同说话，这种处理办法为目前国内主流评论版面所采用。
　　在话题选择上，各平面媒体都是依据自身定位，选择近期热点话题，贴近新闻，及时发出声音。东方早报是财经类的综合性日报，财经固然是早报评论追求的特色，但是立足上海和整个中国大陆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早报评论对教育问题的关注应该说是异乎寻常。
　　有人或许会问，教育问题，自有那么多教育专家在研究，作为大众媒体，还有多大言论空间？我很多时候不得不悲观地相信，研究教育问题的专家，绝大多数栖身于###门，在教育产业化和学校管理行政化愈来愈严重的背景下，这些专家在一定程度上与所在行业产生了或深或浅的利益瓜葛，如此，能够跳出利益算计，发出独立评论的声音，就不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事实上，这种情况在所有行业中都存在，但知识分子群体中出现这种情况，还是让人始料未及，而且我也不止一次地遇到了。
　　丙奇作为高校教师，在他的写作过程中，也经常遇到类似利益瓜葛，但是他凭借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定力”，克服了相关利益的诱惑，藐视了权贵的“招呼”，对他来说，这些未尝不是损失，但是对社会来说，则是在创造文明进步。实际上，丙奇的这些写作，对已经比较“官场化”的教育来说，往往显得异常刺耳，不被某些人喜欢，也是情理中的事情。
　　但是，丙奇的这些写作，除了没有带来被“招安”的好处之外，我并没有听说给他带来什么大不了的麻烦。可见，说真话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可怕。只是大家被吓怕了，或者利益算计的心思用得太多，逐渐丧失了说真话的能力，到最后，自己成了体制弊端的受害者。推而广之，很多“行业”的情况其实都是如此——你退步，它就得寸进尺；你上前一步，它就退缩了。
　　丙奇的教育评论能够赢得读者的原因，除了教育的重要性、丙奇本人敢说真话，还在于丙奇本人的身份，换言之，读者，包括我们自己，希望在教育领域，能够有专家的声音。
　　举凡上过几天学堂，都可以对教育问题发表评论——好还是不好。但如果从解决问题的角度，读者更希望看到“为什么”，还想看到表象背后的必然性。在这种阅读需求下，丙奇这样的专家必须出场。惟其如此，在早报评论版上，有关教育问题的看法，才能显示出独到的视角，也因此，早报评论才赢得了读者尊重。就此而言，精英写作显示出其可贵性。
　　

新京报资深编辑于平 书评
说来惭愧，和丙奇直到07年底才相识，此前拜读其许多大作，记忆犹新。作为一个老时评编辑，我对丙奇其人其文有两点感受。
　　其一，虽说现在时评兴盛，但大学教授写时评的并不算多，能够把头从书本上抬起来，向社会投射关注目光的知识分子，掰指头都能数清，丙奇正是其中一个。其实，丙奇的大多文章的道理，估计很多教授们心里也很明白，例如高校评估，估计教授们都在酒桌饭局上骂翻了天，比如高考制度，在教育界混了那么多年的知识分子，估计谁都对它有一大堆意见，可是，大多数人选择的却是沉默，沉默，这也许因为政商拖累，无暇以顾；也许是不屑于放低姿态，走入大众；也是明哲保身，等着桃子自动从树上掉下来……但不管如何，这都是一种失职。
　　其二，现在的时评界有两个极端，一是喜欢玩“专业”，也就是说，这种时评写作，缺少大众化的文风，充斥着论文试的晦涩文字，专业的词汇，动不动就搬出高深的理论吓人。另一种是太专注于文字的机巧，文章废话连篇，华而不实。而这两个毛病，在丙奇的文章中是看不到的，丙奇的教育时评，总是以最朴实的文字，将即使是深奥的道理娓娓道来，并且，丙奇的文章，重于批评也重于建设，提出许多有真知灼见的解决方案。相信所有关心教育的人士通读此书，定会有不菲的收获。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潘多拉：“熊视”助推教育改革
我与熊丙奇先生最初只是编辑和作者，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因为我从他的“教育观察”中获益良多。他是真正的教育专家，咬定教育不放松，锲而不舍，厚积厚发，问题看得准，下手到位，分析全面，以理服人。无论是提醒教育主管部门官员不要“自我陶醉”，呼吁打击高考移民不要伤害无辜的孩子，还是质疑“一亿元，能提高考试的安全性”、“重奖状元是重视教育吗”，还是痛惜“教授与院长的战斗，为何输的总是教授”、“今日大学能从西南联大找到灵感吗”、“大学破产，学生怎么办”，丙奇先生的议论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中国的教育需要全面改革，要用真正的教育思维（而不是行政思维和企业思维）办教育，落实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维护教授和学生在大学中的主体地位。
　　教育是国家和社会的灵魂，教育如果没有希望，国家和社会也难有希望。教育要有希望，惟一的出路在于壮士断腕，深化改革。丙奇先生的教育评论，虽然是“民间观察”，却并非“人微言轻”，从他在教育界、舆论界已经产生的影响看，他在未来的影响未可限量。多少年之后，中国教育改革成功之日，丙奇先生当与有荣焉。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汪晓波：“教育树”上的一只啄木鸟（1）
作者为第一财经日报评论员 汪晓波
　　“教育树”上的一只啄木鸟
　　——读熊丙奇新作《教育熊视》
　　啄木鸟，是这样的一种鸟——其爪弯曲锐利，嘴强直如凿，能啄开树皮，用舌钩食隐居害虫。汉语词典对“啄木鸟”的解释，指出了这种鸟类两个最为基本的特征：一是捉食害虫，目标明确；二是爪锐嘴强，有能力捉出害虫。
　　在我看来，熊丙奇先生也是一只啄木鸟，不过他不是栖身于树林里，而是生活于大学校园中，作为一个富有人文精神的观察者，把目光紧紧聚焦于中国教育界。自2004年出版《大学有问题》一书以来，他一发不可收拾。
　　写《大学有问题》时，丙奇是作为一个提问者出现的。他在一个极好的时间节点引发了整个社会关于教育、关于大学的集体思考。他提出的那些问题，现在看来，依然相当尖锐和辛辣，且往往也是很多人想说而未说，想问而未问出口的：为什么偏偏在汇聚了众多知识精英、视学术自由为生命的高等学府，自由与民主的气氛如此淡漠？师者，为何不传道不授业不解惑？为什么那些在学生心目中德高望重的师长，却在学术的江湖里沉沦？大学，为何走进金钱与改革的恶性循环里……在一个相对沉闷的季节里，丙奇关于大学问题的追问警醒了社会，一时间，《大学有问题》颇为轰动。
　　提出问题的目的，最终是为了解决问题。为了求解中国教育的诸多难题，在《大学有问题》出版之后，熊丙奇先生访问了15位教育界的长者和知名学者，对话会诊大学问题，并“绘制”出一幅由行政思维与特权治校构成的“大学利益结构图”。这便是稍后出版的《体制迷墙》——包括熊丙奇在内的诸多学者们相信，中国的教育已经陷入了体制的迷墙之中。而要跳出体制迷墙，则不仅依赖于教育界的体制变革，而须延伸到更为广义的系统性变革上。
　　现在，我们又看到了《教育熊视》这本书。作者自称，这是关于中国教育的民间观察。而观察这本“民间观察”，不难看出，丙奇先生延续了《大学有问题》以来的凌厉做派，针对教育改革、大学“衙门化”、大学中的资产乱账、穷人的教育学等时代焦点话题继续展开发言。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大多发表在新闻媒体上，但与新闻纸上很多速朽的文字命运不一样，丙奇先生的观察，在剔除了时效性的外衣之后，依然能够保有一种生命力。究其根本，这是因为，一只教育界的啄木鸟，以其锐爪与强嘴，很精确地抓住了“树”上的“害虫”。
　　有心者其实不难看出，近一两年有关中国教育的重要议题，在《教育熊视》中均有所展现。这反映出的，是一本观察性文集的背后，凝结着一名青年知识分子对于教育的热爱，也反映出这只啄木鸟是何等的勤奋。因为爱之深，所以痛之切——书中文字绝难见不痛不痒之语，而是利剑封喉，直指中国教育的苍白与要害处；因为勤奋，故教育界的大小问题，全落入了观察者的眼中。作者牺牲了很多的闲暇时光、牺牲了很多的周末，埋头于教育问题的梳理、研究和批评之中，于是便有了读者手中的这本优秀的作品。
　　必须要指出的是，比之林中的普通啄木鸟，丙奇先生的挑刺，更需要一种勇气。大转型时代的中国，公民的发言权利，仍然有着很多的约束。作为一名体制中人、作为一名青年学者，熊丙奇先生的发言，须承受相当大的压力。这一点，熟识其人者均有切身的感受。很多时候，针对教育问题的公共发言，往往可能直接影响到作者的“前途”。而被批评者，包括一些教育官员，还很缺少民主社会的从政者应有的涵养，还没学会在位者就须接受监督的起码理念，不仅喜欢为自己辩护，甚至还会以不光明的手段打压批评者。在这样的背景下，熊丙奇先生多年如一日，坚持发言，坚持讲真话，的确难能可贵。
　　还值得一提的是，《教育熊视》在张扬作者一贯的批评作风之外，比之其以往的著作，更多了一些建设性。这是一个观察者日臻成熟的标志。尽管，许多身陷体制迷墙中的教育难题，很难有所谓的标准答案，丙奇先生作出的回答也未必完全正确，但是，一个热忱的青年知识分子有关教育的深入思考，无论如何是值得读者诸君分享的。
　　

教育熊视　序
“没有对大学的希望，就不可能写这本书。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曝光，不是存心和大学过不去，而是说出大家想说的话。”
　　2004年，我在《大学有问题》一书中，写下了上面的话。
　　在过去四年多的时间里，也正是这句话，让我一直关注中国教育的每一个举动、每一次发展与变化。这种关注，有了2005年《体制迷墙》一书的出版以及眼下这本《教育熊视》的面世。
　　客观的说，我国的教育，确实取得了快速的发展，近日刚刚公布的2007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到2007年底，“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肓人口——覆盖率达到99%；高中阶段毛入学率66%，比2006年提高个百分点；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已经达到2700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23%。从“某个角度”看，这是可大书特书的教育成就。没有这样的发展，如果教育还维持着1999年前的发展速度，可能到今天，有10个百分点的高等教育适龄人口不能像现在这样享受高等教育。
　　但，这仅仅是现察教育发展的一个角度。这样的教育中，办学者的治校理念如何、教师的生存状态如何、受教育者接受的教育质量如何，换句话说，也就是校长是不是有教育家的情怀，教师是否还坚守师道尊严，学生能否成长为全面发展的人，大学生是否为有这样的教育机会而高兴、满意……所有这些，是观察教育发展的另一种视角。
　　每次，我以后一种视角去观察发生在身边的教育事件时，都无奈地发现，一些办学者、教育者并不是以这样的教育视角去考虑问题，或者仅有很少这方面的考虑。于是，教育的发展，逐渐偏离教育自身的轨道，出现各种出人意料却又意料之中的“教育新闻”、“教育故事”，看似教育在发展，却渐行渐远。
　　也正是如此，有时我觉得，声音虽然微弱，但是，聊胜于无；有的观察或许仅是我个人的视角与观点，但至少是在努力按教育思维去思考；这些声音，这样思考，可以给大家另一个视角去观察教育、感受教育，从而选择对教育的应有态度和对教育的应有理解。当然，对这些声音与思考，也允许有人对之嗤之以鼻，不闻不理。
　　本书所有文章，均针对具体教育事件、教育新闻而作，所谓“有的放矢”。虽力图每文均有关痛痒，但能否触及痛痒，却不是一己之力量能够决定。如果其中有几篇，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或者有所感悟，也就算给我一丝安慰了。
　　在这本书即将付印之际，举世震惊的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数万人痛失生命，其中，包括很多如花一样的中小学生，他们的教学楼在地震中，瞬间夷为平地，废墟中，散乱着书包、作业本和铅笔。在地震营救现场，很多场景让人终生难忘，有的孩子，在废墟里打着电筒看书，有的孩子唱着歌给自己与同伴信心，有的孩子告诉营救人员，先救同学，还有的孩子说，如果能被救出去，一定好好读书……多么坚强与勇敢和孩子啊！经过这场近30年来最大的自然灾害，很多孩子成为了孤儿，他们的成长需要很多人的共同呵护，他们失去了小家，但有我们的大家。在此，我承诺，将本书所得的版税，全部捐献给地震灾区，参与当地希望小学的建设，为这些孩子能接受好的教育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熊丙奇
　　2008年5月13日

教育成功/研究生教育/新课改/职业教育
“教育成功”事件###部长周济2007年1月19日在海南大学表示，近十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无论是在办学规模还是在教学质量上都有了更快的发展。周济说，1998年中国高校招生规模仅为108万人，2006年达到了540万人；2006年，中国高校在校学生、科研经费分别是1998年的4倍和6倍。同时，中国高等教育在国际上属于比较先进的水平。2007年10月18日，周济再次表示，“今年是恢复高考30周年，这3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质量优秀的教育事业”。
　　“研究生教育”事件《中国青年报》2007年4月24日报道，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从2007年起取消两年制硕士研究生，全改回三年制，在校读研者想要两年毕业除非在校特别优秀。
　　2007年10月初，《中国青年报》与某网站联合开展了一项调查，共有7730人参与，其中在读或已毕业研究生4865人。调查显示，的人认为现在读硕士研究生不值。读过研的受访者中，的人表示后悔；的人认为，读研还是工作，每个人应该视自己情况而定。
　　浙江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从2007年起，对研究生招生数量进行明确限制。浙江大学要求每位导师每年招收硕士研究生不超过3人，博士生不超过2人；中国人民大学要求任何导师每学年招收的博士研究生总数不得超过3名，学校将逐步弱化将研究生招生数量作为导师是否完成工作量的考核标准，条件成熟后，取消招生人数作为导师聘期业绩考核的内容。
　　“新课改”事件从2007年秋季新学期，全国又有北京、陕西、湖南、黑龙江、吉林等5个省市高一新生进入新课程实验，至此，全国已有15个省市、自治区成为新课程实验省份，约占全国高中总量的50%。对于新课改，究竟能否给当下的应试教育带来清新之风，各方看法迥异。
　　“职业教育”事件职业教育在2007年迎来“春天”，国家专门为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设立的国家助学金，发放范围达到1600万学生，资助标准每生每年1500元，而且，2007年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达到800万，基本实现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规模大体相当的目标。可是，一些职业教育机构，有“职业无教育”，###还要求各级###门配合劳动、工商等有关部门，加强督察和管理，坚决禁止组织或介绍未成年学生外出务工的现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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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容不得自我陶醉（1）
事件
　　据中新社消息，正在海南调研的国家###部长周济2007年1月19日在海南大学表示，近十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无论是在办学规模还是在教学质量上都有了更快的发展。周济说，1998年中国高校招生规模仅为108万人，2006年达到了540万人；2006年，中国高校在校学生、科研经费分别是1998年的4倍和6倍。同时，中国高等教育在国际上属于比较先进的水平。他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21%；在校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等有了更高的发展；中国高校的学科水平、社会服务水平和科研水平等有了长足进步。
　　观察
　　2006年10月30日，杨振宁先生在东南大学演讲时说“中国高校对中国发展作出的贡献远远要比美国最好的高校对美国作出的贡献大”，我在评论时，认为其所站立场，所用逻辑——政府用较少投入获得了高等教育数量、规模的快速发展——与我们老百姓所站立场、所用逻辑——用过高的教育投入获取远低于预期的教育回报（直接表现为接受教育之后的就业收入）——是完全不同的。换句话说，虽然我辈因立场不同、逻辑不同不赞成杨先生的话，但他的话还是有他的“逻辑”的。
　　而眼下，###领导对当下高等教育“水平”的一番评价——中国高等教育属于国际较先进水平——却让我们发现，其观点的逻辑支撑也不存在。
　　先看看支撑这一“先进论”的基本论据是：中国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居世界第二，在校大学生数居世界第一。对这些论据进行充实的另一些“依据”是，中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21%；“十五”期间，高校的科研经费仅占全国科研经费的10%，但是，中国高校在“三大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中却占据了半壁江山，以较小的投入作出了大贡献。仅凭这些论据，怎么也无法推导、论证出“中国高等教育属于国际较先进水平”的结论的。
　　接受大学教育的人数居世界第二，在校大学生数居世界第一，能说明“国际较先进水平”么？如果能说明，那么中国目前作为拥有１３亿人口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是不是就可以说明咱们就是“世界发达国家”？谁都明白，衡量一国经济发达程度的是人均ＧＤＰ——为说明本文的问题，暂且这样说，因为衡量一国经济发达程度的指标，远不止数量意义的ＧＤＰ——而非ＧＤＰ总量，中国目前的ＧＤＰ总量虽然已达世界第四位，但人均ＧＤＰ不过世界第１１０位但有为：《我国GDP已居世界第四人均GDP第110位》，上海证券报2006年10月10日。。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已经达到世界第一，2500万之众在世上确实令人瞩目，但对应于我们的人口基数来说，不过21％的毛入学率，这个毛入学率在全世界范围看，仅在第５０位左右张力：《不同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比较》，《中国高等教育》2001年月1月。。更为关键的是，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发展是非理性的突进，在这个毛入学率背后，蕴藏着学校定位混乱、学生培养质量下滑、教育机会商品化、大学生就业日益严峻等诸多危机。
　　中国高校的科研成果在国家三大奖中的获奖比例，能说明中国高等教育“国际较先进水平”么？如果能说明，那么我们国家岂不可多设大奖，由此说明咱们的科研水平也位列“国际先进”？我国的高等教育在国际上究竟是什么水平，两个指标比较通行——培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个指标就不提了——一是大学教授们在世界顶尖刊物Nature和Science上发表的学术文章，这反映学校创造知识情况；二是攻读研究生学位的留学生比例，这反映学校对世界其他国家学生的吸引力情况。这两个“指标”，我国的大学都几乎羞于拿出手，通常来说，国内大多建设目标定位为“世界一流”或“世界知名”的高校即９８５高校，一年难以在Nature或Science论文，而当有一位教授在Nature或Science上发表一篇论文，都会被大肆炒作，其本人也由此获得诸多荣誉，甚至可走进“院士圣殿”；在国际留学生比例上，看看２００６年闹出的名校假留学生丑闻，就知道我们的高等教育对世界发达国家的学生来说，具有怎样的吸引力了。
　　判断在国际中的水平，你要知道什么是国际领先、国际先进，要知道自己目前的真实水准，老百姓可以不知道，但主管教育的官员不知道，该是多么不可思议。我由此想到，过去多年来，我国高校先后涌现出多少国际先进，甚至国际领先的科研成果啊，这些成果后来都发挥了什么国际竞争力呢？也许，那些专家，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国际领先、国际先进，于是“井底之蛙”般地，将没有市场的专利、拼命跑来的奖项，也作为水平的标志，于是孤芳自赏地给成果贴领先和先进的标签，甚至闹出一些笑话来。
　　

精英教育走完大众化道路了吗？（1）
事件
　　2007年10月，中国###网站发布消息，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先后超过俄罗斯、印度和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过短短数年的艰苦努力，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走完了其他国家需要三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道路。
　　观察
　　如果单从规模和数量上看，按照国际通行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的大众化标准，中国高等教育早在2002年就已经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转变，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达到在校生规模2500万，毛入学率22％，显然更加“大众化”。
　　但是，我们能说已经“走完”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的道路了吗？至少在我看来，无论是教育理念，还是教育结构，以至整个的教育体系，目前，还存在精英教育的深深烙印，从而使大众化教育格局远未真正形成。
　　毋庸置疑，我国教育的规模发展是十分惊人的，但在惊人的发展速度背后，是来不及调整的办学理念。我们发现，很多高职高专，也在过去几年，明确提出自己要培养社会精英，只有少数的高职高专学校，大声地告诉学生，我们是在培养灰领人才。在精英教育时代，高等专科学校可以宣称自己从事精英教育，但是，在大众教育时代，高职高专还把自己的办学目标定在“精英”上，就很不合时宜，这不但会吊高学生的胃口，而且也不利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结构与社会人才需求结构的接轨。
　　而与高职高专固守“精英”阵地相反，一批精英教育时代的本科院校、重点院校，却在大扩招中，因为承担了发展高等教育规模的重要任务，而快速稀释了自身的优质教育资源，导致办学质量下降，而不敢再提自己的精英教育理想。甚至有一些明确定位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学校，也在教育教学中，大力增加功利的、职业化的技能教育，削减非功利的、非职业化的通识教育，以期学生有更好的“就业表现”。
　　快速发展而来的大众化教育，还不止面临以上的教育发展错位，而且，还存在整个教育结构发展失衡的问题。一方面，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唯公立普通高等教育是尊，民办高等教育、成人高等教育、职业高等教育、自考等却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有的大学在招收研究生时，明确表示不考虑招收自考学生；政府机关在招聘人才时，也把受这些高等教育的学生排斥在外。这导致高中毕业生在选择高等教育时，一味追逐公立普通高等教育，由此出现高等教育规模虽然扩大，高考竞争却更加白热化的教育景象。另一方面，我国高等教育目前存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完全被国家垄断的情况。由于国家对优质高等教育的投入大，而很少关注其他高等教育，使得受教育者获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教育投入反而要比获得一般高等教育资源的教育投入低。在我国，读“国内一流”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所付的学费开支，只是读位列第三批甚至第四批录取的民办学校、高职院校的学费一半，这显然违背大众化教育发展的规律——用读精英教育的开支去获取实质（而非一些学校宣称）的大众化教育，必然迫使受教育者在思考投入产出之后，轻视某些高等教育，使某些高等教育的发展举步维艰。
　　对于高等教育管理者来说，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实际上是建立在受教育者分摊更多的高等教育成本基础上的，有数据显示，我国高等教育受教育者分摊的教育成本比例达到40％，而发达国家不超过20％。受教育者过高的学费支出，已经形成了眼下上学贵的社会问题，因上大学致贫的现象在农村地区、贫困地区成为送子上学的反面教材，这对于进一步推进大众化教育，是一个不小的障碍。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需要按照大众化教育的理念，清晰确定不同高等教育学校的人才定位——在所有的高等学校中，应有少量比例的学校继续坚持从事精英教育，不但不扩大规模，而且应该保持小规模办学；用大教育的观念，均衡发展各类不同的高等教育，给受教育者更多的接受高等教育的选择机会；更应该真正从受教育者这一“大众”出发，思考他们的承受力，让教育能给予他们幸福感，而不是沉重感。
　　以上这些问题没有解决，我们怎能说已经“走完”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的道路呢？真要说“走完”，也只能是“形式上”的“走完”。
　　

研究生培养学制为何朝三暮四？（1）
事件
　　《中国青年报》2007年4月24日报道，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从2007年起取消两年制硕士研究生，全改回三年制，在该校读研者想要两年毕业除非在校特别优秀。
　　观察
　　最近，几年前将硕士研究生学制由三年改为两年的高校，纷纷又将学制由两年改为三年。这种做法，引起了各界广泛关注。我认为，这种“反复”，反映出改变我国研究生教育定位的艰难，我国社会的人才观和教育观，严重制约着各种教育改革措施的推行。
　　客观上说，硕士研究生学制的改变，是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大势所趋——我国研究生教育已经远不是当初一年培养几万名研究生的情形，而发展到一年就招收几十万名研究生——也是我国高校借鉴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经验作出的选择——在英国大学读硕士（授课式研究生）只需一年、在美国大学读硕士大多只花上一年半、两年，是我们耳闻的他国“先进做法”。为什么这种“大势所趋”以及“接轨世界”的做法在国内行不通呢？
　　首先，我国社会的“人才观”中，硕士是高学历，拥有硕士学位的，是“高级知识分子”，更为重要的是，在政府机关、国有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用人单位中，学历是用人的重要标准，关乎能否聘用、能否晋升、薪酬高低。虽然社会舆论一直呼吁，应以能力为标准选用人才，可是近年来，很多地方实行人才引进打分制度，硕士学历明显胜人一筹；很多用人单位推出人事代理制度，将硕士作为“分水岭”，硕士以上人事档案进学校，本科及其以下则只能“人事代理”。这种情形下的“硕士”身份，显然十分“值钱”，因此，人们无法容忍一个人花那么短的时间就搞到一个“值钱”的硕士学位，这是我们与国外最大的不同之处——在国外，学历与就业、职业发展、薪酬待遇无直接关系，值钱的不是学历，而是能力。
　　其次，在以上的“人才观”影响下，我国社会的教育观，很自然地把硕士研究生牢固地定位为学术性高级人才上，即便过去几年一些学校将硕士研究生学制由三年缩短为两年，但是研究生的教育内容没有丝毫变化，依旧是上一年左右时间的公共课程或专业课程，在校期间要撰写或发表一两篇学术论文（并以此作为获得学位的前提条件），要写上几万字篇幅的学位论文（对于MPA、MBA、EMBA这类明显培养应用性人才的学位教育也是如此）。教育要求不改，学制缩短，自然让人对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不放心”——做课题、做论文的时间少了，研究生的质量就“水”了。事实上，我国高校培养研究生的这些教育要求，根本不符合教育规律与学术规律，很多专家已经对此发表过诸多意见，我不再赘述。其实，高校自身也明白，目前高校的办学条件（尤其是师资力量），根本无法保证将如此多的硕士研究生培养为高级学术性人才，而且，依据目前社会所能向硕士研究生提供的研究性岗位分析，社会也无法接受那么多的学术性人才。
　　在传统人才观与教育观中进行的学制改革，毫无疑问，会遭遇水土不服。令人遗憾地是，我国高校在明白自身根本无法也没有必要将众多硕士培养为学术性人才，并进行一定尝试之后，却依旧不愿意点破这张纸，反而用浆糊把这张纸“糊”厚，并以研究生的多少来衡量办学实力，以研究生发表的各类没有多大学术价值的论文数量来装点学校的声誉。当众多研究生花三年时间在大学里，根本没有多少时间直接接受导师教诲，只是在论文要求中左冲又突，既没有达到学术性人才的高度，又无应用性人才的实际能力，只有一张可派上“敲门砖”用场的学历时，不知大学应不应该为这种局面反思？在很多用人单位中，相当数量的岗位，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硕士学历，而他们之所以提出人才的学历要求，并以博士、硕士占所有人才的比例数来反映人力资源结构，那是由上至下倡导的一种人才政绩观所致，在用人单位观念的影响下，众多学生报考研究生的目的（据有关调查，占到报考研究生数的80％以上），仅仅在于提高自己的学历，而不在于提高能力或者今后进行学术研究，也就再正常不过。
　　健康的人才观，应关注人才的能力，而不是人才的学历，并以此对人才的成长作出积极引导；科学的教育观，应该给予人才培养准确的定位，以及这种定位下的合理教育，由此让人才在各自选择的教育中，得到相应的能力与素质提高。如果人才观、教育观不改，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将无法摆脱困境：学生会在学习中熬日子，而老师会埋怨质量下降，一个良性发展的研究生教育局面将难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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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研值不值，是一个早就该问的问题（1）
事件
　　2007年10月初，《中国青年报》与新浪网联合开展了一项调查，共有7730人参与，其中在读或已毕业研究生4865人。调查显示，的人认为现在读硕士研究生不值。读过研的受访者中，的人表示后悔；的人认为，读研还是工作，每个人应该视自己情况而定。
　　观察
　　在“保研”如火如荼地进行，以及2008年研究生报名工作即将展开时，这一调查结果的公布，自然引来诸多关注。我注意到一种观点，即不少人难以接受这一结果——读研怎么会不值呢？有一名记者还请我分析一名已获得“保研”资格的学生为何要主动放弃“保研”的机会而选择直接就业，并问我“这名学生是不是太急功近利”？
　　对于以上调查结果，我认为，应该分不同调查对象来分析。如果是尚未读研的学生，有相当比例认为读研不值，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而对于在读或已毕业的研究生，有相当比例认为读研不值，则是一个值得教育深刻反思的问题。
　　尚未读研的学生，认为读研不值，这不过是对考研选择进行的分析。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少大学毕业生，对于读研的价值与意义，根本不对自己的情况进行分析，盲目跟风选择。在一些一般本科院校的冷门专业，80％以上的学生都选择考研；从2001年到2006年，5年间报考研究生的人数增加了万，平均每年增加17万多，增长率几乎一直维持在20%以上。我之所以遭遇记者询问“保研”学生放弃机会是否“急功近利”，就是因为有很多人认为现在“本科学历根本不够用”，攻读更高学历，获得更高学位，是有条件读研的学生的当然选择。
　　报考研究生时，不对读研价值进行评估，或者所有人均认为读研具有价值，倒是极其不正常的事。这种极其不正常，导致不论研究生教育质量如何，报考研究生均十分踊跃，过去几年中，社会舆论对研究生教育质量批评不断，可并没有挡住读研的热情。这是由整个社会的学历情结、不科学的用人观、人才发展的单一模式所致——读研能获得怎样的知识、能力、素质，不被大家关注，反而是能获得更高的学历，成为大家价值评判标准。因此，在报考研究生，甚至在获得保研机会时思考是否读研，其实表明社会开始理性审视读研，不为研究生学历所迷惑。这与读研成本增大、研究生的就业前景日益严峻，一些研究生毕业之后难以找到工作，也有密切关系。
　　已经读研或研究生毕业的学生，认为读研不值甚至后悔，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这可能因为有学生认为自己当初没有理性分析，发现自己不适合读研，但更主要的因素在于，学生在读研期间，难以获得与时间、精力、金钱付出相对等的教育回报。由于研究生人才培养定位不清晰、人才培养模式不合理、研究生培养规模急剧膨胀、师资力量匮乏，不少研究生感觉在读研期间收获甚少。一名导师带几十名硕士研究生，有的研究生半年见不到导师一面；导师把研究生当做廉价劳动力让学生帮其翻译、帮其打工，却不与学生一起进行有助于学术能力提高的研究，有的学生为逃老师的“活计”一到放假就关手机“玩消失”；读研期间被要求公开发表多篇论文并以此作为答辩毕业的前提，有的研究生绞尽脑汁拼凑论文之后还花一笔版面费请客费四处托人找杂志发表等等，导致有的研究生读研读得心力憔悴。
　　考研前不思考读研值不值，毫无疑问，会使读研时觉得不值的学生增多；而读研时觉得不值的学生增多，反过来会促使一些学生在读研前思考读书研究的价值。从这个角度看，对于读研值与不值的判断，对于研究生教育能健康发展，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对于报考研究生的学生，我们希望他们多分析读研的价值，这样可以进行理性选择，同时，通过这理性选择，促使研究生教育的竞争与改革；而对于研究生教育机构，则应该尽可能通过准确定位研究生教育、改革研究生教育模式、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保证读研的回报。没有思考读研价值而盲目选择读研，或者不给予学生有价值的研究生教育，都有可能使研究生教育朝没有价值方向发展。
　　

限制研招数量能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吗？（1）
事件
　　浙江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从2007年起，对研究生招生数量进行明确限制。浙江大学要求每位导师每年招收硕士研究生不超过3人，博士生不超过2人；中国人民大学要求任何导师每学年招收的博士研究生总数不得超过3名，学校将逐步弱化将研究生招生数量作为导师是否完成工作量的考核标准，条件成熟后，取消招生人数作为导师聘期业绩考核的内容。
　　观察
　　虽然社会上对于新措施中，每位导师每年可以招收总共5名学生，使得同时在读学生（加上延期毕业等）可能达到近20人这一培养规模，依旧有一些微词，但是，了解过去几年中国研究生教育现状的人，对于这一消息，无疑还是有一些振奋——毕竟，这相对于由于快速发展研究生规模，有的高校一个导师同时培养几十名，甚至上百名硕士、博士的情形，已经好了许多。
　　毋庸置疑，限制研究生招生规模，一定程度上可以使导师有更多的精力分配到每位学生身上，对学生加以学术指点，但是，如果认为限制研究生招生规模，就能很大程度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在我看来，却太过乐观。
　　我认识两位博士生导师，一位是某大型国有企业的老总，被某高校聘任为博士生导师，由于他自称精力有限，主动要求每年只招一名博士，照理他应该能对这名博士生负责，可是，由于业务繁忙，他的博士生3个月能与其见一面已经很是不错，学院只有把他的具体博导工作交给了学院的一位教授，但每年在博士招生名录中，他总是赫然在列，而冲着其企业老板身份，报考者踊跃。另一位是某政府###门的研究院院长，一直没有放弃当初在大学任教的博导身份，到了行政岗位上，他每年只招两名博士，而据他本人告诉我，他的一名博士，把博士论文交给他半年了，他一直把博士论文带在自己的公文包里，可却始终没有时间认真看。
　　我注意到，中国人民大学还出台了研究生导师资格“自动升录”制，导师们要通过学校组织的教师聘期业绩考核，若经考核被列为试聘、低聘、转岗几个级别，将会有相应的招收研究生限制措施。但是，对于高校中一些具有特殊身份的导师们，如政府官员导师、企业老板导师、著名学者导师，这个“自动升录”制能管用吗？众所周知，有的高校聘请某位政府高官、某个企业老总、某些著名学者担任导师，看重的不是他们真要来带教几个学生，而是获取某些政府资源、企业资源、学术资源，包括拨款、课题、经费、评价、论文排行等等。而且，就限制招生人数这一规定本身而言，对于有的在多数高校广泛兼职的导师来说，也难以真正实施。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能量大”的学者，担任多所学校的兼职教授，都具有招收硕士、博士的资格，即便他们在每个学校都很自觉地少招学生，其总数也是十分可观的。
　　审视过去多年来的研究生教育，有各类学术头衔、特殊身份的“名人”导师，比如院士、长江学者，往往招收的人最多，也往往由于他们很忙，疏于对学生的指点。而由于他们的榜样作用，导致了其他导师也随之效仿。
　　如果实施新的研究培养制度，学校不对这类导师进行有效管理，其对整个研究生教育氛围与质量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而要进行有效管理，则要求高校必须严格按照学术标准，聘用导师，并严格按照教育标准，考核导师。为此，高校中将不可能有那么多“有名无实”的老板导师、官员导师和明星导师，而是必须对学生负责、能对学生负责的导师。
　　其实，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正在于使研究生教育向教育本身回归，不要让教育掺杂利益交换因素。这也就需要高校自身真正成为一个办学机构，能自主地对学生培养负责。但很显然，目前的高校，由于官本位色彩浓郁、功利主义思想严重，也就很难按照教育的要求，全面改革教育。除了上述的导师问题，包括研究生招生、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生教育管理等一系列问题，目前都受到大学行政化问题的困扰——研究生的自主招生由于大学行政化管理背后的腐败因素迟迟难以推进，研究生培养模式主要由行政管理部门设计而导师难以对培养负责，研究生培养管理由于大学看重短期的数字指标而出台有违培养规律的论文指标要求，等等——制约了研究生教育的质量提高。
　　但愿限制研究生招生数量，不会成为高校进行研究生培养改革的一项行政业绩，而是一个全面重视研究生培养的积极信号，这取决于高校的进一步行动。
　　

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为何被“误解”为收费改革？
事件
　　###新闻发言人在2007年10月25日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重申，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以完善科学研究为主导的导师负责制和资助制为核心，以建立研究生研究质量、长效保障机制和内在激励机制为主要内容，并非收费改革。他指出，这项改革是为了充分发挥高校自主创新的作用，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现在社会上误解为收费，这是不准确的”。
　　观察
　　社会将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误解为收费改革，大致可以“设想”以下三方面原因：一是媒体的报道，“不太负责”，比较“无知”，只关注收费改革，没有关注收费改革之后配套的导师负责制与导师资助制度；二是社会民众“断章取义”，只关心收费问题，而不关心###门为提高研究生质量所构建的长效保障机制；三是从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而言，本身除了收费改革之外，乏善可陈。
　　分析自2006年6、7月间传出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消息，到今天一年多时间里的新闻报道，我们发现，媒体的报道与民众的关注，不但有研究生收费问题，还有研究生导师资助制的具体实施，以及研究生培养质量问题，其中，浙江大学历史系一位教授因为觉得导师资助制不合理而发表声明拒招研究生引起广泛争议，一些学校将硕士研究生学制从两年回归三年引起研究生培养定位的辩论，以及最近读研值不值的讨论，就表明媒体的报道和民众的关注，根本就不只是收费，甚至可以说，关心质量问题比收费问题更紧迫。
　　剩下的“误解”理由，便只有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本身，除了收费改革明朗、导师要从课题经费中掏钱支付研究生培养经费，且实行累进制，招得越多掏得越多外，没有让大家看到可以保障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实质性举措。
　　在我看来，实施研究生导师资助制度，由此让导师对研究生培养负责，必须配套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让导师具有自主招生权，以及配套研究生培养制度改革，让导师具有自主培养权。
　　分析国外的导师资助制，大多与导师的自主招生权相对应，而所有进行改革试点的国内高校，我们只看到浙江大学允许两院院士、长江学者等少数博士生导师自主招收一名博士生，其他的学校依旧在教育公平的压力与学校自主权缺失的背景下，实行传统的研究生招生全国统一笔试加学校复试的方式，要求导师在这种招生模式中，资助不是自己招来的学生，难度颇大。
　　同样，国外的导师负责制，学生论文答辩，根本没有事先要发表论文的要求，导师请来几位教授，外加研究生院工作人员监督答辩程序，答辩老师简单多数通过即可，这种研究生导师负责制，建立在教授的学术信誉基础上，没有人会照顾人情给“水论文”放行。但从目前国内高校的研究生培养管理制度看，虽然也实行“导师制”，但导师对于研究生应该学什么课程、应该做怎样的研究、应该达到怎样的标准，只拥有可怜的发言权，不少学科的研究生必须花大量时间学习大学本科以及高中学习阶段就已经学习的公共课程，大多数学校制订论文发表数字指标，将在校发表论文作为学生毕业论文答辩的前提条件，在研究生导师制外还有论文盲审制，有的学校甚至从“质量”角度考虑，要求导师不参与学位论文答辩，如此种种，导师怎能按自己的理解对学生进行培养，又怎样对学生负责。
　　于是，在各种现实条件制约下，研究生培养改革，除了收费、除了导师掏钱的动作外，很难让大家看到自主招生制、导师负责制的真正实施，也就难以看到提高整体质量的可靠保障。对于###门来说，当下的工作，不是指责大家的“误解”，而是要找到导致“误解”的根源，并实施全面改革，让大家不再有这样的“误解”。
　　

但愿博士质量调查不是“歌功式”调查（1）
事件
　　《中国青年报》2006年11月9日报道，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人事部正在开展博士质量调查工作，调查范围包括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博士质量调查将持续到2007年12月，调查报告将提交给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讨论。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有关负责人在谈到这次调查时，特别指出，过去有的教育类调查多由###门单独开展，容易导致“自己说自己好话”的结果，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这次特地引入了人事部门。调查设计了博士生版、博士生导师版、研究生教育负责人版、毕业博士版等4个版本的问卷，请被调查者从培养制度、质量现状评价等角度进行详细回答。
　　观察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负责人的表态，如果在具体调查中真能得以“贯彻”，那么，博士质量调查，对于真实反映当前博士生教育质量问题，并由此引起教育主管部门、高校、社会各界采取措施加以解决，是十分有意义的。但是，我依旧担忧，博士质量调查最终成为“歌功式”调查。
　　这样的担忧，并非对调查者不信任，而是基于对目前教育现状的认识。拿本科教学评估来说，最近几年来，社会舆论以及高校师生，都对本科教学质量的严重下滑极度忧虑，都认为由于快速扩大培养规模，加上不少高校重视科研轻视教学，本科培养质量无法得到保证，但是，本科教学评估的结果，以及教育主管部门基于评估发布的对教育质量的评价，却是总体质量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比较优秀的。而在评估之中，不少高校根据指标体系，新写教案、重做试卷、修改毕业论文、编造就业率数据，让教师和学生一起为评估获得好成绩系统作假。
　　当然，有人会说调查与评估毕竟不一样，评估结果涉及到经费、学校声誉，学校不得不重视，“评出”一个好结果来，而调查则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这未免太不了解中国高校领导的政绩观了。普遍看来，即便对于正常的调查研究，领导们也希望调查出成绩，调查出经验，而在成绩、经验之外，“点缀”一些问题与不足。两年以前，我一位朋友，撰写了一篇对国内重点大学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研究文章，文章收集了大量的数据与案例，对研究生招生规模问题、研究生导师问题、研究生培养模式问题、图书资料问题等进行了分析，得出国内重点大学研究生培养质量缺乏保障、严重下滑的结论，这一研究成果被部分媒体报道，引起有关领导重视，领导认为这有损教育的形象，没有看到教育的主流，要求他不得将此论文发表，今后也不要再做这方面的研究。
　　虽然有关部门已经意识到，目前有两大问题影响着我国的研究生教育质量，一是质量观念淡薄，很多学校、很多地方都把主要精力放在追求博士点、硕士点或者授权单位的增加，争取更多的招生指标、扩大规模上；二是还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质量保障体系，缺少从入口到出口、从培养过程到指导教师等一系列保障措施，在指导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提高上还没有系统的措施。并希望从不同角度，来调查博士培养质量。但是，在行政管理至上的教育体系中，学校、老师、学生缺乏自主权利以及独立思考空间，很难避免自己说自己好话，或者被迫说好话的结果。
　　对博士生进行调查，除非匿名，不写学校，否则博士生担忧得罪学校和导师，也就不得已会说一些违心话，在各类评估和调查中，学生往往会提前被打招呼，要求他们“拎得清”，不要乱说话；对博士生导师进行调查，他们会把质量下降的原因推到学生身上，比如，缺乏追求学术的理想、功利性太强，却不太会找自身培养不到位的原因，说不定还会举证自身是多么负责；对研究生教育负责人调查，更不用说，他们会主动地维护自身的形象，突出质量管理的意识与有力的保障措施；而对人事部门的调查，则要看选择的人事部门，以及调查者本身的诚意了。几年前，我与3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老总或人力资源负责人对话，请他们谈中国高校人才培养的问题，几乎没有企业老总、人力资源负责人愿意谈，一是觉得这可能得罪有关部门，影响企业与有关部门的关系，二是觉得即便谈出问题，依照国内的教育体制，也无法接受社会的建议，从招生到培养、管理模式进行全面改革。我所了解的高校针对毕业生及其用人单位进行的访谈，得到的几乎都是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十分满意的结果——因为访谈者都是学校派出的，不是无关的第三方，而这次博士质量调查，主导的依旧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调查的目的、用意何在，是为了真正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还是应对舆论、展示成绩。其实，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各种“揭露”、“批评”，已经足够引起有关部门重视了，但是，问题的批评与问题的具体发展似乎一直都是平行的。1983年，美国高质量教育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国家在危机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从而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旷日持久的教育改革大讨论。把教育改革问题上升到国家危机的高度，并认真加以解决，这恐怕是美国教育之所以能一直处于国际顶尖位置的原因吧。
　　

应试教育真的能推进生活教育吗？（1）
事件
　　据《钱江晚报》报道，修马桶、换灯泡将成为浙江高中生必修课的内容。从2007年9月开始，浙江高二学生都要学习这门叫做“通用技术”的新课程。这门课每周两节，并纳入省会考科目，不得免考。
　　观察
　　意料之中的，此举在得到叫好的同时，同样招来疑惑。“叫好”无外乎说学生掌握生活技能十分重要，此举将改变中学教育只关注书本知识不注重动手能力，高中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情况；而“质疑”无外乎说将“通用技术”课程纳入会考科目，没有必要，在当前的教育体制中，只会演绎为新的应试教育、增加学生更大的负担。
　　之所以说“意料之中”，因为这样的“叫好”和“质疑”，与以往诸多的改革，惊人相似，比如###要求中小学开展阳光体育，重视体育教学，为此把体育纳入会考科目，对于这一政策的议论，与以上如出一辙。
　　毫无疑问，这样的“叫好”与“质疑”并存，将很大程度影响新课程、新改革的推进。而问题的关键又在何处呢？
　　我认为，造成眼下学生缺乏生活技能的情况，根本在于整个教育理念出现偏差，而与之对应的应试教育，更进一步加重了这一趋势。当前的基础教育理念，与其说是教给孩子知识，还不如说是用知识作为工具，成功升学，而升学的制度，则把知识完全“工具化”。这样的教育理念与教育制度，必将导致所有课程的开展，都具有强烈的升学功利色彩，换句话说，如果通用技术、体育科目不与会考挂钩，就很难调动学生学习、参与的积极性。教育者的改革要得以贯彻，与考试与升学挂钩，是最有力的保障措施。
　　这就出现了这样的恶性循环：升学导向的教育，让学生和家长完全轻视升学不要求的科目与技能；而对这些科目和技能的轻视，导致学生人文素质、身体素质、基本生活能力高度缺失；改变学生素质、能力缺失状况，则需要在升学导向中，加上相关科目和技能……
　　有道是，现在升学导向中要求的科目，已经让学生不堪重负，而难道所有需要学生培养的能力与素质，都要在升学导向中得到体现吗？——这将是多么庞大的能力工程、素质工程啊！
　　改变教育理念和教育制度，才是当前教育的唯一出路。“通用技术”课程的开设，实质是属于“生活教育”的范畴。事实上，陶行知先生很早就提出了生活教育的理念，他说，“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从生活与教育的关系上说，是生活决定教育。从效力上说，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出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并提出生活教育的五大目标：“康健的生活即是康健的教育；劳动的生活即是劳动的教育；科学的生活即是科学的教育；艺术的生活即是艺术的教育；改造社会的生活即是改造社会的教育。生活教育是运用生活的力量来改造生活，它要运用有目的有计划的生活来改造无目的无计划的生活。”《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305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对照今天，有多少教育是“通过生活才能发出力量”呢？更多的教育则是“通过升学压力发出力量”，而且，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都围绕升学而转，最终，学生成了会考试的机器，考试成了学生们一致的专长。
　　开展“通过生活才能发出力量的真正的教育”，需要有相应的教育环境与教育分工。在应试的氛围中，是难以开展生活教育的。同样是陶先生，曾对乡村小学的生活教育进行描述，“应当包含五种：一、康健的体魄；二、农人的身手；三、科学的头脑；四、艺术的兴趣；五、改造社会的精神。”但是，目前乡村小学的教育，有多少关注培养学生农民的身手呢？跳出农门是乡村教育的头等目标，而且把其作为口号刷在教室土墙上，激励每个学生。
　　只有改变升学教育模式，才会促使教育的回归。如果能在大学入学制度中，建立多元的考核标准，将学业水平测试、中学所有课程成绩、学生社会服务表现、大学对学生的测评结合起来，那么，学生才不至于只关注“高考”的科目，而会更注重综合素质的发展。另外，生活教育需要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分工协作、互为补充，而不能像现在，父母成了“作业批改员”，社会成了“校外辅导员”(开设特长班、强化班、考证班)，因为学校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生活技能，需要孩子在家庭生活中培养，而不是在家庭里当“小皇帝”，任何家务不干，却在学校里，专门开课来训练，训练的目的，又只是为了通过所谓的会考。
　　当然，在当前应试教育体系中，能倡导生活教育，即便效果难以预估，但实属难能可贵。教育环境的改变，教育分工的形成，需要不断地尝试，并在尝试中寻求真正的突破。
　　

新课改能否成功，关键在高考改革（1）
事件
　　从2007年秋季新学期，全国又有北京、陕西、湖南、黑龙江、吉林等5个省市高一新生进入新课程实验，至此，全国已有15个省市、自治区成为新课程实验省份，约占全国高中总量的50%。
　　观察
　　在改革者认为“本次课程改革是建国以来改革力度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教育变革，其核心在于通过变革人才培养模式，发展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时，一些地区新课改的教学内容，却引起了广泛争议，包括北京教材用金庸武侠《雪山飞狐》替代鲁迅的《阿Q正传》，浙江开设《通用技术》课程要求学生学会修马桶并必须通过会考。
　　有关课改的争议，势必还会继续下去。而我最为关注的，倒不是具体的课改内容，而是课改与今后高考、升学的关系。如果高考指挥棒不变，教考不分离、招考不分离，依旧以统一高考成绩为唯一标准作为高校录取学生的依据，那么新课改的效果将大打折扣，很难起到“发展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作用。
　　分析过去三年已经进行新课程实验地区的教学，我们发现，还是有不少“亮点”，比如，新教材比较注重培养学生自主探究的能力，很多题型都是综合性的，课堂内容与生活联系较为紧密，允许学生跨班选课；考试方式也更为灵活，不光是笔试，还要采用论文、调研报告、作品等多种形式，成绩以学分计算；推行成长记录、综合素质评定，高中生拿到的新成绩单不再是一份学科成绩加上一份教师评语，而是增加了学生基本情况、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成绩、获奖情况、身体情况和考勤情况；等等。
　　如果说，这样的教学，对应于多元的高考录取标准——高校结合中学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中学平时成绩、中学社区服务表现、大学面试考核成绩对学生进行录取——很显然，将鼓励学生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学习自己感兴趣的知识，做到较为全面的发展，但是，在现行的高考录取制度中，除了少数获得自主招生资格的学生，绝大多数学生是不与高校见面的，高校录取学生，也根本不看中学生平时成绩、社区服务表现，而是以统一高考成绩作为标准。“低一分也不能录取”的规则既反映这一录取制度的“分数公平”，也反映这一制度对学生分数之外的能力与素质的漠视。
　　毫无疑问，高考录取制度不改，学生和家长以及学校老师关注的，必然是统一高考的重点科目、考试范围以及每门课程的具体分值，而对学分制、选修课、社区服务，难以感兴趣。一个事实是，在过去的中学教学中，也要求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可是，语、数、外等科目，不就逐渐发展成了高中学习的“重中之重”吗？而自然、美术、体育，则成了“豆芽课”，不但课程受歧视，上课老师也没地位。人们有理由怀疑，一些为了增强学生动手能力、实践能力而开设的课程，最终成为新的应试教育。
　　我注意到，新课改地区的家长和学生，眼下十分关心的问题便是，“新课改会不会影响今后的高考？”而我看到的一个回答是，“高考试卷是省内自主命题，一定会适应新课程改革的需要”。这似乎给家长和学生吃了一颗“定心丸”，可却给了我们更多的忧虑——戴着应试镣铐的新课改，能多大程度变革人才培养模式呢？
　　要使新课改取得成功，我认为，必须配套高考制度改革，建立起多元录取体系，对学生进行多元综合评价。这包括，改目前由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举办的统一高考，为民间考试机构举办的学业水平考试，这样的学业水平考试可以有多家多种，并一年举办多次，由大学、高中生自主选择，并在选择中促使考试机构的竞争，这既可避免教学完全围着考试转的情况，也可使考试评价更为科学合理；改目前按统一高考成绩录取学生的录取制度为高校自主招生制度，高中生中学的表现，选修了哪些课程、这些课程的难度如何、获得的成绩如何，参加了哪些社区服务活动、有哪些创新科技成果，也是高校考察的重要内容，如此，才能使对学生的考核评价综合化、动态化、持续化。
　　高考恢复三十年来，课程改革一直在进行，但是伴随着课程改革，应试之风越演越烈，究其原因，便是没有对高考制度进行根本改革。而当前进行高考制度改革，正受到教育公平问题的困扰，人们担心高校无法公平公正地行使招生自主权。这使高考改革陷入困境，如果不打破这种困境，在现有体制中，进行包括课程改革在内的一系列改革，其实都难有所大的作为。
　　延伸
　　2007年10月12日《凤凰周刊》：
　　一种语文教材的变脸，在今天引起那么大的争议，决不是“金庸该不该进教材”、“金庸会不会取代鲁迅”这么简单，背后潜藏着许多更深刻、更有挑战性的问题，比如教材的编写、出版是不是可以更开放，比如学校、教师是不是能够拥有更多的自主性和选择权，比如学生是不是也可以有选课权，等等。
　　

怎样理解学生的“负担重”？（1）
事件
　　最近看到好几篇文章，在为我们“纠偏”：国外的教育，尤其是我们一直“推崇”的美国教育，并非“传言”与“想象”中的轻松得不得了，他们学生的负担其实也“相当的重”。
　　这些文章，例举的例子，几乎覆盖了我们谈论“负担沉重”的所有领域，包括书包——美国孩子的书包并不轻，老师甚至认为书包重可以锻炼孩子；考试——美国孩子遭遇的考试也并不少，不但有期中考，还有期末考，平时还有各种考试，升学时除了SAT，还有ACT；社会实践——美国孩子的社会实践是动真格的，参与社区服务的表现，直接挂钩升学；升学压力——在美国，不少高中毕业生依旧追逐名校，而为了能够考上名校，从初中起，就要选择有难度的课程，以增添升学的砝码……
　　所有这些例子，似乎都想告诉大家一句话，今天中国的教育，其实和国外先进的教育差不多的，大家不要抱怨学生压力大、负担沉重。
　　观察
　　从表象中看，确实如此。但是，如果仔细分析美国孩子的“负担”，我们发现，这是用我们的教育观念在分析美国的教育现实，得出的是符合我们的教育观念的结果。
　　说书包沉重，要看书包中的内容。我们的书包沉重，是孩子们装了大量的一课一练，一本教科书要配好几本辅导书。而美国孩子的书包沉重（其实也只是部分学校），却是带了大量阅读书——对于学生的阅读量，美国学校是十分看重的。两相比较，我们孩子的学习，一直在复习巩固所学书本知识；美国孩子的学习，则是在读我们这里不允许学生所读的闲书。即便书包同样重，前者学习的枯燥乏味与后者的涉猎广泛有趣，形成鲜明的对比。
　　说考试多，要看考试的形式与考试派什么用场。我们的考试多，是教育过程中强调知识记忆的书面考试多，而这些考试，决定了老师对学生的教学态度，与此同时，却是升学考试少，依据学生一次升学考试的分数，就决定学生获取怎样的教育资源以及有怎样的前程。反观美国，不但教育过程中的考试多，而且考试的形式多样，有让学生分组做课题研究，有让学生写小论文；升学考试也多，SAT考试一年举办7次，学生缴一次费可以考3次，这样的考试体系，形成了动态、持续、综合的评价，学生不会为一次考试而焦虑，更不会有我们这里的“分分分，学生的命根”现象。过去多年来，不少学者呼吁，国内应该增加高考的次数，增加学生的考试选择，就是为了缓解学生的考试压力。但是，很多“素质教育”的推行者却片面认为，素质教育是减少考试，或者不要考试。
　　说社会实践多，要看社会实践者用怎样的心态参与社会实践。我们的教育，也让学生参与社会实践，但是，由于劳动价值观念的影响，无论是家长还是学生，对待社会实践大多以功利的态度，要么为通过考核，要么为评选优秀，要么为了升学。而美国学生的社会实践，却是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一体的，参与社会实践被认为是一个学生的必然选择、公民责任，虽然也存在一些功利的趋向，但更多家长和学生，都以服务社会的心态，主动参与社区劳动，并以此为乐。美国高校在录取学生时，也尽量采取措施，避免学生有这样的功利的心态。
　　说升学压力，要看升学之外是否有其他的选择。我们的教育，学生除升学之外，选择空间很小，通过其他途径成才的可能性也很小，而且由于社会用人存在“身份”标准，对于学校、学历的追逐，成为整个社会一致的选择。美国的教育，名校自然也是部分学生追逐的热门，但是不是每个家庭、每个学生都卷进了这场争夺——杨福家先生曾说，他认识一个美国大学生，他的SAT(美国高考)成绩够上哈佛，但他却选择进了一所烹饪学院。我们的高中生几乎人人想上北大、清华、复旦，技术类、职业类高校是不会作为首选的，但在美国，能进哈佛的学生会选择进厨师学院，这说明他们的人才概念很宽泛，人才培养的模式是多元的——在名校之外，学生有更多的成才选择，而社会的用人标准，不以学生的毕业学校、拥有学历来聘用、晋升人才，让学生更关注自身的能力与素质，并依据自身的家庭情况、个性爱好选择学校。
　　多元的成才模式、多元的评价标准、注重综合能力培养，这样的教育，会激发受教育者学习的热情，调动受教育者的兴趣，当受教育者有兴趣、热情地参与教育，即便在外人看来，他们“很累”，但是，心中却充满快乐，感觉“轻松”——我一位中学同学在美国生活，他告诉我，很多美国小学生的家庭作业是搞一个个小“课题”，做这些课题，孩子们得到图书馆查资料、读不少书，家长觉得这很费时，但孩子们却十分投入，干得很起劲。
　　所谓的减轻书包、减少考试、呼吁学生不要有名校情结，其实都是不关注教育内核，而只看教育外在形式的教育。对于学生来说，教育的沉重负担，来源于教育者不关心他们真实需求而强加的教育，这样的教育，哪怕书包很轻、考试很少，也无法让他们快乐、轻松。
　　关注受教育者的需求、促进受教育者全面发展，这是所有教育一直在探索的问题。近年来，美国教育也不断针对自身的问题，对包括学业水平考试以及大学录取标准等在内的教育加以改革，我们的教育如果仅仅满足于现状，追求教育的“形似”，教育的差距有可能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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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程序错在哪里？（1）
事件
　　最近随机调查了几十名即将上毕业班的大学生，得到以下结果：35%的被调查者表示大学最后一年的主要任务是考研、专升本，45%的被调查者表示最后一年的主要任务是找工作，80%的高职被调查者表示，最后一年将主要在校外实习，只有不到10%的被调查者表示，最后一年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大学学业做好毕业设计。
　　询问有关学校，得到这样的回答——本科学校告诉我，“现在考研竞争这么激烈，找工作压力这么大，大学第四学年，学校的课程不可能像以前要求那么严，主要交给学生复习，找工作，何况大学生的心思也不在学校里、课程上了”。高职学校告诉我，“高职教育必须以就业为导向，学生就业情况不好，一切都是空谈，第三学年让所有学生都去校外实习找工作，是很多高职的普遍做法”。
　　如此一来，我们不难得到这样的结果，大学本科四年，变成了三年；高职高专三年，变成了二年。如果再往前推，高中三年，最后一年其实在全面进行复习。整个教育于是变为：高中学两年，全面复习一年；大学本科学三年，找工作、考研一年；高职高专学两年，校外实习找工作一年。
　　观察
　　从“效率上”说，这样的教育，“衔接”十分紧密，而且，也是当前升学压力、就业压力下，不得已的选择。可是，如此的教育，不但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更重要的是，让教育偏离应有的方向。
　　拿考研来说，按理，申请读研、报名考研，应该在取得学士学位之后，可是，应届毕业生准备考研，是在大学四年级上学期；参加考研，是在大四上学期结束，这个时候，所有应届毕业生都只是准学士学位获得者。于是，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一名学生因全力准备考研，耽误了大学课程以及毕业设计，学校念其已经被某校录取，而在课程要求与毕业设计中“放其一马”。有的学校甚至为了鼓励学生考研，主动降低正常的本科教学要求，以便学生能在考研竞技场全力以赴。
　　拿就业来说，按理，学生择业应该在大学毕业之后开始，这样，可以保证大学教学的质量，但是，学校在每年9月就将公布当年应届毕业生就业率的压力下，无不要求学生从大学四年级一开始（甚至提早到大三下学期），就认真准备寻找工作，辗转于各人才市场，而大学生也担忧毕业之后工作无着衣食无着，于是无不希望能早点落实工作单位。由于在校学生尚未取得毕业证，无法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所以，双方只能签订协议书，而在学生毕业之后，学校还将发给学生“报到证”，以此证明学生的身份，让学生去用人单位报到，并签署正式的劳动合同。可以说，协议书、报到证，都是由于就业工作前置而新增的环节。
　　再拿高考来说，按理，高中教育的责任在于让学生达到高中会考的标准，培养合格的高中毕业生，而此后高中毕业生选择参加大学入学考试、报考大学，事实上，是高中毕业生的个人选择。学生在社会上参加考试，而且升学情况好坏，不与高中教育直接挂钩，方可使高中教育能立足高中，而不是一切为考大学而进行准备。
　　把高三变为全面复习年，把大四变为全面考研、就业年，其实压缩了学生接受教育的时间，从客观上说，无法保障大多数学生的高中教育、大学教育——否则，就应该将高中变为两年制、大学变为三年制——而之所以有这样的教育程序错位，在于教育导向的偏差和大家对教育功能的误读。
　　目前的教育导向，在基础教育是“升学”，升学是压倒一切的教育任务；而在高等教育则是“就业”，就业是教育的“生命线”。这样的教育导向，就会引导基础教育围绕“升学”来安排教育教学，引导高等教育重视职业化、功利化、技能化的教育，而忽视非职业化、非功利化的教育。而相关的制度安排，也充分体现这样的导向。
　　同样，对于教育的功能，大家的共识不是让受教育者得到受用终身的学习能力、思维能力、价值观念，而是能升入好学校，能找到好工作。那些能让受教育者更好升学、更容易找到好工作的学校，就越容易受到受教育者的追捧，而学校为升学、为找工作而采取的各种“挤出其他教育”的措施，也往往得到一致喝彩——受教育者会认为，“学那些无用的功课有什么用！”——这又将促使学校在强调升学、强调就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毫无疑问，不关注升学与就业，教育在今天的社会将很难有生存的舞台，但是，教育不能因为升学与就业，就彻底功利化。功利化的教育，在短期可能会满足受教育者的功利需求，而从长远看，则可能导致受教育者“有名无实”，缺乏与身份相对应的能力与素质，由此影响职业生涯的持续发展。受教育者对此也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不要认为学校拿出一年时间来给你找工作、复习，就是对受教育者的关爱，你会发现，今后要花很多精力来弥补这一年时光的差距。
　　改变教育程序的错位，不但需要改变教育导向及相关制度——比如考研制度、高考制度，目前集中的卷面考核，显然要求受教育者必须耗费时间精心准备，而将其改为多元标准方式录取，则会缩减受教育者为考试而付出的准备时间，不至于在考试上耗费大量的精力，即便“程序提前”，与学业并行，也不至于造成对其他教育的“挤出”——还需要整个社会转变教育观念，要明晰哪些“功能”应该由教育承担，哪些功能不应该由教育承担，当教育不能完成本身的职责却去承担其他职责时，必将导致教育质量缺乏保障。这是导致大学生供给数量多，而用人单位无法寻找到合适自己人才的重要原因。
　　

学费与质量“倒挂”不利于教育均衡发展（1）
事件
　　中国青年报2007年9月6日报道，新生开学，学费又成为话题。在公立高等院校学费基本保持稳定的同时，不少考进民办学校、独立学院的学生，却发现学费持续上涨——重庆市有多所高校的学费收费标准上调被物价局批复，这些高校包括重庆工商大学融智学院、重庆信息工程专修学院、重庆正大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四川外语学院南方翻译学院和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等，上述高校部分专业的学费有所上涨，涨幅在500元至2000元之间；湖南省某民办高校，大部分专业都在原来的基础上增长了500元。为此，有学生质疑，“一些传统的公办高校，教育质量高，但收费国家有限制，民办高校和独立学院在很多方面都比不上公办高校，为什么反而学费更高？”
　　观察
　　民办学校学费更高，并不是一个新鲜话题。拿北京地区的大学来说，北京大学2007年学费为5000~6000元/学年（医学部各专业：6000元/学年；元培计划班、生命科学学院、信息科学技术学院：5300元/学年；其余各院系：5000元/学年），而民办学校北京吉利大学2007年学费标准为7500~13000元，少数艺术类专业为16000元，中外合作办学专业18000元。2006年一项调查也显示，独立学院和民办高校的人均学费确实远远高于公办大学，是清华北大的两倍左右。
　　而且，独立学院和民办高校的学费还有进一步上涨的趋势。2007年5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规定，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今后5年各级各类学校的学费、住宿费标准不得高于2006年秋季相关标准。但在解释这一规定时，###有关负责人说，“各级各类学校”只针对公立学校，民办学校和独立学院并不包括在内，民办学校和独立学院的学费和住宿费，在当地物价部门的核准下，可以适当上浮。
　　独立学院和民办高校的学费为什么高？为什么还要上涨？这与教育成本分摊制度有关。当前，公立学校，尤其是985高校、211高校，获得国家较多的投入，因此，虽然相对教育成本更高，但是由于由国家分摊了很大比例的教育成本，因此，学费标准反而比独立院校、民办学校低，在物价上涨办学成本提高时，也会通过国家补贴方式，保持学费相对稳定。而独立学院和民办高校的教育成本，国家基本上不分摊，学生的学费，是维持独立学院和民办高校运行的唯一可保障经费来源，随着物价的上涨，办学成本增加，学生的学费显然要增加。
　　按照教育成本分摊理论的“得益原则”，国家在民办教育发展中，显然收获了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国民素质提高的利益，因此也应该分摊一定成本。在德国，各州法律均规定，非营利的并且能够承担与公立学校相同教学任务的私立学校可以向国家申请资助，资助的标准一般视相同规模的公立学校经费而定，但稍低于公立学校拨款数。国家资助和实际开支之间的差额通常由所收学费或社会组织及个人捐款来补足。在日本，国家负责对开办私立大学和私立局等专门学校的学校法人进行援助，具体的援助项目为私立学校的教学研究所需的日常经费，主要有教职员的人头费及教学研究所需的设备、器材费等。援助费通过日本私立学校振兴财团来发放。除此之外，国家和地方政府还对借贷助学金事务也进行援助，并采取免除纳税义务等优惠措施。美国各州政府虽不直接资助私立学校，但采取了多种间接资助的措施，包括联邦和州政府对非营利私立学校实行免税制度，政府向符合条件的学生提供奖学金或贷款，使一部分低收入家庭学生有可能进入私立名牌学校学习，联邦和州政府向有科研能力的高校提供有关项目的研究经费，等等李明华：《从国外私立教育的模式看我国民办教育体制的确立》，《江西教育科研》1997年第2期。。
　　目前，我国民办高等教育，除了在税收政策上享受优惠外，难以获得国家的研究经费支持、人头经费支持，就连上民办学校和独立学院的贫困学生的助学贷款，也无法保障。而且，相对于民办高校高于公立学校的学费来说，办学质量却严重“倒挂”。这也是目前的制度安排所致——在高考录取中，民办的高职高专，目前在各地都放在最后一批录取，所能选择的学生，是第一批重点本科、第二批一般本科院校所“选剩”的学生，一些新设的独立学院，在一些地方，曾经放在第二批与公立本科同时录取，后来却又分出一个第三批，放在第二批之后录取，名为“三本”，这样的等第录取原则，从招生环节开始，就使民办学校和独立学院处于劣势，即便再努力，也很难获得好的生源，也很难树立起质量品牌。
　　从长远看，学费与质量的“倒挂”，显然不利于高等教育的均衡、健康发展。考出高分可以以较低学费获得更好的教育，这样的投入产出，谁都会比较分析。民办高等教育的办学空间会日益狭窄，而整个社会对公立名校教育资源的争夺也在各种因素影响下更加激烈，教育主管部门不愿意看到的“应试风”、“复读潮”也就难以改观。改变这种情况，至少在现阶段，国家必须围绕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目标，考虑对民办教育的资助，同时需要通过高考制度改革，给民办学校平等的竞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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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职业教育，必须提高学历层次？（1）
事件
　　2007年人才蓝皮书《中国人才发展报告（）》指出，职业教育虽然是国家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目前中国整个社会对职业教育比较歧视，对职业教育院校的认可程度不高，而由于社会上的歧视，导致职业教育院校学生的心理压力较大。
　　蓝皮书指出，目前，我国整个社会对职业教育比较歧视，对职业教育院校的认可程度并不高。职业教育长期以来被普遍认为是“二流的教育”，不少人认为高等职业教育院校培养出来人才的技术含量逊色于同等高等工程技术院校，不如他们“精、专、深”。对于职业中专招收的学生，社会上也普遍认为，他们大都是不能考上高中或者是没有希望考上大学的初中生。
　　一些地方政府和学校，也没有对家长和学生进行正确的宣传和引导，甚至还迎合社会追求高学历的潮流，造成普高持续过热，职业教育步履维艰。一方面，高校、普高招生异常火爆而高校毕业生就业十分困难；另一方面，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就业形势非常看好而招生十分困难，两者形成强烈反差。
　　社会上的歧视，导致职业教育院校学生的心理压力较大。据调查显示，各类职业教育院校的学生都将学历歧视放在第一位，其中，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的比例最高，为％。而毕业院校歧视被放在第二位，其中高等职业院校的学生比例最高为％。学生的担心，也反映出整个社会对职业教育的歧视。
　　观察
　　有关专家在分析职业教育面临的歧视时，认为职业教育正受到两类歧视，一是“教育歧视”，表现在高考招生录取时，把职业教育学校安排在高考录取的最后批次，由此使职业教育成为分数低的学生的选择，使职业教育学校招收的生源差，成为家长和学生眼中的最低层次的高等教育；二是“社会歧视”，表现在社会用人单位普遍在乎招聘人才的学历，而几乎所有职业教育目前都是大专层次学历，“连学位也没有”，大专毕业生鲜有不感到自己学历层次低的。
　　这两类歧视，让国内高调推行的职业发展教育遭遇困境——2007年“两会”上，###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指出：“要把发展职业教育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使教育真正成为面向全社会的教育，这是一项重大变革和历史任务。”——有关资料显示，2006年甘肃省有万名考生未报到，其中，独立院校、高职高专未报到的占了38%周文馨、狄多华：《甘肃06年高招万考生未报到 影响诚信》，《中国青年报》2007年5月14日。 。湖北省高职高专协会统计显示，近几年湖北省高职高专报到率在70%左右，考生不报到的最主要原因为复读，希望来年能考一个更高层次的学校刘莉、巩平：《高考录取不报到将记入档案可能影响来年》，《武汉晨报》2007年5月12日。。
　　针对以上问题，有专家认为，提高职业教育的办学层次，是职业发展教育的“瓶颈”，他们引用国外职业教育有博士学位、硕士学位的例子，告诉大家，我国要办高层次的职业教育，方可由此改变大家对职业教育的“教育歧视”，也才能引导社会对职业教育进行重新的评价。在这种声音中，我们间或听到某校诞生职业教育博士点，推行“高层次”职业教育的“好消息”。
　　我并不反对按照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要求，丰富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但是，认为提高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层次”，是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瓶颈问题，却恰恰暴露出我国教育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以培养人才学历层次的高低，来划分学校的“层次”，区别学校的“好坏”，这导致高校追求“高”“大”“全”，专科学校总向往着“升本”，一心想提高学校的“层次”，而完全不顾学校的办学特色和个性。过去多年来，我国专科学校的“升本潮”，便是由于这样的教育导向所致，学校难以“安分守己”。
　　改变当前职业教育受冷落的问题，我认为，必须从三方面着手。
　　一是解决职业教育受教育者的出路问题。最近几年来，我们一直在以技师如何受市场欢迎、有技能人才如何短缺来吸引学生选择职业教育，但为什么学生会被职业教育学校录取而选择放弃呢？根本原因在于接受职业教育之后，他们无法看到职业生涯发展的前景，也许他们可能更容易找到一份工作，但这份工作的待遇可能不高、社会地位也很低、无法得到应有的尊重，更重要的是，如果要进一步发展，必须有更高的学历。
　　二是正确定位职业教育发展。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是走学历层次提升之路，还是走特色办学之路，是渴望把学生培养成社会精英，还是高级蓝领，关系到职业教育自身的品牌树立。客观上说，到目前为止，我国1000多所高职高专学校（2005年数据，全国高职［专科］院校1091所）###网站：《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普遍存在办学定位不清晰的问题，同时，这些学校在教育方法、教育内容上也存在诸多问题，师资力量短缺、实训场所匮乏，学生培养质量不高，这导致学校失去吸引力。我们可以看到，有少数高职学校在招收学生时，很受欢迎，众多学生拥挤到这些学校，造成其录取分数几乎接近本科学校，而那些学生报到率低的学校，往往口碑不佳，“学生进校怎么样，出校还是怎么样”。
　　三是职业教育与其他高等教育的公平竞争问题。按照如今分批次的录取制度，位于专科层次的职业教育学校，所能招收到的学生，毫无疑问是高考分数比较低的学生。我一直认为，高考的集中录取制度，强化了对高等教育资源的垄断，严重制约了学生的选择权，这既无法让各高校进行市场竞争——真正的竞争必须是学生能同时拿到几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也无法让考生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学校。我们必须把所有高校放在一个平等竞争的舞台上，供考生选择，才能真正使特色鲜明、个性突出的学校不因“学历层次”问题而受到制度安排的影响。这不但是改变职业教育发展困境的必然选择，也是整体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必然选择。
　　

莫让职业教育成“民工中介”（1）
事件
　　中国新闻网 2007年10月19日消息，中国###近日下发通知，要求禁止组织或介绍未成年学生外出务工，要坚决抵制社会上各类针对未成年学生的招工行为。
　　###指出，近来，少数地方连续发生以“暑期实践”、“勤工俭学”、“教学实习”和“社会实践”等名义组织或介绍未成年学生外出务工事件，严重损害了学生的身心健康，造成了很坏的社会影响。
　　###要求，各级###门要采取积极措施，配合劳动、工商等有关部门，加强督察和管理，坚决禁止组织或介绍未成年学生外出务工的现象发生。
　　观察
　　###做出这样的“要求”，显然是有针对性的——近年来，少数地方连续发生打着“勤工俭学”、“教学实习”和“社会实践”旗号组织未成年学生外出务工事件。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件，是有一些中等职业学校利用“需要组织学生开展工学结合、半工半读试点等形式的实习活动”的正常教育要求，打起了既节约办学成本，又赚钱的“如意算盘”。而透视近年来职业教育发展，我们发现，类似的“如意算盘”一些职业教育机构打得并不少。他们以招生数量换国家资助，以组织外出务工节约办学成本并收取费用，而置真正的职业教育于不顾，把职业教育变成既拿国家资助，又获取企业好处的“职业中介机构”。
　　近年来，我国大力发展职业教育，2006年，中央设立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金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出资设立，资助对象是具有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的在校一、二年级所有农村户籍的学生和县镇非农户口的学生以及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主要资助受助学生的生活费开支，资助标准每生每年1500元，两年共3000元。2006年当年安排８亿元，资助了８０万名全日制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2007年下半年，受国家助学金资助的中职学生达到1600万人，占中职学校在校生总数的90%吕诺：《###：中职教育要落实助学政策完成招生任务》，新华社2007年10月15日。。
　　这一项本来用以鼓励学生选择中等职业教育的资助政策，却被一些地方认为是“生财之道”，虽然有关政策明确规定，“学校应于学生入学一个月内将国家助学金发放到受助学生手中”，“为每位受助学生分别办理银行储蓄卡，直接将助学金发放到受助学生手中，一律不得以实物或服务等形式，抵顶或扣减国家助学金”。但是，一些教育机构却没有认真落实这样的规定。为了获得国家的资助，学校打着“落实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精神”的旗帜，采取给招生奖励等多种方式，发动学生和家长参与到招生之中，并给拉来生源的学生和家长300~500元不等的奖励。有的学校拿到国家对应学生规模的资助金后，并没有把钱发到学生手中，而是成了学校的钱——每个学生1500元的助学金扣除用于招生奖励的钱，还可赚取1000元。
　　这些教育机构的大胆做法，显然是因为有的学生和家长并不懂得国家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政策，以及一些地方为达到发展中等职业教育这一“政绩目标”而采取的纵容态度。
　　赚政策钱，是有风险的。而通过压缩办学成本，借“勤工俭学”“教学实习”和“社会实践”等名义，组织学生外出务工，则是不少学校明目张胆的行为。照理，以就业为导向，通过教学实习、社会实践等方式来培养职业教育学生的动手能力，是十分正常的，可是，有的学校招来学生，根本就没有进行任何职业教育培养，或者最多进行短暂的职业培训，就开始动起将他们作为劳务输送到需要大量劳动力资源的工厂中的念头，而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根本也无法对这些学生进行职业教育，只是把他们作为流水线上的简单的操作工，与普通的民工毫无二致。
　　在组织学生“教学实习”过程中，学校可以获得企业给予的好处，而学生也可以获得一定的“勤工助学”收入。这由此被认为是国家、企业、学校、学生的“四方共赢”——国家，得到了发展职业教育的“规模”；企业，缓解了“民工荒”的压力，且可支付低于民工的工资；学校，不用支付办学成本，却能作为劳务输出中介获得收益，而且早早地解决了学生的“就业问题”，保证了“就业率”；学生，解决了“上学”的学费问题以及就业问题。也正是有如此的“四赢”，有的职业教育机构，向家长开出“零学费”、“双倍退还学费”、包找工作的条件招收学生，让老百姓们看到职业教育前景“一片大好”。而事实上，学校正赚着国家的政策补助，正收着企业的劳务管理费，正把学生的“教学实习”收入抵为学费，而学生，只是以学生的身份，干了三年普通民工的活，是新型的廉价劳动力，得到的是不超过普通民工的基本操作技能，以及不超过普通民工的微薄收入。他们能得到的唯一“教育”可能是，不要再相信这样的职业教育。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莫让职业教育成“民工中介”（2）
发展职业教育的教育方向无疑是正确的。有关资料显示，2007年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达到800万，在校生规模将达到2100万人，基本实现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规模大体相当的目标蒋昕捷：《2007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总规模将达到800万》，《中国青年报》2007年10月26日。。但是如果为了追求职业教育规模，而不顾职业教育过程管理与质量监督，以及职业教育受教育者的出路，从长远看，将严重影响职业教育健康发展。从眼下职业教育发展中，部分职业教育机构成为“民工职业中介所”，新生一入校就组织外出“实习”的情况看，对于职业教育发展，必须解决以下问题。
　　一是围绕技能培养构建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要坚持就业导向，这没有错。但是坚持就业导向，不是让学生一进学校就去“就业”，不是片面追求“就业率”，而是应该培养学生的就业技能。培养学生有一技之长的就业能力，是发展职业教育的本质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要求职业教育学校准确定位、科学设置职业教育内容与职业教育环节，形成学校教育与企业教育的紧密衔接和相互补充，由此让学生在接受完职业教育之后，成为有较强技能的人才资源，而不是一个普通的、没有多少技能的劳动力。
　　二是建立职业教育的市场竞争机制。我国当前的职业教育竞争，还存在无序状态。职业教育吸引生源，依靠的不是职业教育本身的质量和品牌，而是一些“宣传攻势”，有的甚至用“传销”手段。这不是长久发展职业教育的道路，影响的恰恰是职业教育的质量和品牌。建立职业教育的竞争机制，必须进一步透明职业教育的办学过程，向社会公布职业教育学校的招生标准、职业教育学生的资助政策、职业教育学校的办学情况、职业教育学生的就业去向。不透明的办学，必然导致职业教育的鱼目混珠现象，政府教育管理部门不能为了职业教育的规模发展，而放任这种鱼目混珠现象，让家长和学生在不清楚办学情况下受骗上当。
　　三是在职业教育中实施教育券制度。目前通过学校向学生发放国家资助金的政策，不但可能出现学校克扣国家资助金的问题，还不利于职业教育学校间的竞争。国家可以通过给职业教育学生教育券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样，学生可以得到真正的好处，而学校也无法赚“政策钱”，更可促使职业教育真正关心教育质量。在国家对所有中等职业教育学生均实行免费后，实施教育券制度的意义，就更为重大。
　　四是严格审查职业教育合作办学企业的教育资格。根据我国的国情，充分利用城市和东部地区优质职业教育资源，大力推进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的联合招生、合作办学工作，十分必要。但是，要避免合作办学中变调，必须对长期接受学生进行教学实习、社会实践的合作办学企业进行资格审查。在国外职业教育发展中，不少企业也介入职业教育，但是，这些企业必须具有职业教育的能力。我国目前有的接受学生教学实习、社会实践的企业，本身就存在经常让员工加班、使用童工等用工不规范、不合法的问题——近年来曝光的大批未成年学生被组织超时工作的问题，大多发生在这些企业——这样的企业，其实应该排除在“职业教育”合作办学机构之外。还有的企业，能让学生做的是强体力劳动、技术简单的活，根本无法培养所谓的“专业技能”，让学生们去这些企业“顶岗实习”，实则是让这些企业大赚廉价劳动力的钱。
　　国家投入100多亿元，鼓励学生选择职业教育，但在学生选择职业教育之后，他们能否获得真正的教育、获得技能，似乎成了被遗忘或者说不那么被重视的话题。让学生“有职业无教育”的职业教育，并未实现受教育者职业技能的提高，也无益于整个国家人力资源的优化，更难以向大量技术岗位提供高素质的实用技能人才，这是偏离职业教育发展的方向的。思考如何保障2100万中等职业教育学生的利益，这是发展职业教育必须解决的绕不过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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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在顺应“民意”吗？
事件
　　2006年，人们指责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名校奖学金很低，在香港高校高额奖学金抢生源的招生竞争中，已经处于劣势。2007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幅”提高了新生奖学金，又有人指责，香港高校吸引人的关键因素是办学氛围和办学质量，北大、清华提高奖学金，对吸引生源没有多大帮助。
　　2006年6月，###发布消息，决定在全国中小学推广《第一套全国中小学校园集体舞》，让高中生跳“校园华尔兹”，不少人表示反对，反对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这样会助长孩子早恋风气，###有关负责人由此专门解释“学生跳集体舞不会发生早恋现象”。而到了7月，为顺应“民意”，上海试点校园华尔兹男女不配对，国家体育总局则表示，组织专家重新编创“不搞男女配对、人人都能跳”的校园集体舞，当然，也有人出来表示置疑，这反映出教育的严重不自信。
　　观察
　　其实，指责北大、清华奖学金低与指责奖学金再高也无济于事，指责跳舞会引发早恋与指责接受跳舞会引发早恋观点并改变既有教育方式，都有各自的道理，可以说，都代表了某些民意。近年来，有关高考改革维持原状还是向自主招生方向迈进的争议、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扩大学校自主权与保证公平公正的争议，都是如此。
　　问题不在于大家对一件事、一项政策有诸多不同的看法，而在于，在制订政策时，是否反映了民意，如果一项政策，在制订时，没有考虑多数人的意见，那么，当政策推出之后，由于政策制订缺乏“民意”基础，因此，政策制订者往往摇摆不定，会采取措施修正政策，以迎合某些“民意”，但修正的过程，同样只关注了少数人的意见……如此反复。
　　不幸的是，无论是学校，还是教育主管部门，目前制订政策时，均没有这样一个听取民意、广泛调研、深入论证的过程。其决策过程是，某群众来信或某专家提议，然后领导开会，一把手拍板决定。比如，某地一小学家长来信说，孩子早上八点上学实在太早，应该推迟一个小时上课，信寄到教育局长手中，局长一看，认为推迟一个小时有“减负”的新闻效应，于是召开会议，决定小学上课推迟一小时，可是这推迟一小时，会影响多少家庭原有的作息计划呢？而学校原有的教学安排也随之更改。不少家长与学校的反对，也就在情理之中，政策难以推行、“朝令夕改”也就不足为怪。还比如，某位领导出国考察，发现国外研究生教育不少是一年学制、两年学制，于是觉得国内三年学制，时间太长，是教育资源的浪费，于是在校内也推出改革，可是改了学制没有改培养模式和研究生教育定位，新学制难以推行。以上决策的共同问题是，没有民意真正参与决策，小学改革没有听取家长、学生、教师的意见，大学改革没有教授的发言权，这样制订的政策，难有长远的生命力。
　　回顾近年来的教育改革，无不如此。国内高等教育的大手笔“扩招”，广泛听取了民意吗？没有。源头只是一位经济学家的建议，然后领导拍板。没有思考具体扩多少，怎么扩，导致今天人才培养质量、人才培养结构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虽然有关部门死扛着“就业难与扩招无关”，但稍有理智的人均知道，当初的扩招盲目且草率。各地不断推进的高考制度“改革”，广泛听取了民意吗？江苏2006年算是作了一个榜样，首次把改革草案放在网上公示，听取社会反馈意见，虽然最终的方案吸收了“部分民意”，但事实上，这并非规范的民意参与决策的过程，事关民生的重要改革，应该交给人民代表大会审议表决，而不是靠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几个专家构思、修正。类似的还有基础教育课程设置三年一改，高考考纲一年一变，如果有民意参与决策，这样影响面广的改革，是不会这样变化多端，而应该维持相当长时间的。
　　

打击高考移民，就可以伤害无辜孩子吗？
事件
　　《京华时报》2007年12月3日报道称，作为北京绿卡持有人的女儿，户籍在海南的小敏获准进入北京市重点高中读书。而在北京一所重点中学上学5年后，17岁的高二女生小敏突然被班主任告知无法在北京参加高考。更令小敏一家“抓狂”的，是小敏即便回到户籍所在地海南，也不能参加高考，因为她的学籍在北京。
　　观察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媒体披露这样的“故事”，但是，年年披露年年有，未见改观。但是，面对此情此景，也许不少人并不为所动——其中，可能包括北京家长和学生，海南家长和学生——在他们看来，这些户籍与学籍不一致的“高考移民者”，掠夺了本地的教育资源，尤其是高考升学指标资源，他们不能高考，是“咎由自取”。事实上，这种局面，是大多数反对高考移民者“乐于看到”的，因为正是在他们的呼声中，在当地###门的主导下，各地加快了打击高考移民的力度，出台了高考“户籍学籍双认证”政策。“小敏”们才遭遇现在的困境。
　　毫无疑问，高考移民，是我国现行高考制度中一个畸形的、同时破坏教育公平的现象。但是，如此治理“高考移民”，本身就存在悖论。根据宪法，公民有平等的受教育权。这个平等，是不以出生地、户籍所在地而改变的。换句话说，中国公民有权在任何地方接受教育。高考移民，不是公民的问题，而是我国教育自身不均衡发展的问题，各地的教育质量不同、升学机会不同，才导致了高考移民问题。人们反对高考移民，不应该针对高考移民者，而应该针对导致高考移民的各地教育质量不均衡、高考升学指标分配不均衡。以教育公平的名义打击高考移民，实质上会保护当前更大的教育不公平。
　　画地为牢的教育政策，完全违背人才流动的客观规律。人力资源流动，是现代社会的必然现象，为了促使人才的合理流动，各个国家都在采取措施打破人才流动的壁垒。对于我国社会来说，不少地区，已经取消户籍限制，改为居住证制度。很显然，把户籍与学籍捆绑起来的高考报名制度，为人力资源流动制造了新的障碍。这也被认为是人才政策与教育政策的各自为阵与相互矛盾。那些只有居住证、没有户籍的人才，不得不为自己的子女的未来发展提心吊胆。他们要么选择让孩子与自己分离，在户籍所在地读书，要么选择孩子今后可能无法升学。这是违背人性以及社会发展规律的——可以说，那些今天由于自身利益反对高考移民，要求出台户籍、学籍限制的人，明天会遭遇同样的窘境，除非他和他的子女一辈子不离开户籍所在地去寻求发展。
　　把治理高考移民现象的矛头对准高考移民者，并由此拿起逆时代潮流而动的“户籍”武器，本身是荒谬的。在法律框架中，解决高考移民问题的合法途径，不是剥夺他们的教育权利，而是营造教育公平发展的环境，促进各地的教育质量均衡以及升学机会均等。
　　小敏及其他北京绿卡持有者的孩子是无辜的，如今他们离高考越来越近，所承受的压力和痛苦实在令人难以想象。那么，谁来打破他们的高考焦虑，有关部门在处理这些孩子的高考权的问题上，应尽快拿出一个对学生负责的解决方案。如果一个意在治理高考移民、保障教育公平的制度，却因为它的刚性而造成“毁人”结局，那便应该及时作出反思和纠正。
　　

高考舞弊/高考诈骗/职业高考生/高考状元/高考复读生/抢生源/高考三十周年（1）
高考舞弊2007年夏天，安徽砀山高考出现集体舞弊事件。随着调查的深入，涉及教育、公安、医院等多部门参与的舞弊案逐渐浮出水面。2007年该县共有12445人参加高考，分布在7个考点，一共有395个考场，涉嫌舞弊的学生几乎遍布每一个考场。有关部门将该事件定性为“高考团伙舞弊未遂案”。30多名来自合肥三所名牌大学的“高手”卷入“枪手”行列，而当地的中学老师和社会闲杂人员充当“中介”，分别在“枪手”的证件办理和“考务”方面提供一条龙“组织服务”，直到让“枪手”们顺利地进入考场。两名“枪手”被抓获后，全县七个考点共有1000多名考生无故缺考。
　　高考诈骗一起集高智商、高科技、多种犯罪手段于一体的特大招生诈骗案件在海口警方侦查下告破。案件涉及全国多所高校，涉及高考低分、落榜生上千名，遍布全国17个省市。海南大学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发现“惊人”的一幕：共有87名2006年秋季录取学生名单已被篡改，其中52名被骗录取学生已在海南大学报名并缴纳学费、住宿费共计32万余元人民币，更离谱的是，有19名学生已到校并住进学校宿舍。
　　职业高考生2007年高考结束后一周左右，一则题为“四川南充惊现职业高考考生清华北大反复退学牟取奖金”的帖子在网上广为流传。之后，华西都市报进行了跟踪调查。大致的情形是，这名考生2003年考入北大，得到3000元的奖金，因为“几科不及格”而退学；2005年考入清华，得到奖金10万元，因为“不喜欢专业”而退学；2007年又再次参加高考，预估分数不低(结果是，他以677分的成绩名列南充市理科第2名，被清华大学录取)。这位考生的家长，强烈反对坊间流传的为了奖金而退学参考的说法，而强调孩子是由于不适应大学学习而被迫反复退学，被迫反复高考。面对种种非议，这位考生本人表示：我不是职业高考考生，自己是因为网瘾太大而耽误了学业。
　　高考状元2007年5月14日，《1999~2006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发布，发布者宣称，这是我国首次针对高考状元状况进行的调查报告，发布有1999~2006中国最受高考状元青睐大学排行榜、1999~2006中国最受高考状元青睐院系排行榜、1999~2006中国最受高考状元青睐专业排行榜、1999~2006中国中学高考状元排行榜等榜单。可以说，这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全面利用“状元”为大学、为中学进行宣传的大型活动。
　　据《海峡都市报》2007年8月6日报道，今年福建省高考理科状元获得各方面奖励68万元。其中，状元所在家乡的南安水头朱子祠基金会，拿出55万元作为奖学金。
　　高考复读生重庆晨报2007年8月5日报道，8月4日，落实中职国家资助政策及2007年招生任务中部片区座谈会在湖北召开，###部长周济要求，明年起，全国所有公办普通高中禁止办复读班，招收高三复读生。其理由是，公办高中办复读班，是利用国家资源收费，不利于教育公平。
　　抢生源本在重庆没有文科招生计划的清华大学，为从北京大学手中夺走2007年的重庆文科高考状元，承诺录取该名学生，并给予奖学金，可清华大学争取招生名额的努力失败，重庆文科状元面临无校可上的尴尬，这被认为是30年高招史上非常罕见的一幕。在###的协调下，文科状元经过了几乎无校可读的痛苦后，花落北京大学，为这一纷争拉下了帷幕。
　　高考三十周年2007年是高考恢复三十周年。高考改革，成为各大媒体竞相报道的热门话题。回顾高考改革，在我们的视野中，有高考科目的变化，从统考7门到3+X；有命题者的变化，由全国一张试卷到分省命题；有考试时间的变化，从7月前移到6月；有报考者条件的变化，从严格限制年龄限制婚否到放宽年龄限制婚否限制；有新增考试机会的尝试，部分省市新辟了春季高考；有录取方式的变化，从集中统一录取中撕开一“小口”，允许部分学校5%自主招生和自主选拔录取……扳着手指数，大大小小的“改革”项目，10个指头还数不过来。如果再联系到几乎每年一变的“考纲”，改革之于高考，变成了“常规性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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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考舞弊案看公民教育（1）
事件
　　2007年夏天，安徽砀山高考出现集体舞弊事件。随着调查的深入，涉及教育、公安、医院等多部门参与的舞弊案逐渐浮出水面。2007年该县共有12445人参加高考，分布在7个考点，一共有395个考场，涉嫌舞弊的学生几乎遍布每一个考场。有关部门将该事件定性为“高考团伙舞弊未遂案”。30多名来自合肥三所名牌大学的“高手”卷入“枪手”行列，而当地的中学老师和社会闲杂人员充当“中介”，分别在“枪手”的证件办理和“考务”方面提供一条龙“组织服务”，直到让“枪手”们顺利地进入考场。两名“枪手”被抓获后，全县七个考点共有1000多名考生无故缺考。
　　观察
　　2007年高考之后，一位大学教授对我说，每年高考，考前教育主管部门要重申考场纪律，这几年来还推出什么诚信档案，说什么国家考试作弊污点将跟随一生，还听说有先进的技术设备可以屏蔽手机信号可以检测金属仪器，可是高考作弊却没有减少迹象，反而越来越严重，有群体化、规模化的趋向。
　　我知道，大学教授指的是2007年高考结束，各地即传出作弊消息，尤其严重的是一些地方的集体作弊，所涉人物包括学校领导、教师、家长，以至被迫替考的高二学生等。
　　这位大学教授问我，我国治理作弊，究竟有没有办法？因为似乎大家一谈起现在的作弊，都首先指责考试制度不合理，只注意卷面分数，不注重考核综合素质，导致大家为了获得卷面高分不惜铤而走险。也就是说，要是这一考试制度不改革，那么我们就无法根治作弊。但我总觉得这不是最根本的原因，1977年恢复高考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高考也是卷面考核，而且能否考上大学，对一个人的前途命运影响，远比今天高考的影响大，可为何那个时期的作弊很少，没有现在这么严重？
　　其实，我曾经写过多篇评论考试作弊的文章，也把作弊的根源归结到考试制度上，高考如此，四六级考试如此，考研亦如此。教授提的这一问题，让我陷入思考。
　　我想起了一位国家教学名师对我说的话，现在的学生，为了成功可以不择手段，可以说，我们整个社会，已经没有了“底线”，大家不敬畏法律规范，不敬畏道德规范，什么都可以做，只以成功论英雄——这种“成功”，包括“成功地”躲过法律惩罚、越过规则限制，甚至于以能挑战规则为乐。
　　我想，这恐怕是眼下作弊日益疯狂的更为根本的原因——大学里，用于作弊的隐形耳机公开销售，提供枪手服务的广告公开贴出，出钱买论文的交易十分红火；社会上，高考前家长打听监考老师，托人安排考试座位，出钱请人替考，等等，几乎并不遮人耳目，高调而招摇——没有人以作弊为耻。
　　这恐怕也是目前的考试制度无法进行改革的原因——大家均知道高考制度之弊，但是大家也同时明白，在没有“底线”约束的社会，进行这样的改革，不知要冒多大的风险。
　　那么，为何会出现今日这样的状态？是社会转型期的道德滑坡吗？是制度不健全导致整个社会信用缺失吗？我发现，这种状态，其实正是我们经年教育的结果——我们的教育，彻底忽视了公民教育，相当多数人，经历过这样的教育之后，没有公民意识，更没有公民素质，不知道作为公民的责任、义务，也不清楚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今天考大学的一代学生的家长，大多在40~50岁之间，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接受的小学教育，70年代中后期接受中学教育，80年代初接受大学教育，回顾整个教育历程，他们的教育除了不完整之外，还几乎没有人文教育的内容，很显然，做家长之后的他们，也很难引导孩子人格健全发展。而眼下的初中生、小学生家长，则几乎完整地接受了恢复高考之后整个应试教育体系的洗礼，他们除了能要求孩子背记知识、争取出人头地之外，也根本无法传承任何公民教育。至于教师们，谁又是这样的教育的例外者呢？
　　我们由此可以想象，今天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以及整个社会教育会是怎样的局面，老师和学生之间、家长和孩子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呈现怎样的异化。老师可以不顾及师道尊严，主动策划作弊；家长可以不顾及把孩子引上歧路，到处送钱打点……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或现代社会文明中，是多么不可理解的。至少我记得，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因在路边拔了人家种的一株花生，就回家被狠狠地挨了一顿揍，家长的话至今记得，跟好人学好人。
　　老师和家长参与的集体作弊，已经让学生身边所有值得信赖的人、尊敬的人的形象全面瓦解。这些学生成家立业之后，他们又会向下一代传递怎样的形象、进行怎样的“教育”呢？这也许是中国教育最大的困境。
　　走出中国教育的困境，我认为，该是倡导公民教育的时候了，如果今天的教育，依旧是考试的竞技场，依旧不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依旧不立足于把每个学生培养为合格公民，那么，更多的社会怪象会出现。这一过程可能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而十分艰难，但早一些迈出这样的步伐，会早一些看到走出困境的希望。
　　延伸
　　《今晚报》2007年7月13日：
　　据官方资料统计，中国每年因为诚信问题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是5855亿元。诚信的缺失、不择手段的非法牟利已经给社会造成深深的伤害。如果这股风在教育界肆虐不息，如果我们的学子都被吹得东倒西歪，那真可谓是教育的最大败笔，是最令人可痛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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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亿元，能提高考试的安全性？
事件
　　据《中国青年报》2007年4月9日报道，###考试中心主任戴家干4月8日在全国考办主任工作会上透露，我国的国家级题库已经立项。财政部和###考试中心将共同出资一个亿推动考试安全。
　　考试安全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试题本身的安全，二是社会稳定。国家统考的严肃性、安全性是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是社会公平的底线。
　　而当前，各种考试的作弊手段趋向组织化、高科技化。据介绍，2006年某省一高校的考研考场，一下抓到了十一二辆“全副武装”的无线发射车，“技术设施非常先进，有的甚至比公安部门的装备水平还高”，车里面有很多枪手忙着答题，向考场发射答案。
　　观察
　　针对我国国家考试（高考、研究生入学考试、国家英语四六级考试等），屡屡出现大规模、有组织、高技术含量的考试作弊问题，似乎花这一亿元来加强考试安全，维护考试的公平、公正，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所有提高考试“安全性”的举措，包括保密性极高的国家考试题库建设、参与当年有关国家考试出题人员的集中“隔离”、在各考试点装备反作弊设施、推动考试法的制订和实施，都是需要钱的。
　　但是，我很是怀疑，投下这一亿元钱，究竟能多大程度提高高考的“安全性”。一直以来，我认为，并非作弊者的作弊手段有多高级、多隐蔽，而是里外串通作弊——在一些作弊高发的地区，往往是监考老师（及其主管领导）亲自策划、参与作弊——导致作弊防不胜防；并非我国现行的法律治不了有组织作弊者的罪——利用架设无线电台、探头笔扫描等现代化科技手段进行考场舞弊的行为，事实上已经构成泄露国家秘密罪——而是有关方面在各方利益的制约影响下，根本就不打算治作弊者的罪，于是任由犯法者逍遥法外，导致了作弊分子日益猖獗。在这种情况下，再高级的防范，有肆意妄为的家贼理应外合，也无法真正提高安全性。
　　中国教育中，急需这一亿元支持的地方、能让这一亿元起到更大作用的地方，实在太多。《山西晚报》刚报道的山西忻州小学生在危房中上课，学区签生死合同的新闻，就是一例。提高我国国家考试的安全性，不在于花这么大一笔经费去加强所谓的“安全防范”，而在于从根本上解决以下两方面问题。
　　一是提高依法治教的意识。依法治教，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按照现行的法律规范办事。可以说，对于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文，教育界内外人士，大多没有敬畏之心，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是家常便饭。因此，可以设想，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有所谓的《考试法》出台，考试作弊依然无法拒绝。监考老师帮忙作弊，不把作弊行为记录在案，接受举报单位不受理举报、受理举报而不公开处理，诸如此类，只能让大家徒叹奈何。而那些高级的防备技术，则有可能成为作弊者更好的“幌子”。
　　二是改革教育体制。当前我国的国家考试，之所以作弊事件频发，在于一次考试对一个人的发展“意义重大”。四级考试不达到规定的分数，拿不到毕业证书；高考考场落败，人生道路将完全改变；考试成绩与个人真实能力与素质的分离。用人单位在乎“人才”有无英语证书，却不对人才进行现场英语考核，甚至不思考英语是否真能在工作中派上用场；“严进宽出”的大学入学体制，让作弊侥幸进入更好大学者丝毫没有(或很少有)达不到大学较高学业要求而被扫地出门的忧虑。这样的教育体制，毫无疑问，促使了部分人铤而走险。
　　因此，不提高依法治教意识，不改革教育体制，而希望提高国家考试安全性，除了烧掉一笔纳税人的钱，展示有关部门“有所作为”之外，于现实不会有太大改变。与其如此，还不如把这笔钱用到解决农村的学校危房上，一亿元，可以改造几十万平方米的农村学校危房，切实提高这些学校的安全性，让这些学校的孩子，不再为上学签上“生死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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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能“严禁”住高考诈骗吗？（1）
事件
　　据新华社消息 为保障高考健康有序进行，###2007年5月31日在其官方网站发出通知，对高校招生行为划出三条纪律“红线”：严禁高校委托任何个人和中介机构组织参与招生，严禁高校直接或变相收取与录取挂钩的费用，严禁高校违规在国家招生体制之外录取学生。
　　各级教育监察部门要加大防范和严惩高校“体制外”招生，打击招生诈骗活动的工作力度；要协同招生管理部门加强对民办高校、独立学院招生和收费行为的监督检查；要坚决把住高考报名、招生考试、考生录取及新生入学四个关口，严格检查。
　　观察
　　记得2006年高考录取结束后，###曾揭露了招生诈骗的五种类型——以军校招地方生名义进行招生诈骗；混淆各种不同招生类型来蒙骗考生和家长；打着自主招生的幌子来骗取考生和家长的钱财；假借定向招生等名义进行诈骗；吹嘘自己神通广大，可以拿到内部指标，甚至冒充高校招生人员，说计划外指标可以降分录取索取费用，甚至要求考生家长事先预付一部分定金，这些骗子拿到钱以后，就不管了。
　　###的三条纪律“红线”，期望达到的效果，显然是从“源头”上规范高校招生，以遏止近年来日益猖獗的“招生诈骗”。
　　但是，这三条纪律“红线”，能否起到效果？我认为，招生诈骗之所以成为如今每年高考的热点，有以下原因。
　　一是高校公信力的持续下降。虽然教育主管部门在不遗余力地推行“阳光招生”，规范招生录取程序，防止招生中的钱权交易，但在一些老百姓眼中，有权有钱还是可以搞定一切。尤其是高校的自主招生、定向招生、机动指标、120%投档录取，被社会公众普遍认为活动空间较大，“潜规则盛行”，一些家长会千方百计托关系，托不到关系的家长则病急乱投医，这时，如果身边一家机构、某个人士，号称可以活动到自主招生名额、可以帮忙搞到某校的机动指标、可以确保进了投档线就可能录取，家长们会毫无提防，信以为真，并在第一时间送上钱。此类招生诈骗者，利用的就是高校公信力下降，家长普遍认为高校招生可走门路的心理，而且，由于家长们知道自己在走“潜规则”之路，所以除非失去录取机会已无退路，一般他们不愿意检举揭发，这也就助长了诈骗者的胆量。
　　二是信息严重不对称。也许在教育主观部门看来，我国的高考录取规则清晰而明白，各类高等教育的办学特点与学籍管理方式，老百姓也应该很清楚。但事实上，很多人根本无法明白我国高考分批次集中录取的制度，是怎样操作和实践的，对于什么是批次控制线、投档线、录取线、志愿级差、专业级差，很难搞清楚，他们只知道，分数达到某一批次控制线，不一定能被这一批次的学校录取，分数达到填报志愿学校的投档线，也可能落榜。由于不清楚录取规则，因此，难免充满焦虑。另外，除普通高等学校通过高考进行集中录取之外，我国还有从事网络教育与成人教育的高等学校，和一些组织高复班、自考助学的教育机构，也利用高考这个机会进行招生，有的教育机构在招生中，故意模糊与普通高等教育的区别，不明确告诉家长和学生可以获得怎样的学历证书和文凭，很多家长，其实也无法搞清楚这些招生机构的具体性质——即便问工作生活在大学校园的教授，也很少有人能说清楚网络教育的学历和学位是怎么回事，自考和成人教育有何不同，中外合作办学的学历究竟国家承认不承认，就更不用说一些生活在不发达、贫困地区的老百姓了。之所以不发达、贫困地区招生诈骗高发，与信息不对称密切相关。
　　三是扩招中的管理混乱。过去若干年的扩招，强调高等教育的规模发展，忽视了人才培养的质量控制。一些地方，为了提高当地的录取率，以及通过学费解决高校自身的经费问题，允许高校大量招生，甚至招生计划并没有得到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确认，就把学生招进了学校，严格意义上说，在现行管理体制下，这些学生就成为没有学籍的“黑大学生”，这几年的招生纠纷，往往与此有关。有专家认为，大学的办学自主权，最重要体现在招生自主权，一所学校的招生规模应该由学校自己根据办学条件、社会需求自主确定，不应该受到政府的制约，但很显然，由于大多中国高校还没有自主办学的资质——自主地按教育规律办学——加上社会对学历的需求依旧旺盛，没有政府的严格控制，局面可能更为混乱，有的学校可能成为“学历批发商”。
　　客观上说，###制订的三条“红线”，可以一定程度遏止由高校自身主导的招生混乱问题，比如在计划外招生，随意降低录取分数线并将金钱多少与降分多少挂钩，但是，这也只能管住“体制内”，却不能管住“体制外”，只对纳入高考统一录取的学校管用，而无法约束网络教育、成人教育、自考助学等。另外，这三条“红线”，并没有解决高校计划内招生的公信力问题，老百姓依旧会认为体制内尚有空子可钻，于是形形色色的骗子就会粉墨登场。
　　根本解决招生诈骗问题，我认为，当前有两点必须解决。一是高校办学公信力的重塑，真正做到“阳光招生”，做到这一点，必须改变当前高校的行政管理体制，因为行政管理被广泛认为是高校招生“潜规则”的温床；二是加强信息发布，促进信息公开，教育主管部门有责任建立信息平台，及时发布招生进展信息，发布各类教育机构的信息，对各类繁多的教育机构进行监督，便于老百姓检索获取有价值的信息，不至于被某些教育机构的谎言所蒙蔽，这比公布检举监督电话更重要。
　　而对于子女参加高考的老百姓，我有两点建议——虽然我知道，很多家长可能根本不接受这种建议。
　　一是不要对“潜规则”寄予厚望，子女上大学，应该主要依据个人实力和兴趣，所谓“你交钱，我可以搞定一切”，不过是骗子的伎俩。相信“潜规则”，可能恰恰被规则套牢。按照高考录取规则，你的孩子高考成绩没有达到所报学校投档线，这所学校是无法看到相关档案资料，无法录取的；而如果你的孩子达到所报学校公布的录取分数线，且服从志愿调剂，这所学校如没有正当、充分的理由，将不得退档，必须录取，否则就是违纪。
　　二要关注教育质量，而非单纯追求教育机会，有教育机会当然很重要，但是千万不要在机会面前迷失，要学会甄别机会的真伪，要认真考察这一机会可能给子女的教育，而不能被所谓的录取承诺、证书承诺而迷惑，要知道，在每年录取500多万新大学生的高等教育发展中，学历越来越次要，能力培养的作用日益突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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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生招生诈骗的土壤太肥沃
事件
　　《海南特区报》2007年8月3日报道，一起集高智商、高科技、多种犯罪手段于一体的特大招生诈骗案件在海口警方侦查下告破。案件涉及全国多所高校，涉及高考低分、落榜生上千名，遍布全国17个省市。海南大学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发现“惊人”的一幕：共有87名2006年秋季录取学生名单已被篡改，其中52名被骗录取学生已在海南大学报名并缴纳学费、住宿费共计32万余元人民币，更离谱的是，有19名学生已到校并住进学校宿舍。
　　观察
　　你有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上学校的招生网，可以看到自己的姓名，你有盖有学院公章的学生名单，有学校收费部门出具的学费、教材费发票，有学校宿舍管理处的住宿费缴纳单且住进学校的宿舍……所有这一切，无不表明，你是这所大学一名堂堂正正的学生，你会觉得，花10多万元获得这样的机会，确实值得。
　　我想，任何家长面对这种情景，都不会有“被骗”的丝毫怀疑。可这一切，却又可能是招生骗子“精心策划”的结果。海口警方侦破的这起特大招生诈骗案，给大家上了“生动一课”。
　　我们的确不得不佩服骗子们的智商，把整个环节考虑得如此周到，不放过一个可以让家长和学生起疑的细节。但是，在“佩服”骗子们能如此“高智商”运用“高科技”将“多种犯罪手段于一体”时，我却对大学的“低智商”、“低科技”、“一条龙失去防范”深表担忧。
　　不法分子利用黑客技术“黑掉”招生网站数据库，无疑使我们对高校的信息安全，十分不放心，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个数据库被“黑掉”篡改多时后，却没有人发现，信息安全意识的薄弱可见一斑。而想到我们利用网络进行招生、在网络平台对学位信息等进行查询，这样的信息安全水准，不是给犯罪分子以可趁之机么？
　　对于大学的宿舍管理部门、收费部门，收取学生的住宿费、学费、教材费，我们尚可理解，毕竟他们没有审查资格的义务与能力，你拿着学院盖章的学生名单来缴费，收费部门当然没有不收之理。但不可理解的是，不法分子怎么就能方便地打通关节，拿到学院盖章的名单？据有关信息，走通这一程序的关键环节是“通过海南省教育厅工会领导”、“找到海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院领导”，以“中国舜天集团职员学历培训的虚假名义商谈入学事宜，达成初步意向”，利用“管理上的漏洞”，骗取“经管学院办公室工作人员为其打印了王某、牛某等39名学生名单并加盖学院印章”。这一程序，把高校在行政化背景（权力）与产业化背景（金钱）下的潜规则进行了充分的展示——“领导”可以很方便地打招呼干预办学，学校可以听从领导意见不去对合作办学的机构进行任何核实，并达成学历培训的意向，让学生以这样的名义入学——至于学院办公室人员，不过是配合实施这样的潜规则而已。
　　前不久，我撰写了一篇《从源头上遏止高考诈骗》的文章，指出，高校公信力极低是导致高考诈骗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如果高校具有很强的公信力，谁会相信有那么多的潜规则可以运作，可以花钱买来上大学的机会。而现实表明，高校的潜规则清晰地存在，而且被“高智商”人士高效地运作着，这无疑给了一些想花钱上大学的受教育者更大的“信心”。
　　不要去渲染不法分子的手段多么高明，大学不要那么低智商、不要那么没有安全意识、不要有那么肥沃的潜规则土壤把所有渠道向不法分子敞开，要像不法分子那样“细心”地设计好制度，不漏过任何细小的环节，那么，招生诈骗，就无法像今天这样猖獗。
　　

警惕“职业高考生”（1）
事件
　　2007年高考结束后一周左右，一则题为“四川南充惊现职业高考考生清华北大反复退学牟取奖金”的帖子在网上广为流传。之后，华西都市报进行了跟踪调查。大致的情形是，这名考生2003年考入北大，得到3000元的奖金，因为“几科不及格”而退学；2005年考入清华，得到奖金10万元，因为“不喜欢专业”而退学；2007年又再次参加高考，预估分数不低(结果是，他以677分的成绩名列南充市理科第2名，被清华大学录取)。这位考生的家长，强烈反对坊间流传的为了奖金而退学参考的说法，而强调孩子是由于不适应大学学习而被迫反复退学，被迫反复高考。面对种种非议，这位考生本人表示：我不是职业高考考生，自己是因为网瘾太大而耽误了学业。
　　观察
　　记得2006年广东东莞某镇推出一项高考奖励政策，对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每人奖励50万元，对考入复旦、上海交大等学校的学生每人奖励5万元，等等。当时，一位朋友便告诉我，还读什么书，不如反复参加高考，几年下来，可以累积几百万财富。
　　虽然脑中曾经闪念，“说不定真有学生这么做”，可我却认为，理智的考生，不会这样拿青春岁月开玩笑。所以也就把朋友的话当成了玩笑。
　　可这则消息，却让我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在现行教育体制下，我国会不会涌现出一些“职业”考生呢？
　　“职业高考生”是确有其事，还是子虚乌有？目前尚难有定论。但是，无论如何，当前教育体制的弊端，均再一次通过这件事暴露无遗。
　　如果“职业高考生”确实存在，那么，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源，不是家长和学生“贪财”，而是现行教育体制之弊。
　　其一，政府和学校出资重奖考入清华、北大等名校的学生，本质出于“教育锦标主义”与“教育政成思想”，这无疑将强化基础教育的应试氛围和竞技色彩。学校不会理会学生究竟今后能否成才，只会想方设法让升学率更高，让考上名校尤其是清华、北大的学生更多，由此展示“卓越”的教育成果。这种情况下，学校主动做“好学生”的工作让其退学回来再高考，也不是不可理解，因为这对学校有“好处”、对学生“有好处”，可谓“两全其美”。
　　其二，当前高校过高的大学学费、较低的奖学金覆盖面、大学毕业无法预期的教育回报，可能促使一些学生在盘算“投入产出”后做出“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选择。按目前很多地方考上清华、北大奖励10万元的基本行情计算，参加3次高考有可能获得30万元，最多耗去五六年时间，但由此可解决全部上学费用问题，还有一笔积蓄；而五六年时间，在一些学生看来，可能算不了什么，因为北大、清华毕业生修车卖糖葫芦的，不是个别，按目前大学毕业生平均起薪1000元计算，五六年最多不过10万元收入。
　　很显然，即便有“职业高考生”，也是因为现行制度为这一“职业”创造了空间。如果政府与中学不重奖高分考生，如果大学能扩大奖学金覆盖面、提高受教育者教育回报，那么，“高考职业”就没有生存的土壤。
　　如果“职业高考生”子虚乌有，那么，我们就得反思以下两个问题。一是为何一名高分考生会反复高考、反复退学？二是社会舆论为何不关心高分考生不适应大学生活的问题，而比较一致倾向于其“另有所图”呢？
　　前者反映我国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严重脱节，以及高等教育入学制度的弊端。由于基础教育只关注高考，不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自主管理能力，不关心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兴趣养成，因此导致很多学生进大学之后，有严重的不适应症状，中学的“好学生”上大学后退学的并不少见。由于我国高等教育入学制度是高考集中录取制度，因此，任何一名学生被大学退学后，必须重新高考才可能被大学录取，高等教育缺乏退出与转入机制，这在国外大学申请入学制度中，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一个学生从一所学校退学，完全可以很顺利地再转入另一所适应自己兴趣、爱好的学校继续学习。
　　后者则反映我国社会对大学的淘汰还未有充分的准备，以及对现行体制的极度不满。在很多人心目中，上了大学几乎就拿到了这所学校的文凭，被退学是小概率事件，而事实上，在现代大学中，淘汰是非常正常的。另外，由于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稀缺，大家自然会对可能造成优质教育资源被“侵占”的制度，十分不满，这与对名牌学校招生指标地区不均衡问题不满，是同样原因。
　　因此，无论“职业高考生”的“真伪”，反复退学、反复高考的现象，都对教育体制提出质疑。体制弊端不除，更多的教育问题会以出人不意的方式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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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法”的现实困惑
事件
　　重庆2007年推出了国内首部地方性考试法规《重庆市国家教育考试条例》，条例规定，“教育行政部门、教育考试机构、学校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擅自向社会公布参加国家教育考试的考生的成绩、名次等信息”。
　　观察
　　不少人士为这一规定叫好，认为由此可以用法律的方式禁止高考“状元”的炒作，刹住越来越严重的“应试教育风”。但是，对应现在的高考录取制度，我发现，如果实施这一规定，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教育考试机构，却同时违反了信息公开的原则，无法给考生填报志愿提供充分的信息服务，会给志愿填报带来混乱，也不利于招生录取的公开、透明。
　　众所周知，我国的高考录取，实行按批次集中录取的制度，各地每一批次的录取控制线，是根据各批次计划录取数、参加高考考生考试成绩，按分数从高到低排序划定的，比如，某地一本计划录取2万名考生，那么教育主管部门会根据所有考生的成绩排序，将第2万名（有的地区会考虑志愿匹配度、学生放弃志愿等因素按一定比例适当放宽）学生的成绩确定为一本控制线；在某一批次进行录取的高校，对学生进行录取时，是根据学校当地计划录取数、达到录取控制线且第一志愿填报本校的考生考试成绩、考生专业志愿进行录取，学校一般按招生计划数的120%，确定投档线，也就是说，如果该校在当地招收100名考生，如果第一志愿报考该校且达到批次控制线的考生有200名，那么，学校会将这200名学生中的第120名的分数，作为学校的投档线。很显然，每个考生在所有考生中的成绩排名，是十分重要的填报志愿、进行录取的信息。
　　对于高考后获得考试成绩再进行志愿填报的地区来说，向考生公布成绩排名情况，是义不容辞的义务，否则，学生报考志愿就失去了依据，就会十分盲目，就可能因为定位不清，导致志愿填报失误，进而影响整个未来求学生涯。而对于在高考前即填报志愿的地区来说，虽然高考成绩排名已经无法对志愿填报起参考作用，但是它却能在具体录取制度中，帮助家长和学生判断自己能否被某所学校录取，也就是说，可以起到监督作用。可以说，由于近年来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在招生录取时纷纷在报刊上公布考生成绩排名情况，一定程度促进了招生的“阳光化”。
　　我注意到，2007年高考之后，重庆市招办很快即向社会正式公布该年高考“一分段表”，此即考生排名情况，以让考生知道自己在所有考生中的成绩排名情况。我还注意到，重庆的一家报纸，很快就找到了当地的文科、理科状元，让他们讲述高中学习经验。当然，由于重庆的“考试法”2007年9月1日方正式实施，因此，这些行为并不违反规定。但是，如果2008年再有类似行为，这种行为很显然已经触犯法规。教育行政部门是冒着触犯法规的风险向考生公布成绩信息、名次信息，还是遵守法律让考生自己去瞎打听、瞎定位，这恐怕是一道难以解决的难题，重庆的立法部门可能需要给出解释。
　　其实，考试成绩与名次之所以被高度关注，是因为它在当前的大学入学中，起着关键性作用，甚至可以说是唯一依据，如果没有大学入学制度的改革，让老百姓不关注成绩与排名是极不现实的。出台相关的法规来约束这种行为，也许“出发点”是好的，是希望大家不“应试教育”而“素质教育”，但是，没有制度改革的配套，其必然遭遇现实困惑，最后导致法规成为“一纸空文”，其权威性受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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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如此揪住“状元”不放？（1）
事件
　　2007年6月，重庆市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重庆市国家教育考试条例》，条例规定，2007年9月1日起，教育行政部门、教育考试机构、学校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擅自向社会公布参加国家教育考试的考生的成绩、名次等信息。重庆市各学校如果擅自公布高考、自考等考试成绩和名次，将涉嫌侵犯学生合法权益，承担法律责任。如果学校顶风而上，比如炒作“高考状元”，情节严重的，主要负责人及直接责任人员将获相应行政处分。
　　2007年5月14日，《1999~2006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发布，发布者宣称，这是我国首次针对高考状元状况进行的调查报告，发布有1999~2006中国最受高考状元青睐大学排行榜、1999~2006中国最受高考状元青睐院系排行榜、1999~2006中国最受高考状元青睐专业排行榜、1999~2006中国中学高考状元排行榜等榜单。可以说，这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全面利用“状元”为大学、为中学进行宣传的大型活动。
　　观察
　　重庆禁止炒作“高考状元”的法规，是有明确指向的。多年来，每次高考之后，教育主管部门总会发出通知，“要求”各地不能公布“状元”名单，不得炒作“状元”，可是，通知往往起不到任何作用，考试分数公布不久，各地各科的“状元”便新鲜出炉，一系列与“状元”相关的活动也紧锣密鼓地展开，培养“状元”的学校为之欢庆，各路商家则大力开发“状元”商机。人们希望通过法律减少或杜绝这种失去理智、盲目“迷信”高考考分的行为。
　　但这条规定能起到期望中的效果吗？面对《高考状元调查报告》发布这一消息，我们很容易想象，即便相关法规通过、即便相似法规在全国其他地方也推出，“状元”的热度并不会降低，有关状元的“宣传”与“炒作”，并不会由此而减少。学校不公布、学校不炒作，并不意味社会机构不炒作、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获取相关信息加以商业开发。
　　之所以通知和法规不管作用，之所以社会如此热衷于“状元”、“抓住”状元不放，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高考录取制度，以分数高低作为唯一录取依据，必然出现推崇“状元”的结果。这样的录取制度，也必然引导关注考试的高分，把“状元”作为基础教育的标杆。
　　一直以来，我国的教育工作者在尝试推行素质教育，但素质教育每每到了考试，便完全没有了地位，便统统让位于考试，因为大家知道，只有卷面成绩的高低才真正管用。学生的所谓素质，除非被确认为“加分”因素，几乎派不上丝毫用场——大学根本就没有机会来看你的素质，也不会根据你的综合素质来进行录取。这种情况下，考场上的佼佼者自然是老师的“钟爱”、学生中的“牛人”，他们的学习经验、考试心得成为学生争相获取的法宝也就毫不奇怪。而这由此变成报纸的销量、网络的点击率、书商的发行量，也就十分顺理成章。
　　值得注意的是，家长、学生和学校关注高考的热度与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同步提升。一些地方的大学录取率已经达到80%，也就是说五个高中毕业生中有四名上大学，但家长和学生的高考焦虑却日益严重，因为新的围绕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争夺进一步展开。可以说，这种新的高考竞争趋势让“状元”更受宠，让“状元题材”更受欢迎——“状元”对名校的选择，可以为有多少做着名校梦的后来者们以“参考”和“启迪”啊。
　　有诸多人士呼吁，大学应该改革录取方式，要注重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而从2003年起，我国部分高校开始尝试进行5%自主招生以及后来进一步进行自主选拔录取试点，这种自主录取的特点是，高考成绩只需达到规定的当地重点录取分数线（或者放松到低于该校录取分数线20分），被学校通过笔试、面试等考核手段确定具有自主录取资格的考生，即可被招生学校录取。这种招生，初期受到了一定的“追捧”，可是随着深入推进，社会舆论对其公平、公正的质疑日益强烈。质疑的意见认为，“分数公平”是当今社会诚信状态下唯一可以保障的公平，面试考核隐含着诸多不公正的因素，无法让大众相信其公平与公正。更有一些人认为，中学里的高分考生，居然落榜大学的自主招生，显得不可思议。这其实是对新录取制度的完全误读，因为在新录取制度中，分数只占一定比例的权重，学生的其他素质也纳入评价体系之中，很显然，高分者不一定在综合素质体系中有优势，落榜也就合情合理——这在国外大学录取中极为正常。我们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是，质疑的声音符合了大众的心态，几乎所有我接触的高中老师都认为，自主招生不是中国高校招生的趋势和潮流，考生还是要靠卷面分数吃饭，准备高考才是头等大事。而最近一个时期来，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划出全国统一录取分数线、宁愿少要几个钱钟书也要基本的教育公平的声音，越来越响亮。
　　在这样的情形下，高考“状元”会冷下去，不会被揪住不放，倒成了一件奇怪的事。如果高校无法树立具有公信力的形象，高校综合评价学生素质进行录取的自主招生就无法进一步推行，以高考分数为唯一依据的高考录取制度就得长久维持，我们的“状元”也就会一直这么“红”下去。所谓的学生综合素质，也就靠边去。
　　所以，与其构思无法实现的规定、发出管不了事的通知，还不如在树立高等教育公信力上多下工夫，据有关报告，我国高等教育公信力持续下降，在我看来，这正与“状元”之热呈“负相关”。当有一天，高校的公信力得以树立，自主招生得以推行，综合素质被全面考量，高考“状元”也就自然无法再热。
　　

重奖状元是重视教育吗？（1）
事件
　　据《海峡都市报》2007年8月6日报道，2007年福建省高考理科状元获得各方面奖励68万元。其中，状元所在家乡的南安水头朱子祠基金会，拿出55万元作为奖学金。
　　“很多人认为奖励55万元太多了，但我们认为对于优秀的人才来说，这样的奖励并不多！”基金会负责人表示，“对全省高考状元，再多的奖励都不为过”。因为这不仅是给学生本人树立信心，也是给周围的更多学生树立榜样。
　　观察
　　重奖状元，真是重视教育吗？
　　重奖状元，从奖励方已经表达的意图看，包括体现自己（政府、学校、企业家、基金会）对教育的重视，以及对重视教育氛围的营造。
　　通过重奖状元来体现对教育的重视，显然错误理解了“教育”。在奖励者的教育认识中，教育毫无疑问成了竞技运动，而且这一竞技运动的终点，是“高考”。具有选拔意义的高考，毫无疑问，充满了竞争，但是，突出状元、高分的恶果，必然是牺牲更多学生的“教育”，甚至牺牲状元的个人发展。一个地区出一个状元，也许就可以遮掉“普九”不足、教育资源极不均衡等众多教育之丑，并且有了宣传、展示的标志性成果，而为了更多的高分，或出状元，不少地方的教育，就是搞教育的“锦标主义”，集中优势资源培养学习的佼佼者，均衡教育资源、提高义务教育普及率的积极性，往往受挫于这种对教育的追求。这是对“教育”的重视吗？而从学生个人发展来看，过分强调知识的单一发展，会造成能力与素质发展的失调，这对人才的成长具有诸多的危害，卷面上出的分数状元，有可能失意于未来的人生发展，他们中有人甚至不可能为社会作出“常人”的贡献，这样的奖励，是为了学生好，还是另有所图呢？
　　通过重奖状元来促进重视教育氛围的形成，显然错误估计了“教育形势”。今天，有多少家庭不重视教育？有的家庭可谓为教育到了砸锅卖铁送子女上学的地步。那些放弃教育机会的，大多是无法支付高昂的学费，无法看到教育前途的家庭，对于这样的家庭，通过奖励状元，就可以让他们看到教育的前途从而重视教育吗？显然不可能。让他们重视教育的途径，唯有让他们觉得读书有用，读书可以改善生活，提高生活质量，而不是读书可以改变命运、改变社会地位，只有考上大学（考上好大学）的读书才有用。奖励者们的行为，不是恰恰与之相反吗？真正对教育重视不够的其实是政府，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2004年仅占GDP的，2005年仅占GDP的《### 国家统计局 财政部2005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这样的教育投入，能说明对教育的重视吗？从地方政府来说，根据2005年的统计， 全国有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例比上年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这表明教育的地位在下降。我们看到，有的县乡政府有钱来奖励状元，却不保证教育的足额投入，这又谈何对教育的重视呢？
　　钱装在奖励者（政府、学校、企业家、基金会）的口袋中，除了政府部门与公办学校，老百姓可以监督他们怎样用钱之外（他们接不接受监督又是另一回事），其他的奖励者，有权自主支配自己的金钱，但是，如果真有“重视教育”之心，就应该认真思考什么是真的教育，怎样给整个社会营造健康的重视教育的氛围，关注“普九”、关注教育资源的均衡、关注贫困家庭子女读书、引导大家热爱读书而不把大学作为唯一成才途径，是比奖励状元更值得做的事。当然，这有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宣传效应”，吸引不了众人的眼光，而让奖励者兴趣索然。
　　延伸
　　《三秦都市报》2007年8月7日：
　　对于朱子祠基金会支持教育的行为，对于商人用红包表达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种朴素的行为，55万该不该重奖高考状元，该怎么奖，尽管可以讨论，但必须放在一个前提下，这个前提是，我们首先应该对民间组织、对商人这种朴素的行为表示感动，然后才有如何支持教育的讨论。因为，只有当我们为之感动的时候，才能激发出民间更大的助学热情。
　　

人才能否在高考前分流（1）
事件
　　中新社2007年6月7日电，全国高考今天拉开帷幕。2007年高校报考人数约1010万，计划招生数567万，均创历史新纪录。共有950万人参加统考。
　　观察
　　对于这一创纪录的高考报名数，有人认为，这是高考改革“开放”、“人性”的结果——过去几年来，高考改革打破了年龄限制、婚否限制，由此增加了社会考生报考的可能；高考打破了“门户之见”允许“三校生”报考，由此拓宽了高校选择人才的范围；高校尊重考生录取不报到的权利，于是有更多学生复读高考；高等教育的扩招，则刺激了各地发展高中教育的积极性，也由此推动初中升学率的持续提高。
　　毫无疑问，从高考举办者角度看，这一数据可以反映出考试举办的成功。但是，这1000万的报名数据，却也同时传递出以下的信息：
　　高考的垄断地位坚挺。我国的高考成绩，是目前众多高校用以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除了政府部门组织的高考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的考试，可以来竞争。绝大多数受教育要想进入大学深造，报名参加统一高考，是唯一路径。而没有竞争的高考，无论举办得如何，也无论社会评价如何，均无法撼动其权威地位。每年高考之后，人们会讨论题目出得如何，会责怪某些考题出得难偏怪，可是到了第二年，你还得选择这样的高考，考生必须去适应这难偏怪，因为对于考试，你没有其他选择。
　　人才的出口日益狭窄。“高考上大学不是大家唯一成才的途径”，这是每年高考前都会出现的宣传口号，可是高考却日益成为基础教育的唯一出口，很少有学生在初中毕业时选择中等职业教育，即便选择中等职业教育也大多出于无奈，选择中等职业教育之后，也一心希望回归高考“正途”；很少有学生在高中阶段学习结束之后，选择直接工作，因为无论是整体的社会舆论，还是具体用人单位的用人标准，都迫使学生将高考作为首要选择。
　　不打破高考的垄断地位，不但无法提高考试举办的质量，学生的考试选择权也无从谈起。而没有学生的考试选择权，就无法做到“以人为本”。从学生角度来思考考试选择权，以下四方面问题需要解决：考试的组织、考试的品种、考试的有效范围、考生的能力范围。从考试的组织看，高考由政府组织，没有中介组织的参与，因此没有竞争压力，没有优化考试的市场机制。从考试的品种看，我国高考，考试品种很单一，对于每一个考生来说，就是一次集中考试。从考试的有效范围看，有效期只有两个月不到，完成一次集中录取，成绩则作废。从考生的能力范围看，无论你是成绩突出，准备进重点大学，还是成绩一般，希望考一般本科，还是成绩不如人意，选择高职高专，大家考的都是同一张试卷。解决以上问题，必须引入中介机构，让考试的组织有市场竞争的压力，谁组织的考试好，利于选拔人才，就会获得市场生存。从适应考生的能力，增加考试的品种以及扩大考试成绩的有效范围看，我们可以设计一年多次同等有效的分层次考试。分层次的考试可以包括：全国性高中水平考试、985高校联考、211工程学校联考、地区高考、高职高专高考，不同的考试适用于不同层次的高校以及不同能力层次的考生。全国性高中水平考试是适用范围最广的考试，一个考生选择参与这样的考试，获得的成绩可以得到全国所有学校认可。而对于某些重点高校来说，联考则可能更加权威，比如985高校联考、211工程学校联考，参加这些考试获得的成绩，更能得到这些学校的认同。在设计分层次高考的同时，必须扩大考试的有效范围，不能仅派一次录取用场，而应该在更长时间范围内有效，另外，同一层次考试，也可以一年两次甚至多次举行，每次考试的有效性相同。
　　不改变人才出口日益狭窄的问题，中国高等教育将面临持续的扩大规模的压力，而人才的供给与社会的需求必将严重失衡，不少学生可能盲目地进入大学，却发现大学根本无法给他们想要的东西。这显然不是靠一些口号的呼吁就可以解决的。要让人才在高考前分流，则必须让他们看到没有大学学历，依旧能成才的前景。
　　1010万报考，招生567万，落榜443万，这批学生四年或三年后就业时，有150万以上无法当期就业——根据有关研究，未来10年内大学生就业形势无法好转，因此按目前70％就业率，可推论出四年后的大致就业数据——这一组数据，实在值得有关部门好好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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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改革必须增强考生和学校的选择权（1）
事件
　　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在上海地区的文科招生，2007年遭遇“冰点”，两校在上海地区的文科招生计划均出现缺额，复旦大学缺额一名，上海交通大学缺额三名，文科考生报考两校达到一本线，即可录取。
　　而安徽传来消息，2007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名校在安徽的投档线“沉底”，投档预测线仅仅只是“一本”线。 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等高校2007年在安徽的文科预测线均为安徽省的文科“一本”线。理科院校也出现类似情况，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录取分数线也刚刚达到安徽省的理科“一本”控制线。
　　观察
　　虽然大家对这样的现象“看不懂”，但事实上，这是现行高考录取制度下必然出现的“大小年”现象。几乎每年在某个省市，都会有名牌、重点高校遭遇这种情形。在分批次集中按志愿等第录取的高考制度中，考生的第一志愿填报十分关键，如果第一志愿填报失误，有可能导致整个志愿面目全非，高分落榜在每年的高考中屡见不鲜。为了增强第一志愿命中率，考生在考虑自己的实力与兴趣情况下，将不断分析其他考生的报考走向。分析其他考生报考走向的依据，往往是往年高校的录取分数，如果一所高校去年录取分数高，那么很多考生可能面对过高的分数线而不敢填报，这就导致今年报考的考生少，进而录取分数低；如果一所高校去年录取分数低，那么很多考生可能踊跃报考，这导致报考者众而录取分数飙升，不少考生落榜。
　　由于信息不对称，在现行高考录取制度下，填报志愿成了博弈，无论在高考前估分填志愿，还是考后知道分数填志愿，均难以让考生预测其他考生的报考走向。“大小年”大小年指高考录取中，由于受录取规则的影响，某高校录取学生的最低分数出现高低变化情况。分数高的年份被称为大年；分数低的年份被称为小年——作者注。总是以不规则的方式出现——一年“大”一年“小”、两年“大”一年“小”、三年“大”一年“小”等情况都有发生——这一现象，既让考生万分无奈，也让招生学校无可奈何。
　　现行的高考录取制度，严重制约了学生的学校选择权和高校的招生自主权。对学生来说，虽然一张高考志愿表有近20所学校100多个专业可以“选择”，但实际上，能选择的只有每一批次的第一志愿，且在选择中患得患失；对高校来说，每年有哪些学生填报，学校几乎完全处于被动，只有等待政府招生负责部门将符合条件的考生档案送来，从中选择学生。没有学生与学校选择权的高考录取制度，让考生对高考分数充满了焦虑，在基础教育阶段每分必纠；让高校无法按自己标准招收学生，只能根据当年录取学生情况，不断调整培养计划和方案。
　　对于“大小年”现象，有一些专家提出了改革现有“等第志愿”方式为“平行志愿”方式的改革建议，所谓平行志愿，其原则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目前，江苏、浙江、湖南均已经实行这一方式。客观上说，这一录取规则，可以有效避免“大小年”问题。但是，目前实行的“平行志愿”方式，由于每个考生只能收到一张录取通知书，所以，高校的自主权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而且进一步使高校处于不平等竞争中——所有考生按分数依次排序，高校在录取中完全凭考生的高考成绩录取，几乎不具有任何自主权利；参与招生的学校被这种录取规则分为“三六九”等，避免了“大小年”也就意味着好的学校永远招收高分学生，中等次学校永远只能招收中等分数学生。
　　由此可见，“等第志愿”录取制度下的高校招生“大小年”与高校本身的办学质量、办学声誉没有直接关系；“平行志愿”录取制度下的高校招生“强校恒强”则让高校依靠录取制度维持自己的办学地位，却没有办学质量的忧虑。这都是不适应现代高等教育发展，无法促进高校良性竞争的。
　　我认为，我国的高考制度改革，必须始终围绕增强学生选择权和学校选择权展开，只有增强学生的选择权和学校的选择权，才可能促使基础教育恢复理性，也才能让大学关注本身的教育质量，在竞争中充满危机感，并由此向学生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靠自己的教育质量和优质服务展开生源争夺战。
　　总的看来，理想的高考制度，是类似美国大学入学制度的双向选择的申请入学制度，学校根据学生提供的SAT 成绩、中学学业成绩、社区服务表现、大学面试成绩等决定是否录取，一名考生可以拿到几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然后根据学校的教育质量与提供的服务自主作出选择，但这受到社会诚信环境的制约，在眼下的中国还难以做到；退而求其次的制度，是改等第志愿为平行志愿，平行志愿学校可以同时向考生发放录取通知书，通过多次录取最终完成志愿，但招生成本可能增加，招生周期可能拉长；再退而求其次的制度，是眼下江苏、浙江、湖南等的“平行志愿”录取，虽然考生最终只能拿到一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但是，避免了“大小年”情况，虽然这一制度，会增强学校的不平等竞争，以及约束学校的自主权，但可适当增强考生的选择权，降低考生和家长的志愿填报焦虑。以上这些方式，可以看着是中国高考制度改革的渐进发展方向。
　　当然，在增大考生和学校选择权上，近年来，我国已经在少数学校推行5％自主招生以及自主选拔录取试点。从2006年起，复旦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各拿出300个名额，在上海地区，结合学生中学学业表现，以面试的方式自主选拔录取学生，考生可同时参加两校的自主选拔测试，并可被两校同时录取，考生在拿到预录取通知书后可以自主选择，这种改革试点对于推进高考改革，有着示范效应，但由于众所周知的“社会诚信问题”，扩大试点范围有着不小的社会阻力。另外，香港地区高校在内地的招生，尤其是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进行的自主招生，对内地高校的招生产生强烈的冲击，香港大学2007年在上海录取32人，其中就有不少学生以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为第一志愿，有的甚至已经获得自主招生资格。复旦大学校领导在解释有关原因时指出，港校的招生也是造成复旦大学“小年”的原因，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港校招生对内地高等教育发展带来竞争，起着不小的“鲶鱼效应”。
　　在改革进程中，势必会带来利益的调整，但是，坚持增强考生自主选择权和学校选择权，是高考改革必须遵循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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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假诚信名义剥夺学生的选择权（1）
事件
　　《甘肃日报》2007年4月21日报道，2007年甘肃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工作会上传来消息：今后录取不报到考生可能将因缺失诚信而不予录取。
　　在甘肃省招生委员会《关于做好2007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和《2007年甘肃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方案》中明确规定：“凡按考生志愿录取且未报到入学的考生，下一年度录取时，省招办将其上一年度录取未报到情况向招生学校提供，如学校因考生诚信缺失不予录取，后果由考生自负。”
　　甘肃省考生基数大，招生计划少，尤其是本科招生计划更为紧张。以2006年为例，全省参加普通高考的考生为万多人，而###2006年5月份从网上下达给我省的招生计划为万多名，仅占考生总数的。今年我省参加普通高考人数达27万多人，招生形势也很严峻。因此，省招生委员会有关负责人告诫考生，要诚实守信，慎重填报高考志愿，自觉维护招生环境的公平、公正。
　　观察
　　这一“新规”，是否有违###2000年作出的取消“当年录取不报到，下年不许报考”的规定的“精神”，尚且不论——有关部门可能解释说，我们并非不许报考，而是允许报考，但学校可能因为你去年不诚信，而不录取你——毫无疑问，这条规定在威慑考生，录取了不报到，明年就不录取你。
　　在“呼唤诚信”的年代，这条规定，似乎有着十足的理由：一个学生，去年报考了一所学校，被这所学校录取了，最后却放弃了不去报到，这种“出尔反尔”的行为，不但影响了其他学生的录取机会，还造成了学校教育资源的浪费，因此，其应该为其不诚信行为负责。
　　但是，录取了不报到，是考生诚信缺失吗？我认为，这是高校把学生的正当选择权与诚信问题有意混淆起来。我们从未听闻过一个应聘者拿到多家公司的OFFER，而评价这个应聘者极不诚信（大多时候会评价其十分优秀获得广泛青睐），并给其诚信档案留下一个污点，要知道这个应聘者肯定会放弃多家公司的OFFER，而只选其中一家。在美国，哪怕是一流名校，录取的学生前来报到的比例也不过60%、70%，那些没有来报到的学生，难道就被认为是诚信有问题么？学校不会认定学生就不“诚信”，而会思考自己在哪些方面出了问题，比如奖学金、教学质量，让学生作出了放弃自己的选择。
　　学生填报了学校，被录取却不来报到，实际上是一个正当的选择过程。对于我国目前的高考录取制度来说，由于集中分批次录取，一些学生由于信息不对称、志愿填报不当、高考发挥欠佳等因素，被录取到一所自己并不满意的学校、进入一个自己并不满意的专业，在分析了上大学的投入和产出之后，他们完全可以自主作出放弃与否的选择。虽然我们一直建议，家长和学生要珍视高等教育机会，但由于接受高等教育同时是一种投资行为，因此，家长和学生的投资选择，就应该得到尊重。
　　在我看来，受教育者对教育的选择，是促进教育形成市场竞争意识，并提高教育服务质量、教育投资回报的重要动力——如果学校办得不好、服务质量不高，学生就不会再选择你。我国目前实行的集中分批次按志愿优先原则录取、一个学生只能拿到一所学校录取通知书的制度，其实已经大大制约了学生的学校选择权，也提高了高等教育的配置效率（当然这种制度，也造成高校一次录取不成功，没有了其他录取机会）。但是，近年来一些学生拿到录取通知书而不去报到的现象，逐渐增多。一些高校显然对此坐不住了，因为招生不满、“资源的闲置”就意味着未来一年办学中学费的减少。
　　教育主管部门与学校不反思自身教育质量，不反思录取规则，却把学生放弃学校归因为学生不诚信，还由此出台限制措施，也正是由于高等教育已经长期习惯了垄断地位，没有市场竞争的意识。依照高校的逻辑，一个顾客购买了一件衣服，绝对不能退货，退货就意味着不诚信，我这家商店会告诉其他商店，说你不诚信，让他们不卖东西给你——可其他的商店会听你的吗？一个应聘者去一个公司应聘，拿到了录用函，后来综合各种因素（包括比较其他公司）放弃了，这家公司会告知同行业的其他公司，说千万不能录用他——其他公司会听你的吗？他们会视这为笑话。可以说，由于高等教育资源目前被垄断，因此，高校之间可以形成同盟，可以以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断了选择者的后路。
　　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确实还不充足，充分配置高等教育资源有其现实意义，但通过制约学生选择权，并给学生选择权打上不诚信标签的做法来实现资源的充分配置，并不利于高等教育资源的优化发展。确切地说，我国高等教育要持续健康发展，正需要受教育者的选择权，让高等教育感受到市场竞争的压力，有办学命运与前途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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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公办高复班谈何容易（1）
事件
　　《重庆晨报》2007年8月5日报道，8月4日，落实中职国家资助政策及2007年招生任务中部片区座谈会在湖北召开，###部长周济要求，明年起，全国所有公办普通高中禁止办复读班，招收高三复读生。其理由是，公办高中办复读班，是利用国家资源收费，不利于教育公平。
　　观察
　　看到这则消息，我首先是万分惊讶，因为在我的印象中，早在2002年，###就发布了《关于加强基础教育办学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这一通知的第七条，就是关于“公办普通高中禁止办复读班”的要求——“当前，一些地方公办学校招收高中毕业生复读的现象有增加的趋势，使本来已经短缺的高中教育资源更趋紧张，也影响普通高中实施素质教育。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管理和引导。为扩大普通高中招生规模，从2002年秋季开学起，各地公办高中不得占用学校正常的教育资源举办高中毕业生复读班，也不得招收高中毕业生插班复读。”
　　可以看出，时间过了5年，###当年发布的“禁令”，根本就没有得以实施。照理说，这样的“禁令”，是为了促进“教育公平”，应该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但为何却难以推行呢？我们不妨来分析###之所以禁止公办高中办高复班的原因。
　　###禁止公办高中办高复班，理由大致有三：
　　一是“引导”学生珍惜上大学机会。2002年###发布“禁令”时，有关数据显示，南方某省有6万应届毕业生被大学本科录取，却有1万人未报到，上海地区的高考录取中，有1708名上线考生放弃录取，而在发放了录取通知后，又有2000名考生拿到通知未报到，参加高考被大学录取之后不报到，这被认为是高等教育资源的“严重浪费”，近年来，这种情况有增无减。
　　二是“减轻”应届高中毕业生的升学压力。放弃高考录取机会的学生，大多选择了复读，第二年再参加高考，毫无疑问，这样的学生越多，来年的高考竞争压力越大，“越不利于进行素质教育”。
　　三是“确保”应届高中的教育质量。高复学生，不但会与应届学生抢升学机会，还会“瓜分”本已经十分紧张的高中教育资源，尤其是高中毕业生的教育资源。试想，一所学校为了经济利益等因素招收了高复班，必然将优质师资派到高复班教学，以提高市场竞争力，原来的应届毕业班教学势必受到一定影响。
　　这三条理由，表面上看十分“充分”，但是，一到现实之中，联系当前的教育实际，却难以立足。
　　我们能靠禁止公办高中办高复班来引导学生珍惜高等教育机会，实现高等教育资源的充分配置吗？我认为，这犯了中小学生择校屡禁不止同样的错误——中小学生择校的根本原因是教育资源极度不均衡，均衡教育资源是政府首先应该做的事——我国不少高中生辛苦读书12载参加高考却放弃大学入学机会，关键在于，我国高等教育入学制度，存在严重缺陷，学生在报考学校时无法进行自主选择，往往由于一分之差或志愿填报不慎，而进入了自己不喜欢的学校、不喜欢的专业；而进入不喜欢的学校、不喜欢的专业之后，也很少有机会重新选择学校、重新选择专业，学生要么改变自己尝试喜欢学校喜欢专业，要么就在强烈的“学校不满情绪”和“专业不满情绪”之中，度过失意的大学生活。可以说，是现行制度，迫使有的学生做出这种选择。另外，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办学质量参差不齐，而学费相差无几，甚至是教育质量越低的学校，收费越高，反而是教育质量高的学校，收费越低，对比上大学的投入产出，一些学生宁愿复读，以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
　　我们能靠禁止公办高中办高复班来减轻应届高中毕业生的压力吗？事实上，应届高中毕业生的最大压力源，不是来自复习班的兄弟，而是来自“高考一分不能差”的报考现实，以及既已形成的新型“高考独木桥”。因为一分之差就会与自己理想中的学校失之交臂的事实，让很多学生对高考充满了焦虑，很多高中高一高二其实已经全部上完高中三年的所有功课，高三所有的学习其实就是“全面复习”——严格意义上说，也是“高复班”——复习巩固所有的知识点，以便在高考考场拿到尽可能的高分。另外，虽然目前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22%，但是，不少考生和家长，眼中盯着的是“一本”和名校，而对一般学校、专科学校毫不在意；几乎所有的考生和家长，特别关注普通高等教育这一高等教育的“正规军”，而对高等教育大体系中的职业高等教育、成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存在或多或少的偏见与歧视。我们只要看看政府部门出台的人才使用规定要求人才毕业的学校具有何种层次，用人单位在招聘人才时甚至要求看第一学历，大学录用研究生的面试中要求学生“根正苗红”，就不难明白考生和家长为何有这样的心态了。可以说，高考制度不改、社会人才观念不改，即便用强力禁止了高复班，也无法减轻应届高中毕业生的升学压力。
　　我们能靠禁止公办高中办高复班来确保应届高中毕业生的质量吗？这显然是政府部门的“一厢情愿”了。首先，过去五年的事实表明，即便有禁令，公办学校照样可以巧立名目办高复班，只需换一个名字就可以了，诸如“国际培训班”可以么？其次，即便控制了一切办班的可能，社会上的“高复班”的老师来自何处？自然是公办高中的好老师，这与在学校办不是换汤不换药么？而且，这必然导致另一个结果，高复班的管理可能更加混乱，收费可能更高，一些贫困孩子如果想读高复班，可能得付出更大的代价——虽然你可以指责他不要选择高复班——这可能造成新的不公平。
　　之所以有如此众多的学生选择“高复”，不是公办高中为他们提供了方便之门，而是高等教育入学制度没有给学生选择权，学生在不同学校获得的国家教育资源相差太大，以及社会人才观念导致学生成才路径过于狭窄，使得学生放弃高等教育机会而重新复读。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解决复读生问题，那么，选择复读的学生将会越来越少，而与此同时，整个基础教育的素质教育氛围也会随之形成。不用政府部门下禁令，高中也办不起复读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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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复读生“釜底抽薪”并非教育进步
事件
　　《北京晨报》2007年10月16日报道，明年起，空军招飞将不再招收往届生，应届高中生报考的最大年龄从20岁减小到19岁，考生除参加全国统一高考外，还将接受文化二次选拔的测试。
　　观察
　　我不知道把最大年龄限制从20岁降为19岁，究竟有何依据，但通过这则消息，再联系###禁止公办高中办复习班、2007年甘肃和陕西等地将学生放弃学校志愿与诚信问题对应起来等“老消息”，就不难发现，有关方面正携起手来，准备从各个侧面对复读生选择复读的机构、复读生的出路等进行“釜底抽薪”式的“全面治理”。
　　早前，###已经再次要求公办高中禁办复读班，其目的据说是为了保障教育公平，但说实在的，禁止公办高中办高复班，其实很难遏止复读学生的复读热情，只不过复读可能要付出更高的学费，以及经历的道路要更加艰难。对于复读学生来说，最怕的不是没有学校提供复读班，而是复读之后升学受限、就业受限。
　　但是，通过设置升学限制、就业限制进行的“治理”，首先涉嫌违法，剥夺了受教育者平等的受教育权以及平等的就业权利。对于一些特殊的行业、特殊的领域，对人才提出身份要求、年龄限制，这尚可理解，但是，明确针对非应届毕业生提出的条件，显然是歧视非应届毕业生。
　　另外，如此“治理”，其次也是教育的倒退。众所周知，2001年，我国高考取消了长期以来存在的年龄与婚否限制，这被认为是教育体现人文关怀，以及确实保障受教育者平等受教育权的革命性举措。也是在这前后，###取消了“录取后不报到的，取消第二年录取资格”这一规定。这样的举措，显然也为学生反复复读创造了条件。今天，如果为了控制学生的复读现象，再在学生的报考条件上加上年龄限制，或者又以各种名目给放弃学校志愿选择复读的学生制造障碍，不又回到以上的老路上了吗？
　　当然，虽然有法律条文的约束，虽然有社会舆论的“监督”，但我很是担心，“釜底抽薪”式的治理，在行政部门的强势推动下，有可能蔓延开来。对于政府部门来说，治理高中复读生现象，采取在升学领域、就业领域“打击”复读生，是极其不明智，也是令人失望的。我认为，教育主管部门应该正视造成每年有近300万高中复读生这一现象的本质原因，从改革高考制度、均衡发展高等教育、建立多元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着手，在保障公平教育、公平就业的前提下，从根本上形成教育健康发展的氛围。只有如此，教育才是为民众着想，也才可能获得民众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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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是否需要“拯救”？（1）
事件
　　《中国青年报》2007年10月8日报道，今年高考录取工作结束后，来自安徽电视台的一则消息说：今年安徽专科(高职)以上的上线率，每100个学生中就有85个是女生，15人是男生。这一数据创下了国内此类统计中女生所占比例的新纪录。
　　同日，安徽省教育厅办公室发布了另一条消息，说“今年高考达线考生男女生比例为57∶43”，并认为这是“多年来高度重视女童教育的必然结果，也是转变‘重男轻女’封建思想的必然结果，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成就之一”。不知这是不是对以上报道的“回应”。
　　观察
　　一个不容回避的趋势是，女生在今天的高考中开始占据优势——关于女生在高考中日益占优势的话题，不止今天才提出，而是近年来时有议论。2007年高考结束公布分数，就有消息称，在北京，从2005年至今，高考文理科的状元一律都是女性，而根据1999～2006年的高考信息，可以统计到的高考状元有560人，其中女性占到了一半还多孙冉：《高考“她”时代 女状元占多数》，《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7月30日。。甚至有媒体认为高考进入“她世纪”。
　　当然，对于这一话题，已经有不少人士对整个社会男女不彻底平等，颇有微词——为什么大家对女状元多了，就开始议论了呢？在男状元多时，大家为什么就不议论？为什么女生录取比例高了，超过男生了，大家就关注了，而男生一直高于女生却不被关注？——但是，如果媒体的数据属实，面对85∶15这个数据，我们虽然可以说这是社会进步、男女平等的结果，然而，真要从平等的角度看，两者的升学比例应该是持平，而不是如此大的差距。
　　女生之所以能脱颖而出，把男生甩在身后，除了整个社会努力倡导教育公平之外，我认为，还因为女生比男生更为“听话”、更好“管理”，由此在现在强调知识记忆，并以考试分数为唯一选拔标准的教育体系、高考升学体系中占据优势。
　　也许有人问，过去的高考体系，也是强调知识记忆，也是强调卷面分数，为何没有出现这种现象？这其实有以下原因：一是女性的受教育权得到重视，即便在农村，让女娃不读书的现象也日益减少，反而是不少男孩读到初中就辍学去打工的现象却增多；二是社会对学生的诱惑增多，网吧、KTV等娱乐场所，也经常看到学生光顾，面对社会的诱惑，男生往往更具好奇心，更愿意去探索与实践，如果教育没有及时关注并加以引导，或者采取粗暴的方式，加以禁止，都有可能使一些“不听话”的男生，走得越来越远；三是近年来的基础教育，虽然一直强调素质教育，但是，应试教育的色彩却越来越浓，在这样的培养与考核模式中，生性好动、耐不住性子、调皮捣蛋的男生相对文静、听话的女生来说，显然处于劣势，他们往往不如她们那样用功、听话，把心思全部用在背记功课上。不少中学老师都有这样的感受，女生好管，成绩普遍比男生好，有一些班级的前5名甚至前10名，都被女生包了，班级中的差生、令老师头疼的学生，几乎都是男生。
　　“这孩子很乖，很听话”，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表扬学生的话语，而“听话”、“按照老师的管教”去学习，就能取得好成绩，这其实是应试教育的“成功定律”。可以说，从个体上看，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你只要听从老师的管教，按照老师的设计与要求，反复背诵、反复做题，都可以走向成功。只不过从整体上看，男生群体中，不听话的学生更多。
　　针对这些不听话、不听从管教的学生，不少中学其实采取了不少措施，典型的就是圈养教育，禁止学生随意离开教室、离开学校，在校内接受知识强化训练。很多高考升学率高的学校，在交流经验时，大多少不了怎样对学生进行严格的管理，怎样引导学生从不听话到听话，一心按照老师的规划获得好的成绩。
　　我曾听过199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荷兰乌特勒支大学教授赫拉尔杜斯·霍夫特博士的演讲，他说，“真正优秀的学生是那些‘不听话’的学生，而不是那些对老师的指导言听计从的学生”，让学生听话，服从老师的管教，这样的学生，可能会掌握一些知识，但是，却无法创造知识。李开复先生曾说，有的来到他网站提问的学生，给他的感觉可以说迷茫到了不知道如何提问，消极到了非要别人帮他解决问题的程度。这让他感到不可思议。在美国，只有你自己最了解你自己，只有你知道你最想得到什么，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最在乎什么，别人怎么会比你更了解你自己呢？ “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学生们事事听从父母和老师的安排，遇到问题可以直接从父母和老师那里获得帮助，养成了被动的习惯，因此，许多年轻人不善于主动规划自己的成长道路，不知道如何积极地寻找资源，使自己的学业和人生迈上更高的阶梯”。而这些学生，都是通过应试教育训练出来的。
　　针对当前“男不如女”的这种现象，有人提出“拯救男生”，说要对男生群体给予更多的关注，引导男生改变导致他们不如女生的行为习惯。如果是这样“拯救”，我认为，“拯救”出的也只是一批能适应应试教育的高手，而非素质全面发展，富有个性的人才。
　　男生与女生升学的差别，其实无关性别，而是管教教育使然，从而使性别的差异凸现出来。只有我们的教育，真正对准每一个人本身，关注其个性发展、人格健全，所有的受教育者才能获得发展自身的平等机会。这就需要改变应试教育，以及应试教育思维下的管教模式。
　　延伸
　　《新京报》2007年10月13日###文：
　　这一现象究竟是否正常、是否应试教育的一个后果？我也曾经有这样的疑虑，后来做了一些实证研究，发现并没有充分的依据。例如，高中生对考试性别优势的评价，男女生的意见比较均衡，多数认为没有什么区别，认为男生更有优势的比例略多。进一步地了解，大学生“女多于男”其实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数据，1994年世界高等教育中女性所占比例平均为47%，日本为44%、巴西为53%，法国、美国、加拿大均为55%，俄罗斯则高达86%，如何解释，并不简单。
　　总体而言，我们对教育过程中的性别差异和性别平等十分缺乏研究。回到高考考生“女多于男”的现象，令人奇怪的是，这一现象不仅发生在京津沪等大城市；而且在内蒙古、青海、新疆这3个经济欠发达的民族地区早就出现了。1991年新疆高考女生的比例即达，而当时全国的这一比例仅为。由于缺乏研究，对这一现象也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
　　

免费师范生录取后可否设置确认签约环节？
事件
　　《京华日报》2007年7月22日报道，记者从有关###门了解到，已被录取的免费师范生必须在相关协议书签字，承诺履行相关义务。如未在协议书上签字，录取资格将被取消。
　　观察
　　虽然在考生填报高考志愿之前，有关部门就广泛宣传了有关免费师范生的政策——按照规定，2007年入学的实行免费教育的师范专业学生，免收学费、住宿费，国家补贴生活费。免费师范生入学后必须签订协议，否则学校可取消录取资格——但是，当一些学生被录取为免费师范生之后，却开始发出这是“霸王条款”、“逼学生签约”的反对之声。
　　学生们的这种“反对之声”，完全是无理取闹吗？虽然我们告诉学生在报考免费师范生时，必须慎重考虑，一旦报考志愿被录取就必须签约，不签约相关责任得自己承担。但是，从规定的本身来看，也存在不尽合理之处。
　　即便政策宣传再到位，也得承认有些学生在填报志愿时，十分糊涂，我国有1000多万学生参加高考，不少地方信息十分闭塞，出现学生不了解政策而填报了志愿的情况并不奇怪——这就如我们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虽然诸多媒体不断宣传，可不知晓者依然甚众。另外，考生报考前的心态，往往是希望多一个被录取的机会，而在报考被录取之后，方才仔细思量自己与学校的关系问题，这种心理在现行制度下也属正常。
　　合理的制度，应该是在报考前广泛宣传，而在被录取之后，应该留给学生选择的空间。做法十分简单，只要采取香港地区大学在内地招生的办法即可——录取学生之后，让学生选择，规定时间让其确认，让其签约，否则认为自动放弃——视情况放弃录取机会的学生，可以进入下一批次的录取，这样，就不会出现因放弃了免费师范名额而失去上大学机会的情况。对于整个招生管理来说，不过是延长了一些时间。
　　尊重考生的选择权，实际上为教育的发展赢得主动。相比于学生“无奈”地带着抵触情绪来签约，以及在随后进行的大学教育培养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给学生自由选择的更大空间，将体现出教育的大度，学生对学校的信任、对专业的热爱、对自己选择的坚定，都有可能随之增强。
　　虽然这只是现行高考制度下，尊重学生选择权的一小步，但是，整个高考制度的改革，正是需要若干这样尊重学生选择权的小步骤组成。因为，从当前国情看，实现学生的充分选择权，有着诸多现实条件限制，难以一步到位，因此，在允许的空间，在规则的设计上，尽量体现考生的选择权，就是一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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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仅能“抢生源”是远远不够的
事件
　　2007年10月13日，武汉大学举行研究生招生宣传日，除武汉大学本校学生外，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一批名校大学生成为“主力军”。《武汉晨报》的报道称，高校举行研究生宣传日，武汉此举在全国高校属新创。
　　观察
　　武汉大学针对研究生招生的宣传日，是不是全国首创，还有待考证。但近年来高校重视生源，开放校园加强学校宣传，却已成事实，尤其在本科生招生中，几乎全国所有高校，都有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以争取更多学生报考学校。
　　本来，高校的这种做法，应该得到一致好评，可是，对于高校的招生宣传攻势，很多人却高兴不起来。
　　与高校抢生源意识加强相对应的是，高考制度与考研制度，却没有根本上的变革——无论是高考还是考研，目前在各地均采取依据考试成绩（考研为初试成绩结合面试成绩），按照考生填报志愿进行录取的方式。高考的志愿，按批次与等第排列（部分地区为平行志愿），高校在录取中，遵循“分数优先（划分批次）、再志愿优先（学校根据志愿提取档案）、再分数优先（在学校录取考虑专业时看分数）”的原则。在这样的录取原则中，第一志愿填报极其关键，如果第一志愿填报失误，就会导致整个志愿面目全非。在考研中，前几年在第一志愿之后还有第二志愿，但后来由于大家发现，第二志愿根本没多大用处，于是现在改为只填一所学校，考生如果上不了这所学校，则拿着自己的分数去找可以接受调剂生的学校——前提是，这所学校要认同第一志愿学校的考研分数。
　　从以上录取规则中，大家可以看到，问题出在学校录取具有排他性，一名考生只能拿到一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而不可能同时拿到多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这就产生了高校抢生源与对学生负责的矛盾。无论高校开出优惠条件吸引优秀学生，还是高校对某个优秀学生作出录取承诺，最后都跨不过录取规则这道坎——越是招生宣传做得好的学校，报考学生越多，也意味着落榜失去被其他学校录取机会的学生也就越多。
　　近年来，这种矛盾，其实已经频频爆发。2007年高考结束后，就有考生投诉一所学校，说他们在招生宣传时，认为某个考分段的学生，报考他们的学校肯定没问题，可没想到，今年报考这所学校的学生特别多，于是造成这所学校的录取分数很高，这名考生也由此落榜，掉在了一所很差的学校。在这一事件中，考生其实很难追究学校的责任，对于学校招生宣传来说，其目的就是要鼓励更多优秀学生选择自己的学校，但是按照规则，没有招生自主权的学校，其实连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怎样的分数可以进自己的学校。我认识一位朋友，多年做一个地区的招生宣传工作，去年在这个地区录取工作开始后，“吓得”马上逃离这个地区，因为由于他工作出色，他所在学校在这个地区的招生分数很高，与此同时，很多他建议报考的学生却落榜，他担心这些学生和他们的家长找他算账。同样，在考研中，一个学校招生宣传越好，报考学生越多，落榜生也就越多。
　　如果高校的招生宣传攻势与高校在录取中的弱势一直并存，其结果无疑是，学校的公信力会持续下滑，考生会认为学校不顾学生的利益，在“忽悠”学生，而学校也有说不出的“委屈”，长此以往，学校被调起来的招生宣传热情也会熄灭。
　　只有让高校的招生宣传攻势与高校的招生自主权对应起来，才可能促使高校间形成真正的竞争机制。这种机制的根本特征是，一个学生可以同时获得几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有了这种机制，才可能让学生在获得几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之后大胆考虑高校的优惠措施、培养政策，进行没有后顾之忧的选择。高校的招生宣传也就既能起到吸引生源的作用，又能对学生负责。
　　

清华北大抢生源是闹剧吗？（1）
事件
　　本在重庆没有文科招生计划的清华大学，为从北京大学手中夺走2007年的重庆文科高考状元，承诺录取该名学生，并给予奖学金，可清华大学争取招生名额的努力失败，重庆文科状元面临无校可上的尴尬，这被认为是30年高招史上非常罕见的一幕。在###的协调下，文科状元经过了几乎无校可读的痛苦后，花落北京大学，为这一纷争拉下了帷幕。
　　观察
　　关于此事的议论，已经很多了。有人说，这反映出国内高校缺乏自主权，在国外，这种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一个学生可以拿到多所高校的录取通知书，然后自主作出选择；有人说，这是清华大学无视规则的过错，破坏了高招秩序，方才制造了这场闹剧；还有人说，都说要给高考状元降温，可两校对状元的争夺无疑是背道而驰，而根据状元成才调查显示，抢夺状元其实很不“明智”。
　　谈论高校没有自主权，显然十分“在理”，但现实的中国，高考规则是高校按事先计划好的指标在某地进行招生，每个学生在高考录取制度下，只有可能被一所学校录取，打破这一规则，是学者们一直的呼声，可改革一直因社会诚信等问题而悬置。
　　鄙视两校对状元的争夺，理由却十分牵强，在当前几乎以分数为唯一录取依据的高考录取制度中，衡量一所学校生源好的标准是什么？当然是录取分数线以及录取了多少成绩名列前茅的学生，在这样的制度中，一所学校不去努力抢高分学生，某种程度被认为是没有竞争意识。美国高校也抢生源，但因为他们的制度是“双向选择”，所以他们实施的选拔标准是多元评价标准，而采取的措施，是提高办学质量与服务质量。
　　我所关心的是对清华大学“无视规则”的议论。与有的评论者认为这是一出“闹剧”相反，我认为，这是一出颇有意味的“好戏”，而且，如果没有清华大学无视规则，那么就不可能有这出“好戏”上演了，把今年的高考弄得这么“好看”。
　　毫无疑问，在当地没有文科招生计划的清华大学，却想采取非正常的特殊程序和手段来录取当地的文科高考状元，确实制造了“混乱”——也许，清华大学高估了自己的“能量”，认为自己可以“运作”成功，但最终，在强大的规则中败下阵来——这一出戏，至少有三大看点。
　　一是高校萌生抢夺生源的意识。不管怎么说，此次清华大学看着“状元”眼红，想把他揽入校门，并由此想尽办法，不惜上报###，直面交锋北京大学，或多或少显示其注重生源的意识。如果此“过错”发生在自主招生的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身上，人们会认为是美谈。否则，就不会有去年因为一些状元放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而到香港读书引发的港校对内地高校形成强烈冲击的议论了。
　　二是高校挑战陈旧规则的勇气。虽然有人认为清华大学太“霸道”，可以无视规则，最后碰了一鼻子灰，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内地所有高校对高考规则的无条件服从和遵守，其实是无原则地放弃自己的办学自主权。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了高校具有包括招生权、学科设置权、专业设置权、科学研究权在内的自主权，可是统一高考录取规则，使高校无法录取自己想要的学生。试想，一个地区所有文科考生无论你学得多好、表现多优秀，居然没有一个拥有资格报考清华大学，这是现代教育所允许看到的局面吗？记得恢复高考第二年，一名学生报考上海交大的研究生，但由于出身不好，政审通不过（前一年已经因为这个问题未被录取），当时的校领导决定不顾“规则”录取这名学生，并向中央专门打了报告，后来中央接受建议，同意了上海的做法。如果没有学校带头出来挑战不合理的规则，那么，这样的规则可能一直维持、延续下去。
　　三是政府的强势遏制了高校的意识与勇气。这一事件，最大的得利者显然是###。清华为“状元”特别增加招生计划的要求，先是被重庆市招办拒绝，随后与###的交涉也没成功，所有努力受挫于###的“招生规定”，而最后###自己违背“招生规则”，“特别协调”要北京大学增加名额，“补录”这名学生。人们不能理解，为何清华大学违背规则就不行，而###违背规则就行得通。这无疑再一次强化了行政权威。如果在清华大学违背规则之后，###坚持规则，那么，恢复高考三十年来，第一例“状元落榜案”就如期发生了，那这是对不遵守规则考生的惩罚，还是对教育规则的讽刺呢？而为了要好学生而制造“混乱”的学校，又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对于现行高考制度的弊端，我们已经议论得太多了。这一出由“清华大学”导演的“戏”，再一次将教育的弊端暴露无遗：在规则面前，学校没有任何自主的空间，还谈什么创建一流大学？我们高声赞美着港校用高额奖学金来抢内地状元，却排斥内地学校也“自主”一把，只因内地高校有“规则”所限，这不由令人称奇。这样的规则，是不是该早一点破了的好呢？
　　中国的教育改革，必将面临各种利益的复杂博弈，包括学校之间、政府之间、受教育者之间。如果博弈的均衡结果，是导向政府淡化行政管理，高校增加自主权，增加考生的选择权，那么，中国教育改革走向成功的希望还在。而如果博弈的结果，还是行政权力取得胜利，那么，所有理想的改革设计，都只能停留在纸面，用来对比现实规则的无奈。
　　延伸
　　《工人日报》2007年7月18日卢荻秋文：
　　“状元面临落榜事件”的唯一过错方应该是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没有在重庆安排文史类招生计划，是其根据当地生源情况的实际而做出的自主选择。但清华又对各地文史类高考状元兴趣极浓，铆着劲儿欲得之而后快，于是为了这特定的“一个人”，而想通过非正常的特殊程序和手段来搞定，这是无视高招秩序与纪律的行为，严重影响了招生计划的严肃性，也是对大学招生竞争公平性的冒犯。
　　《东方网》2007年7月18日：
　　清华既没有把招生规则当回事，更没有把考生的利益当回事，而是不顾后果地把黄文帝接到了状元夏令营，致使其没有填写高考志愿。因此，清华这一抢，其实“抢”出了某些名校“老子天下第一怕过谁”蛮横和对考生极不负责的自私心理，其行径令人无比震惊。
　　

谁害怕高考改革？（1）
事件
　　2007年是高考恢复三十周年。高考改革，成为各大媒体竞相报道的热门话题。
　　回顾高考改革，在我们的视野中，有高考科目的变化，从统考7门到3+X；有命题者的变化，由全国一张试卷到分省命题；有考试时间的变化，从7月前移到6月；有报考者条件的变化，从严格限制年龄限制婚否到放宽年龄限制婚否限制；有新增考试机会的尝试，部分省市新辟了春季高考；有录取方式的变化，从集中统一录取中撕开一“小口”，允许部分学校5%自主招生和自主选拔录取……扳着手指数，大大小小的“改革”项目，10个指头还数不过来。如果再联系到几乎每年一变的“考纲”，改革之于高考，变成了“常规性动作”。
　　观察
　　可有待追问的是，从1977年恢复高考后，中国有过真正按照教育规律，促进教育发展的高考改革么？——在此我不一一评点每次改革的具体成效，因为类似的文章已经写得太多；也不想再说，负责任的教育措施应该有相对稳固的周期，一年一改革，突出了改革政绩，可于教育发展本身并无益——我们有目共睹的事实是，我国高考，统考的地位依旧坚挺，分批次按分数高低集中录取制度仍旧是最重要的高考录取制度，整个基础教育完全围绕高考转的景象也是与日俱进。
　　什么是可以促进教育发展的高考改革，其实国人已经明了。多年来，很多人士一直呼吁打破统一高考，能在一年之内举行多次多种层次的考试，学生可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相应的考试；人们期望改变“分数至上”的录取规则，建立包括学业水平考试、中学平时表现、大学考核评价等在内的多元录取标准，并由此引导学生注重综合素质的培养。可是，这样的改革思路，仅仅只能停留在对应试教育的反思中。大家群情激愤地声讨现行制度的种种弊端时，均会不约而同地想到这样的改革思路，但是，当真正要推行这样的改革时，却几乎遭到各路群英的一致反对，反对的理由听上去也十分的冠冕堂皇：社会诚信缺失、潜规则当道、农村孩子出路堪忧、社会不公平加剧。
　　从改革的角度说，一项改革能否成功，大致需要三个条件，一是排除既得利益者的阻扰，二是改革后新秩序的重建，三是符合民众的期待。如果无法排除既得利益者的阻力，那么，改革根本无法起步；如果缺乏足够的能力来建立新的秩序，那么改革可能导致混乱；如果改革无法达到民众的预期，也将很难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为此，要知道高考改革为何难以推行，我们必须分析谁是今天高考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以及谁最害怕进行高考改革。
　　谁是高考制度的既得利益者？
　　按照很多人的分析，现行高考制度，得利的是“大众”，因为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体现了最基本的社会公平。只要你有本事，能考出高的分数，你就可以进入好的大学，接受好的教育。更进一步说，目前的高考制度，是唯一能让贫困家庭孩子、农村家庭孩子与有权有钱一族进行公平竞争的舞台，如果这个舞台都不具备了，那么，贫困家庭孩子、农村家庭孩子的前途命运将更堪忧虑。
　　很显然，中国高考制度，成了农村家庭和贫困家庭的最后公平“堡垒”，于是不少人想守住这个“堡垒”。其实大家很明白，中国高考制度的最大既得利益者，并不是这些贫困家庭孩子、农村家庭孩子。要知道，只有10%左右的农村孩子能通过高考步入大学，而这些家庭往往由此背上沉重的债务；中西部农村，到2007年为止，至少有超过15%的农村家庭、贫困家庭在孩子还没上完义务教育，就选择辍学打工（国务院的决心是让中西部义务教育普及率2007年达到85%）。
　　中国高考制度的既得利益者，首先是教育主管官员。统一的高考制度，强化了政府领导的权威地位，强化了国家对高等教育资源的垄断。明白无误的事实是，在目前的高考制度中，基础教育必须按照高考的指挥棒转，于是通过抓高考，政府很容易实施对学校办学的干预；不管由政府主导的高考考题出得如何，其作为录取依据的权威性不可动摇，任何学生和学校，没有对考试的选择权；不管高等学校是国有还是民办，要录取学生，都必须通过高考录取体系，只有通过这一体系录取的学生，方可获准注册成为大学生。如果进行高考改革，打破统一高考，必然面临教育资源垄断局面被打破的问题、教学与考试分离的问题以及引入考试中介促使考试竞争的问题，基础教育将强调校本办学、高等教育将实施自主办学，这也许是主管部门最不希望看到的局面，他们既担心权力旁落，又担心教育出现混乱局面。书包网

谁害怕高考改革？（2）
中国高考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其次是“教育产业者”。保守的估计，每年的高考考试经济，以每个考生在高考上的花费平均1000元（包括复习资料、补习班、强化班、营养费、住宿费等）计，1000万考生的开销将达到100亿元以上。如果考虑到目前已经从幼儿园开始就准备高考，高考市场的庞大可能超乎我们的想象。这个巨大的经济链条上，有出版商、培训机构、媒体、保健企业以及各类形形色色的高考商机捕获者，而他们背后往往又有教育官员、学校教师“后援”，形成利益共同体。清华大学孙复初教授曾说，以前的学生中学毕业就能用英语，现在的大学生考了四六级证书也无法说英语、用英语，原因就在于有的人根本就不希望大学生学好英语，以便他们能赚钱牟利包丽敏：《清华老教授称英语成考试工具 应把四六级考试停掉》，《中国青年报》2006年5月24日。。也许话过于极端，但是最不希望取消大学英语、取消英语四六级考试的人，可能就是最不希望大学生在中学就学好英语的人。现有的高考制度，创造了诸多的就业机会、赚钱机会，如果进行高考改革，可能会造成很多饭碗的丢失，比如出版完全针对考试的教辅材料，比如每年新版的教材，比如高中复习班、考试强化班、素质证书培训班，都会受到改革的冲击，他们愿意看到改革吗？一位主编教辅材料的家长，在发现自己的孩子被自己所出教辅材料累得够呛时才意识到，这真是害人害己，当他提出不要再版修订那些教辅书了，出版社却坚决不干——上了应试教育这趟车，谁也别想下来。
　　中国高考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再次是发达地区的学生。今天拥有话语权的，几乎全生活在城市，而几乎很少有乡村人的声音。中国当前的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之比约为7∶3。1999年底，《中国青年报》曾披露了一份关于中国公民高等教育的报告。报告对北京多所高校2000余名学生的抽样调查中发现：这些学生里，28%来自北京，30%来自北京以外的城市，24%来自全国各地不出名的城镇，来自农村。也就是说，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和。如果以城乡人口为基数，城市学生升大学的机会，是农村学生升大学的机会的倍。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的研究则表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国家重点大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招收的新学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呈下降趋势：清华大学2000年农村学生的比例为，比1990年减少个百分点；北京大学1999年农村学生比例为，比1991年减少个百分点；而北京师范大学2002年的农村学生的比例为，比1990年减少了个百分点###：《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第21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谁正受到现行高考制度的好处，这些数字可以作充分说明。现行高考制度，是在继续维持教育公平，还是在拉大教育不公平，也不需我再多说。一些专家对于城镇居民拥有更多的上好大学机会，解释说义务教育的严重不均衡、高等教育优质资源地域分配不均衡，再加上重点大学有严重的本地化趋向，导致了优质教育机会向大城市、向城镇倾斜。那么，如果高考改革，农村孩子这剩下的10%的优质教育机会就会荡然无存吗？我并不这么认为，反过来，我认为，这其实是有话语权的城市得利者担心按地域分指标录取的现行制度被多元录取制度打破，城市会不再具有现有的巨大优势，或者说，担心新制度会减少现在已经拥有的优势。
　　多元高考会导致更不公平吗？
　　归纳起来，最害怕高考改革的，不是“大众”，而是政府部门、教育产业链，以及正获得最大利益的大城市——要知道，“大众”从来在过去的改革中没有发言权，他们害怕高考改革也没用，政府要改、利益相关者要改，“大众”又能怎么着？——农村家长和学生当然也会害怕高考改革把自己的最后一丝机会也剥夺走，但我知道，建设和谐的社会，总不会这么扼杀农村教育的希望——虽然农村教育今后的改革，必然是否定现有的高考教育模式，以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终身教育的共同发展，来更新农村教育的内容与形式，以此为农村发展培养优秀人才——有不少人担心除了社会诚信问题之外，农村家庭、贫困家庭的孩子在多元录取标准中，还会丧失经过自身努力，克服义务教育不均衡而建立的知识优势，会在表达能力、沟通能力等诸多方面败给城市学生，从而更无通向优质教育资源的可能。这种“认识”，实在弥足珍贵。因为这会促使多元录取标准，考虑这种因素。其实，从实施多元录取标准的高等教育体系看，这种录取，因为更“针对人”，更“按照教育规律”，因此往往更能充分考虑农村孩子、贫困孩子的实际情况、发展潜力做出录取选择。书包网

谁害怕高考改革？（3）
不妨来看一个例子，一个美国贫困家庭的学生，参加SAT考试的成绩，折合成百分制，不过60多分，他申请了美国的加州大学，加州大学的录取委员会，综合考虑了他家庭中父母较低的教育背景、他中学中有很多时间兼职打工挣钱上学，最后录取了他。录取委员会的意见是，在这样的家庭中，用这么少的时间，获得这样的成绩，实属难得，证明这孩子可塑性强，有很大发展潜力，有强烈自立意识。这就是美国大学的多元录取，那些家庭条件优厚、父母教育背景好、获得SAT考试高分的学生，并不一定就受到录取委员会的青睐，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样的学生获得这样的成绩，实在是太正常了。事实上，在学校录取学生的“打分体系”中，父母因素与多元化是体现公平的录取因素。如果一个学生，出身贫困、父母教育背景差，往往可以得到一定加分。这是否与我们的理解完全不一样？
　　如果实现以上的多元录取，我们的农村学生、贫困学生，会比现在的情况糟糕吗？会像我们很多人士评论的那样，中国大学将成为有权有钱人的俱乐部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可以说，中国其实已经没有必要再办大学，因为已经没有任何教育正义与社会正义——我一直认为，正是国家对教育资源的垄断，导致了高考地位的坚挺，导致了各类学校严重缺乏办学自主权，导致了教育的严重异化，导致现在招生的潜规则盛行，而多元录取，正是对教育资源垄断的“破坏”，并将随之引来各类学校办学自主权的确立，行政力量在高校中的淡化，教育市场机制的建立，如果这种情况下，中国教育仍旧无法办好，那只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改革需要教育正义与社会正义
　　站在教育正义的立场，那些以农村孩子、贫困孩子命运为理由，反对高考改革者，其实要思考教育之于民族的重要性，也才会认识到高考改革的迫切性。今天，我们可能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中获得自己想要的利益——政府可以保持对高等教育的垄断、教育产业可以得到“蓬勃发展”、受教育者各显神通地瓜分教育资源——但这样的利益实则是短期的，对政府而言，整个国家的国民素质未得到整体性的提高，对个人而言，自身也没得到健全的发展，最终，会害人也害己。
　　不可否认，教育的正义必须立足社会的正义。必须注意到，之所以高考会在过去很长时间中被认为是改变一个人命运的机会，在于我们是一个等级社会，一个人因社会等级不同而获得不同的社会福利与保障、不同的发展机会，这成为了大家思考问题的根本出发点，考试制度显然是等级社会中改变身份、实现上升的工具，教育服从于这样的考试制度也就无法避免。可以想象，如果没有社会正义，也就不可能有教育正义的立场，中国高考改革也就会在各种利益既得者对未来新秩序的迷茫焦虑中，迈不出实质性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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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统一高考的“神奇”（1）
事件
　　三年前，我参加了一次中学同学的聚会。
　　十数年同学不见，见面寒暄，场面甚是热闹——嬉笑着重庆大学的小张帅哥，高中率先谈起恋爱，急得像猴似的，宁可被老师责骂被学校处分也要去约会，可现在却“龟兔赛跑”，落在了最后几名，是不多的单身贵族；嘲笑着中学里公认的老实人小李，转眼已经有了一男一女，享受着当今社会名流以及海龟人士的“待遇”。小李抽着烟，不吭声。酒过三巡，小李摇晃着站起来说，同学中数我最倒霉，当年高考，就低大专线一分，呆在了农村，不过也好，可一个接一个养孩子，没有你们撤公职的担忧。
　　一句话，让几位从大城市回来的同学，发觉“玩笑”得太过分。一阵尴尬的沉默之后，中学班主任老师举起杯，对几个当初考上重点大学的同学说，你们几个是我们学校的骄傲，家乡希望你们继续争光！还没干杯，一边在县里当县长秘书的当初中学“油条”说，老师，你就认为他们为学校争了光，可我们这些当年考上大专的以及落榜的，却在建设家乡呢！“我老早就说过，在县城里当干部的，都是些‘瘟猪子’（四川方言，一般指学习成绩差的学生）”，班主任对眼前的“父母官”一点不买账。
　　我相信，每个来自农村，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在某次中学同学聚会中，都可能遭遇这样的场景。
　　这样的场景中，我们不得不感叹，中国高考制度，真是“神奇”。
　　“神奇”的中国高考制度，让中国偏僻农村的孩子，可以通过读书，参加高考，考上大学，来到大城市，甚至走向海外，成就为所谓的社会知识精英、经济精英、政治精英。
　　“神奇”的中国高考制度，可以让学业上只差一分的同学，由此走上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
　　“神奇”的中国高考制度，可以让老师毫无愧色地告诉大家，我把很多优秀学生从这个落后的鬼地方输送了出去。
　　“神奇”的中国高考制度，让全中国的基础教育着了魔似的去关注一场考试，考试的成败，基本上就意味着人生的成败。
　　观察
　　2007年，是中国高考制度恢复30周年。
　　很多人在讲述着中国高考制度的上述“神奇”。我把这些“神奇”，归类为“命运神奇”、“公平神奇”、“人才神奇”与“教育神奇”。
　　谈论中国高考“命运神奇”的，毫无疑问，是那些在高考考场中得利的人——对于农村家庭和贫困家庭学生来说，他们通过自身努力，参加高考，获得了成功，可以由此“农转非”，可以由此获得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改变自己的家庭出身。对于城市家庭的孩子来说，考上一所好的大学，可以由此获得好的工作机会，而如果没有考上大学，那么，就只能做“不上台面”的工作——在很长时间里，我也有着这样的认识，因为我其实也是现有高考制度的受益者，如果没有高考制度，我无法从四川农村考上上海的大学，也就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高考制度的“命运神奇”，其实只属于少数人，过去十多年来，来自农村的孩子，能通过高考成为大学生，并“改变”命运的比例，最多不过10%（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005年为21%）。如果说，高考给贫困家庭、农村家庭孩子提供了改变命运的机会，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思考，对于农村孩子来说，高考制度之下的教育，是以牺牲90%孩子的前途命运，换来10%学生的命运转变的。对于全中国的孩子来说，是80%学生目睹20%的学生上大学，而把自己定义为读书的失败者、高考的失败者。这些被高考制度抛弃的人，由于失去了话语权，他们要么自认失败不想说，要么不会说，要么说了也没人听。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高考制度的“命运神奇”被顶礼膜拜，考上大学，就有铁饭碗，让众多青年为高考而战。今天，高考制度的“命运神奇”，其实已经遭遇严重挑战，考上大学需要大笔学费（占农村家庭人均收入的180%，城市家庭人均收入的60%）以及大学毕业无法找到工作（官方公布30%当期大学毕业生无法就业），让大家不再迷信“高考命运神奇”。但是，两种势力依旧在维护高考“命运神奇”。一是社会用人制度，国内众多企事业单位，把学历作为用人的标准，“哄抬”博士、硕士学历要求，让不上大学之外的选择生存空间十分狭窄；二是基础教育体系，按照升学模式进行知识教育与成才理念灌输，把所有家长和学生的热情，诱导到高考模式中来，读书的目的、功利化为取得高考的胜利，而如此一来，由于感觉高考胜利无望而选择中途辍学者日益增多，高考的失败，导致有的学生失去生活希望，选择自杀，也随之出现。

破除统一高考的“神奇”（2）
评价高考“公平神奇”的人，绝对是那些没有尝过因一分而落榜，或因落榜而人生之路变得暗淡的滋味的人。“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少一分也不行”、“这样的公平很过硬”说得显然很有道理，可是一分之差的人生迥异，难道这是真正的社会公平？当然，高考制度的公平与社会公平是不同的概念。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当高考的“命运神奇”或多或少还存在时，高考的争夺激烈程度（尤其是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争夺）就无法降低，公平就会始终是这场竞争中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很多人士指出，以高考卷面分数高低作为依据来选择高考的胜利者，是目前最为可行的办法。但是，如果我们认同教育应该是“完全的人”的教育，那么，就必须承认单从卷面成绩来评价一个人，选择一个人，是何等的不全面，这样的“分数公平”准则，无疑会导致学生的畸形发展，这样的教育，不可能培养一个“完全的人”。
　　高考考场的“分数公平神奇”，其实是整个社会公平严重缺乏下的“脆弱公平”，是鼓励学生畸形发展、畸形竞争的公平。今天，几乎所有与教育相关的人，都可以掰起手指诉说高考分数标准，对整个教育的严重异化，但是，在公平底线要求下，谁也不敢去触及这个“公平高压线”，都在一边骂着一边承受着分数的折磨，为每分而拼搏。只是少数学校，在###的首肯下，探索着如何在“高压线”附近，引入一些新的评价方式——比如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自主招生选拔，以及几十所高校5%的自主招生2007年，自主招生高校共59所，2008年扩大为68所。——而就是这样的探索，也遭来众多的反对之词。
　　中国高考的“人才神奇”，则会让很多人“叹服”：在中国，进入大学就被叫做了“人才”（或者说精英人才），而没进大学就不是人才，所以培养大量人才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大幅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在中国，所有的农村学生，考大学其目的都是为了脱离农村，不再为农村服务，农村学校的黑板上，写着大大的粉笔字“迎接高考跳出农门”，这严重违背教育理念（爱集体、爱家乡）的教育，就这样被教育给学生，就如我的老师，可以十分自豪地宣称他的理念——学习差的学生才在农村当干部。
　　“大学生=人才”的观念，不但与“人人（可以用自己的劳动创造社会财富的人）都是人才”的人才观对立，更把教育自身也逼近了死胡同，今天，2300万的在校大学生规模，已经难以让大学生对自己的“人才”身份加以认同，而社会和教育还依旧用精英人才的目光打量大学生，由此造成巨大的“人才培养落差”。与此同时，大学生对自身成才的期望从小学到大学，一路下滑，当他们站在大学门口准备进入社会时，在学校中接受的教育，与严峻的现实无法对应，迷茫和惶恐涌动在他们的心头。今天，当我国中西部地区缺乏人才时，我们再来审视基础教育所鼓励的“离乡背境”成才模式，发现从教育思维到教育模式，我们已经严重扭曲。我们对基础教育的最大功能评价，不是发展人的能力与素质，而成为向高等教育输送大学生，升学率成为基础教育质量的至高无上的指标，无法动摇。
　　中国高考的“教育神奇”，则是能让这么多人选择一个模式的成长之路。似乎在读书考大学之外，所有其他的成长路径，都是被轻视与嘲讽的。中国许多的学生，在大学毕业找工作时，才突然听到有关职业发展的概念，才开始思考自己想做什么工作，才发现自己无法说出兴趣所在、特长所在。爱好与兴趣在中国学生身上，是与“业余”联在一起的，因为他们的“正业”是高考要考的数学、语文、外语，家长和学校不允许他们有属于自己的“爱好”，即便允许，也必须是与高考相关的——可以为高考带来加分的各类特长：美术特长、音乐特长、体育特长等等。
　　这样的“教育神奇”，还在于培养整个社会无法挣脱的思维习惯，我们习惯了一元思维、习惯了屈从，而由此无法创新、无法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与人格。我们所能看到的是，用一种方式做事、同一种语气说话的学生群体，而看不到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在一些地方，中学进行军事化管理，学生像犯人一般被监督着做题、学习、考试。
　　当高考的“命运神奇”、“公平神奇”、“人才神奇”、“教育神奇”交织在一起时，我们发现，即便高考扼杀了80%以上受教育者的命运追求、无法引导“完全的人”的教育、破坏了“人人可成才”的观念、让受教育者没有独立思考没有健全人格，但却依旧被大家认为是当今社会中能保障公平的最不坏的制度。这个最不坏的制度的评价，其实也是其“神奇”的延续，因为对其进行评价者，也是从这一制度中诞生出来的。
　　要培养具有独立人格的“完全的人”，让读书成为每个人都成为人才的追求，我国高考制度就必须破除以上“神奇”。
　　破除高考的“命运神奇”，在于降低高考的社会分工职能，把上大学作为一个人获取知识、提高自身能力与素质的选择，而不是改变个人命运的途径。这需要扭转社会用人制度、打破学历与劳动对应的用人观念，将用人标准对准人的能力与素质，而非其教育经历。那些以“如果高考改革，将影响到农村家庭和贫困家庭孩子改变自身命运”为理由反对高考改革的人，应该去了解更多的高考失利者，他们的生活状态，然后再来建言。更何况，今天的高等教育，改变个人命运已经成为受教育者望梅止渴的不现实“怨景”。高等教育与社会用工制度相互勾结，在掏空受教育者的腰包，误导受教育者做非理性的教育投入。
　　破除高考的“分数公平神奇”，在于倡导社会公正。我们当前似乎没有任何建立社会公正的信心——包括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二元户籍结构、社会福利差距、行业歧视等，不公平、不均衡现象比比皆是，于是分数成了相对公正的指标。但是，残守“分数公正”标准，持续受伤害的是整个教育。畸形的人才培养会让整个社会付出不可估量的代价。我们应该做的是推动真正意义的改革，让社会朝公平正义方向发展。教育迟早必须走到这一步。
　　破除高考的“人才神奇”与“教育神奇”，在于鼓励学生的多元发展、独立思考，把教育选择权给予学生，而不是由政府、教育者来主导受教育者的选择。大学生身份不是成功与否、是否是人才的标志，高等教育发展规模更不是教育办得成功的指标。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给予受教育者的收获应是人格的完善、能力与素质的提高，把接受教育作为自我价值实现的内在需求，而不是为了纯粹功利地获取某些利益。
　　

人大张鸣/北大邹恒甫/行政评估/西南联大/北大“三角地”/校董会
人大张鸣2007年3月12日，张鸣在博客上发表《也许，我将被迫离开人民大学》一文，自述“自去年5月以来，我跟学院的领导，确切地说就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景治先生，发生了一点在他看来是非常严重的冲突”。他认为，冲突源自去年的一次职称评定会上，在他发言的时候，院长两次要打断他的话，都被他制止了。因此，“我的发言和不许他打断的行为，触怒了他。他认为我对他没有起码的敬畏之心，因此必须把我撤职，弄臭，而且赶出人民大学”。此事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短短几天内点击率接近7万，留言超千条，张鸣还到天涯社区、博客中国进行网络访谈，吸引了众多网民的关注。张先生反复申明，这“两次冲突”并非出于与院长的个人恩怨，而是整个大学的行政化问题。
　　北大邹恒甫2007年6月10日，身为世界银行研究部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的邹恒甫在其博客上发表了致###部长周济的公开信。信中披露了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以“过去几年他很少到校上课”为由开除他的事实。指责“张维迎开除我是一种报复行为”。 并气愤地揭短：“你们到处当独立董事，到全中国搞收费惊人的巡回讲座！” 而事件的另一主角，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对此事发表意见称：“这件事情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是非曲直很明了。”8月6日，北京大学人事部在其官方网站发布通知，不再聘任邹恒甫博士为北京大学教师。
　　行政评估###2007年7月18日公布《关于加快研究型大学建设增强高等学校自主创新能力的若干意见》。《意见》强调，我国要建立符合研究型大学特点的评估制度。组织专家对研究型大学进行绩效评估，重点是学校规划的完成情况和各项目标的执行情况，为政府支持研究型大学发展提供政策咨询，同时，大幅度精简对研究型大学的其他各类检查、评估活动。
　　西南联大2007年10月27日，西南联大建校70周年纪念活动在清华大学举行，国务委员陈至立在会上表示，西南联大是一个奇迹，是一个永远的光荣和丰碑，其办学经验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宝库。为今天发展高等教育事业、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培养创新人才、建设创新国家提供了宝贵借鉴。而从2007年起，曾经合组西南联合大学的三所名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将通过校长圆桌会议的方式，定期会商学校发展情况，携手致力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三位校长说，三校要在教学科研、师资队伍、学科建设等方面，发挥各自优势，优化合作。
　　北大“三角地”存在于北大三角地数十年的信息发布栏2007年10月底被拆除。以往熙熙攘攘的三角地，如今显得格外冷清，原本贴满各种告示的信息栏已被拆除，只剩下一块三角形草坪。北大保卫部综治办工作人员说，他们准备在这里设立电子信息屏，专门发布学生社团信息，由校团委管理发布内容。
　　校董会2007年10月30日建校70周年庆典上，中国人民大学对外宣布：人民大学校董会成立。董事会有80名董事，其中41名是人民大学校友，16名来自政界。
　　人大的董事会章程，明确提到，只要向人民大学提供一定数量的经费、物资或其他方面支持并有志于同人民大###合发展的人都可以申请入会。这已经表明，成立董事会，其主要目的，就是获取办学资源。
　　

大学最深刻的危机：体制化（1）
事件
　　2007年3月12日，张鸣在博客上发表《也许，我将被迫离开人民大学》一文，自述“自去年5月以来，我跟学院的领导，确切地说就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景治先生，发生了一点在他看来是非常严重的冲突”。他认为，冲突源自去年的一次职称评定会上，在他发言的时候，院长两次要打断他的话，都被他制止了。因此，“我的发言和不许他打断的行为，触怒了他。他认为我对他没有起码的敬畏之心，因此必须把我撤职，弄臭，而且赶出人民大学”。此事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短短几天内点击率接近7万，留言超千条，张鸣还到天涯社区、博客中国进行网络访谈，吸引了众多网民的关注。张先生反复申明，这“两次冲突”并非出于与院长的个人恩怨，而是整个大学的行政化问题。
　　而另一位当事人李景治先后发出4封公开信，对此事进行解释。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张鸣被撤去系主任一事是学院领导班子职务范围的事情，也完全符合组织程序，张鸣的一贯言行“早就不适合担任系主任这一职务”。
　　观察
　　我深为理解张先生为何要做这一申明。在当前的大学办学体制中，生存在大学中的教师、学生、职工，实际上已经严重体制化，习惯了体制化生存。
　　所谓体制化生存，即如何依附于体制，谋求自己最大的利益。在这里，利益是至高无上的行事标准，而是非标准已经旁置。我们可以看到，每当大学中发生一件教授与校方、教授与领导或者教授之间的“冲突事件”，几乎所有的人，毫无例外地看热闹似的都津津乐道于与教授与学校的恩怨、教授与领导的恩怨、教授之间的恩怨，似乎除了利益因素之外，便不再有（或很少有）其他导致冲突的可能。陈丹青先生的辞职事件如此，坊间诸多议论是丹青先生与清华大学是不是有矛盾——即便丹青在很多场合多次说这与清华大学无关；而眼下这件事情亦不例外，网上的议论，大多针对于个别学校、个别人。我想，这是张先生把此事公之于世所不希望看到的。
　　张先生希望大家能关注大学的行政化问题。但是，这一问题其实已经被大学的老师和学生所熟知，可以说，从大学教师到求学的学生，他们中的不少，其实已经深谙体制化生存之道，懂得如何趋利避害，左右逢源，而为师、为学、为人的基本准则早已抛掷一边——稍有学术成果的老师，便努力谋求获得院系、部处的一官半职，如果一名教授同时担任处长，处长毫无疑问是最先提起的头衔；尚在成长期的年轻教师，也慢慢学会跟对领导、得到领导赏识的技巧，课题申请以领导为第一责任人，发表论文以领导为第一作者，各种场合及时想领导所想，更要避免自己与领导作对；而大学生，也无疑知道，在体制中如何得利，大学学生会等各类组织出现的各类问题，就是很好的例证——大学行政化问题其实已经深入今日大学之骨髓，而体制化是当今大学发展面临的最深刻的危机。
　　大学之所以能如此深入地被体制化，首先在于政府对大学管理的体制化，最近几年来，提高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的行政级别，显然促进了大学校内各级官员的体制化意识，也强化了行政体制在校内的权力，而这种权力是与大学本身发展相背离的，如果行政人员（无论是单纯从事行政管理的学校机关工作人员，还是拥有学术职称的院系领导）拥有权力过大，能决定教师的资源获取、新酬待遇、未来发展，那么，行政力量就会成为主导学校发展的绝对力量，大学不追求学术发展，而追求体制化政绩也就十分正常。
　　其次，是学校自身的体制化，在政府加强对大学体制化的同时，大学也强化了自身的体制化，在大学校内，行政会议、行政决定，是最高的“权力机构”，它可以决定学术委员会的人选，可以决定职称评审委员会的人选，也就是说，大学里所谓的学术委员会、职称评审委员会，不过是行政力量管理学术的工具而已，有一些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几乎长年不活动，学术委员会召开会议往往是有行政任务。行政力量往往能通过貌似合法的程序达到行政的目的，而教师能平等发表意见、参与学校管理，几乎毫无可能。

大学最深刻的危机：体制化（2）
第三，是教师和学生个体的体制化，在强大的行政力量之下，要想让教师和学生不体制化也难。在大学里，很少有教授敢与学校领导唱反调，多半只有唯唯诺诺的份（不如此，饭碗将成问题），而这唯唯诺诺，恰恰是领导所期望的。
　　近年来，不断从高校传出的两类消息，一类是一些优秀教师从高校离开( 或被赶走)，有的一心从事真正的教学与科研的优秀教师无法在大学获得公正的待遇，另一类是教育腐败、学术腐败在大学里大行其道，高官、大款、明星大受欢迎，则进一步强化了大家的体制化意识——你只有依附于体制，顺从于体制，你才可生存，还进一步挫败了大家想在体制内有一番作为的念头，无论是身处大学哪一个岗位，即便校长和院长——他们往往对体制化的弊端认识更深、感受最深——最终都身不由己地干自己曾经讨厌或现在依旧很讨厌的事。在体制化生存之中，每个人各得其所，没有人去思考体制的变化，因为其本身已经体制化，离开生存所赖以依附的体制，很多人可能无法生存，体制成了饭碗，只不过饭碗高级一些还是粗陋一些。
　　体制化问题几乎遍及所有中国高校，除了公立高校外，一些民办学校也走在体制化进程中。因此，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也具有很大的共同性，在所有大学，我们都体会着相同的感觉，感受着相同的压抑。也就是说，除非你不想干教育，否则，在此校和彼校，你的遭遇是相同的。
　　多年来，我们一直寻求向美国或欧洲发达国家学习高等教育发展经验。但是，在美国高校能行得通的办法，在国内总会变调走形。根本原因便在于我们是为了获取体制内的生存，而并不在乎教育的真正发展。在此举一例：某高校迎来一个美国教育代表团，学校要求相关教授调课（不能调课则停课）前来听经验介绍，美国代表团看到众多教授在学生上课时间前来听报告，感到万分不解——他们所要教授的经验，正是教育第一、学生第一，切不可为了某位官员、某些活动随意耽误学生的课程。事实上，很多时候，为了迎接教育主管部门组织的教育质量评估座谈会（或者迎接一些来访活动），学校要求老师停课（同时组织学生）来参加会议，力图会议场面红红火火的事例可谓举不胜举，但教师和学生均很难反对，甚至连不同的想法也不能表达。
　　中国高等教育要发展，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大学体制化问题。我们寄希望于政府意识到大学体制化的危险，并由此淡化对学校的行政管理；寄希望于高校能摆脱强烈的体制化惯性和倾向，能重新建立校内民主管理制度；我们更寄希望于教师和学生，能坚守为师、为学、做人的底线，不但要努力避免自身被彻底体制化，更要成为抗拒体制化的力量——这才是眼下唯一能被期待的改变大学现状的力量。
　　延伸
　　《南方都市报》2007年4月9日林达文：
　　“学术行政化，大学衙门化”之弊端，由来已久，如今则愈演愈烈。愈演愈烈的一个原因是，国家和社会对大学的投入大为增加，资源十分可观，大学不再是清水衙门了。大学里学术上的决策者，是这些庞大资源的实际支配者。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大学权力体制在人事上已经多次更新换代，可惜的是，这些更新换代方式仍然是传统的从上到下的权力实施过程，上去的人也就只需要对上面负责。全世界大学或多或少在实行的学术自治学术自由制度，在我国的大学里却更显萎缩。换了几茬而新上去的人，他们知道有弊端，可他们是弊端的“既得利益者”。
　　

在大学改革中，教授有多少发言权？（1）
事件
　　《中国青年报》2007年3月23日报道，近日，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包伟民发出声明，要求报考他的学生“另投名师”，向社会表明其“拒招”的态度。在这份名为《告考生》的声明中，包伟民表示：“鄙校新法：自2007年起，招收硕、博士研究生，研究生与指导教师均须向校方交钱，前者称‘学费’，后者称‘助研经费’。‘助研经费’数额，按招收研究生人数多寡翻倍递增。本人近年偶承青年学子缪爱，或有投考，然因不合时宜，无力缴纳此钱，复以为此申请‘扶植’（按‘规定’每年最多‘扶植’一名），迹近干乞，君子所不为。故告考生：新法之下，难与二三才俊灯下读史，以共教学相长之乐；烦请另投名师，以免误了前程。”
　　观察
　　包教授声明中的“助研经费”，是浙江大学新推出的《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方案》中，对导师提出的新要求，即招收硕、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须向校方交“助研经费”。“助研经费”数额，按招收研究生人数多寡翻倍递增。
　　我注意到，此间的议论，十分关注向研究生导师，尤其是文科领域的导师收取“助研经费”是否合理，包括是否尊重人文学科发展的规律（文科出成果有时并不需要课题支撑），并与文科人才培养的国际惯例接轨（国外大学文科人才培养往往由学校提供经费支持）等。但是，我却对这一事件本身十分感兴趣：为什么政策刚好推出，教授就出来“反水”？为什么这些当前引起广泛议论的问题，在政策制订时没有广泛论证？而政策推出之后即引来的议论，又多大程度能让主事者对政策中明显的不合理因素进行新的修订？
　　根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史晋川认为，对于新方案，之所以有争议，一是学校对方案解释力度不够，准备不充分，尽管有5个月时间讨论，但多在校院层面；二是一些学院没有召开导师大会来解释答疑；三是一些导师平常自己不关心，等方案成形后却破口大骂；四是对学生意见征求得不够。
　　我认为，并非导师对培养方案的制订不关心，只是他们的意见无法通过正常渠道传递到学校政策制订者的耳朵里。在去年9、10月间，当###发出声音，说国内有10余所高校将进行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将实行“与国际接轨”的研究生导师资助制，尽量做到有课题、有项目的导师才能招收研究生，让导师对所招学生负责时，我就听到很多教授的意见，认为推出新政，必须注重学科的不同，并配套改革大学以行政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模式等。而我也由此撰写了一篇文章，认为国内大学“接轨国际”的研究生导师资助制，必须注意国内的“不接轨”因素，包括国内诚信环境会导致考生向导师行贿课题以及经费向考生的转嫁；由政府主导、关注政绩的课题资源配置模式会导致一心钻研学术并可全心指导学生的学者教授却因没有课题而不能招收、培养学生，那些醉心于钻营而学术荒芜让学生放羊或让学生为自己打工者却因为经费多多而弟子多多；高校内的行政配置资源的方式导致教授在学校的地位极不平等，还将导致教授们被“逼良为娼”，采取各种手段去获取课题、经费。这些问题不解决，将很难起到真正的效果。我在文中说，“人文学科和理工科相比，其课题经费十分有限，一个国家级人文学科基金项目，课题经费一般最多10万，但一个最普通的工科基金项目，课题经费一般最少也有20万，显然，人文学科的教授根本就不要指望依靠申请的课题来支付学生的培养费，如果这一政策实行，中国的人文学科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将备受打击”。
　　大学推出新的改革政策（其实不仅仅是大学，还包括教育主管部门）时，政策制订者往往并不会关注“平头教授”的意见，甚至会对“平头教授”的意见听而不闻。能参与政策制订，面对政策制订者说出意见的，往往只有担任学院领导、有一定职务或者学术头衔的教授。不用说，即便他们来自人文学科，在当前的办学氛围中，有一定行政职务、有学术头衔，他们会有课题之忧吗？会担心付不出研究生助研经费吗？更不用说，他们能不积极响应学校领导既定的改革政策、改革方案吗——多数时候，在上级领导面前，大多数人即便有反对意见，也照单全收。他们的很大部分工作，就是想方设法让带病的政策安稳地实施下去。
　　教授无法民主地参与学校管理，这就是政策刚刚推出，就遭致反对的根本原因。这也是我们很多政策最终无法起到改革初衷效果的根源。多年来我们一直呼吁，应在大学管理中推行民主决策，应发挥教授在学术管理中的作用，但是，实际情形表明，教授在学校决策中，并没有多少发言权（那些拥有职务的教授，更应该归类为校内官员）。久而久之，学校办学的主体——教授，却被“边缘化”，除非学校的政策涉及自己的现实利益，否则，他们没有热情去关心学校的发展，而只管经营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论文或者专利。教授们的这种态度，才是我国研究生培养质量严重下滑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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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被开事件的制度分析（1）
事件
　　2007年6月10日，身为世界银行研究部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的邹恒甫在其博客上发表了致###部长周济的公开信。信中披露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以“过去几年他很少到校上课”为由开除他的事实。指责“张维迎开除我是一种报复行为”。 并气愤地揭短：“你们到处当独立董事，到全中国搞收费惊人的巡回讲座！” 而事件的另一主角，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对此事发表意见称：“这件事情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是非曲直很明了。”8月6日，北京大学人事部在其官方网站发布通知，不再聘任邹恒甫博士为北京大学教师。
　　观察
　　究竟是张维迎利用职权进行报复，还是邹恒甫确实没有尽到教授职责而应该被开除，对于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北京大学教授被开事件，这是大家最想获得的答案。有的网站已经推出专题让大家做选择题。
　　而更令我十分迷惑的是，这样的讨论，为何在事情发生之后才得以进行，而这样的讨论，又能怎样改变事态的发展呢？
　　有一些议论，认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作出开掉邹恒甫教授的决定，是完全合法的。因为不是院长的个人决定，而是通过了院长办公会。我认为，如果这种“合法之声”是教育界内的主流，那么，无疑表明我国高校已经完全认同了行政治校的格局，并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
　　解聘一名教授，对于现代大学来说，不是一件小事。早在20世纪初，为实行教授终身聘任制与保护学术自由，美国大学便制订有解聘教授的严格规定。美国密歇根大学校长柯尔曼来访中国高校时，曾说，“我个人无权解聘任何一个教授。我当然喜欢有那样的权力，但是密歇根大学的规定不允许我那样做。教授在学校的地位很高，密歇根大学对他们设立了许多保护性的措施。首先是终身制。一旦一个教授在密歇根大学获得终身教职，校方在任何时候都无权将其解聘。即使是那些尚未获得终身教职的教授，如果出现严重违规，也必须通过一套严格的程序将其解聘。”
　　那么，这套严格的解聘程序是什么？一般而言，大学解聘教师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非正式协商阶段，主要通过非正式协商的方式解决大学解聘教师所引起的争端，大学不得无故解聘教师，如果需要解聘教师，必须详细说明解聘的理由。第二阶段为司法听证会阶段，大学教师不服学校的解聘处理决定，大学必须成立教师委员会（Faculty Committee）、听证委员会（Hearing Committee）进行调查核实，并召开司法听证会，教师可以自己辩护或指定他人为其辩护。听证委员会在此基础上审查解聘教师的理由，并向校长和董事会提交详细的事件调查报告和处理意见。第三阶段为公布处理结果阶段，董事会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意见，做出处理决定并加以公布。
　　很显然，这已经是十分成熟的现代大学管理制度。不过，柯尔曼女士也曾笑着对中国同行说，这些制度可能不适合中国国情。
　　从眼下这件事情看，中国高校完全实行着与现代大学完全不同的制度。光华管理学院作出解聘邹恒甫教授的决定之前，并没有事先告之当事人学院将作出解聘的处理，以及为何解聘的详细理由；当事人本人对于解聘的决定，有不服意见，却根本没有权利在处理过程中通过合法渠道反映，对自己进行辩护，更谈不上有教师委员会、听证委员会对其申诉意见进行调查核实；当事人在不知情情况下被解聘，只有通过写信给###长、上博客发帖子等方式作一丝抗争，而学院领导却不屑于向大家解释详细理由，以“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一语蔽之。
　　对一名教授——邹恒甫尚且是著名教授——进行这样的处理，即便他严重违规，非得解雇，但能谈得上程序公正吗？人们又怎能不担忧，在这一过程中，个人会利用手中的职权进行报复呢？可以说，在现行模式下，个人太方便利用手中的职权来达到个人目的了。大家不妨再看看院长办公会的人员结构：院长、副院长、院长助理、院办主任等。如果他们就能决定学院里的人权、事权、财权，那么，还有什么学术的地位、教授的地位呢？大学教授又怎能保住自己的一丝尊严，不向行政力量屈从、不攀附行政力量呢？大学又怎能有做真正的学术研究的氛围呢？
　　其实，不管光华管理学院最后出具的材料有多么充分——我们还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给大家一点面子，充分解释开掉一著名教授的理由（虽然作为拿着国家投资与受教育者学费办学的北京大学，有责任和义务向大家交代）——这件事再一次将中国高校的行政化办学风气展示无遗，说明在高校中，行政拥有说一不二的绝对权利。
　　为此，相对于究竟是张在报复，还是邹真应该开路的答案，我们其实更应该关注大学的管理制度，能否做到不给任何个人进行私人恩怨报复的空间，能否保障每个教师平等参与决策的民主权利，能否从尊重学术规律、教育规律出发，保证学术权利、教育权利不受行政力量的干预。有了这样的制度，就不会让决策者出来声辩“清者自清”，制度会让人“想浊也难”；有了这样的制度，就不会让教师求告无门、左冲右突，成为孤独的制度斗士；有了这样的制度，也就用不着大家把有限的精力用在无限的折腾上为这一桩桩吵架案所累，而可真正做到一心关注教育与学术。
　　延伸
　　《齐鲁晚报》2007年6月13日：
　　“邹恒甫事件”为何引来如此轩然大波？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张维迎和邹恒甫都是圈内响当当的人物。二是近年来经济学家和高校体制饱受突围之困，早已深陷舆论的漩涡当中。以高校体制为例，无论是陈丹青震动一时的辞职清华，还是余波未息的人民大学张鸣事件，都暴露了高校体制的软肋。
　　

教授与院长的战斗，为何输的总是教授？（1）
事件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邹恒甫教授（准确地说，应该是前教授，因为他已经被学院开除）最近与院长张维迎先生“开战”，在其博客上连贴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是上书###长周济的公开信——说张维迎开除他是一种报复行为。
　　这让我很自然地想到前不久发生的另一起教授与院长的“战斗”，中国人民大学张鸣教授，因为两次与院长的公开冲突，而被撤去系主任职务，张鸣教授通过博客把事情原委描写了一番，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从当事人单方面公布的情节上看，两个教授均是得罪了院长，与当权者不配合，终于不得“善终”。而这两件事情，被“开除”、“被撤职”的当事人的态度，却有点不同。邹教授直接把矛头对准了张维迎，认为其在进行个人报复，而张鸣教授一开始便认为与院长并非出于个人恩怨，而是体制的问题。
　　观察
　　由此看来，我国大学中教授与院长的“战斗”，大致有以下结果。
　　教授与院长之“斗”，“斗”不出人格独立，只是以卵击石。中国高校的现行体制，决定了教授与院长的关系，是上下级的行政服从关系，而不是什么院长服务教授的学术关系。很多人其实明白，在高校中，“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领导认为你行，即便有再多的反对之声，也“平步青云”；领导认为你不行，即便你再有本事，也可以找到诸多不足，或者来一个“一票否决”。总之，你必须深谙这一规则中的“为人处事”之道，不能得罪领导，否则领导可以以很“正当”的理由，并通过“合法”的程序，利用所谓的院长办公会、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职称评聘委员会，甚至教授会——高校校内的学术组织，其实也完全被行政化，成为领导实现个人意志的工具——来实现领导希望给予你的处理结果。2007年发生的这两起著名教授与院长之间的“战斗”，其实已经表明教授在这样的“战斗”中，毫无胜算。而从这一点看，邹恒甫教授和张鸣教授的遭遇是一致的，现行体制，可以让领导的意志从容地得以实施，领导可以利用体制的力量来解决个人恩怨，方便地排除异己——个人恩怨既是私人问题，也是体制问题。
　　教授与院长之“争”，“争”不出是非曲直，只是一地鸡毛。事实上，如果不去深究教育体制，单看当事双方的各执一辞，以及相关舆论的纠缠，我们发现，在目前的情形下，由于有太多利益的相互钳制，当事双方究竟谁拥有正义，事实的真相究竟如何，我们根本难以触及。事情最后是不了了之，难有是非公断——这可不是现代大学制度所应该有的教育局面、学术局面。说实在的，我真希望院长们能拿出令人信服的材料——对于邹教授来说，相关材料应包括：聘用合同规定他究竟要做多少工作，他究竟上了多少课、带了多少学生、做了多少科研，与他相同身份的教授目前工作状况又是如何（如果类似他的人依旧好好“工作”着，就难免有专门针对他的嫌疑）——告诉大家，教授是完全错误的，完全在无理取闹，但很遗憾的是，院长们或以“高风亮节”的姿态表示不屑一辩，或以领导的口吻教训教授不要影响安定团结大好局面、要自重自爱，让大家只能雾里看花，能不能看清就看自己有没有“慧眼”了。
　　如此争斗案例增多，无益高校学术风气改观，只会使行政化变本加厉。毫无疑问，既已发生的教授与院长的“战斗”故事，给所有在校的教授们上了生动一课——按管理学时髦的话语说是“经典案例”——告诉教授们，不要去挑战行政权威，不要乱说话，安分守己，才有好果子吃，否则，等待大家的是扫地出门。而在大家选择屈从行政体制的同时，学界诸公对行政权力的渴求将进一步旺盛，在这样行政管理体制之中，太多的人渴求拥有行政权力，而一旦拥有行政权力，也就几乎等于拥有一切，行政之手可以伸入教学中的招生、培养、课程、教材各环节，科研中的课题申请、论文发表、学术著作、成果申报各领域。我之所以更相信邹教授说的可能是实话，因为早在《体制迷墙》一书中，我就指出，一些单位之所以用很高的出场费请一些大学的院长开讲座、做报告，其实冲的是其院长身份以及这身份后的各类资源，包括招生资源、企业形象资源等，中国高校的学院院长半个小时的课可以值上万元、几万元，要么表明中国高校的学术水平实在太高，要么表明中国企业实在太富，要么表明中国的学界太腐败。具体是哪一种，大家自己试着分析。
　　中国大学要获得真正的发展，必须减少校内的权力争夺，必须淡化校内行政权力对资源配置、学术发展的影响，否则，就无法有健康的学术氛围。如果“学者们”被无休止的权力之争折腾，或者小心翼翼避免触及雷区，开展真教育、进行真学术，还有什么可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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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领导职数能减少吗？（1）
事件
　　《北京青年报》2007年8月10日报道，地方四级党委换届完成，经过换届和调整，省市县乡党委班子职数均比上届减少，分别减少775个和33236个；党委副书记实际配备人数也比上届有较大幅度的减少。其中，换届后的全国31个省级党委除西藏、新疆保留4位副书记、内蒙古保留3位副书记外，其余各省、区、市党委副书记职数均为两人，其中一人兼任行政首长，另一人为专职副书记，“一正两副”模式成为地方党委领导机构的主要形式；县乡则分别减少5165人和41476人；党政交叉任职也比上届有所增加。
　　观察
　　领导班子职数的减少，党委副书记职数的减少，被认为是此次换届的“亮点”之一，体现了精简、高效的原则。我不由想到，中国大学的班子领导职数，副书记、副校长职数是不是也应在这样的大背景中，进行精简呢？
　　查阅高校网站，我们得到以下数据，985高校、211高校一般有党委副书记4名，有的985高校（亦被称为副部级高校）还设一名常务副书记；一般有副校长7~8名，有的985高校还设有多名常务副校长。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为例，北京大学，党委书记1名，党委常务副书记1名，党委副书记3名，校长1名，常务副校长3名，副校长4名；清华大学，党委书记1名，党委常务副书记1名，党委副书记3名，校长1名，常务副校长1名，副校长7名。
　　对应于这样的领导规模，高校一般拥有20~30个不等的党委职能、行政职能部处，每个部处的副处长一般有3~4名（还不包括处级调研员），也就是说，仅从机关层面分析，高校管理机构中就拥有150名左右处级干部。如果再考虑院系分党委、总支班子，院系行政班子，高校真可谓“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
　　领导职数的过于庞大，已经被充分论证是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的重要原因。对于高校来说，臃肿的机构、庞大的管理队伍，不但花费本就不充足的办学经费，导致大学办学成本居高不下，而且，造成本应属于办学性质的教育机构，成为官场气氛浓郁的行政部门，甚至有进一步“衙门化”的趋向，大学，不是教育家办学，而是行政长官办学。
　　大学的行政化，早已被诟病，被认为是影响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最大障碍，但是，近年来，大学行政化的趋势，非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走势坚挺。其中，将部分大学的党委书记、校长确定副部长级，按副部长级干部的级别来配备，是最明显的标志。有人认为，将大学分为副厅（专科层次高校）、正厅（本科层次高校）、副部（至2007年底，985高校43所），是让大学处于不平等竞争。而事实上，学校行政级别的最大影响，在于领导的办学价值取向，首先是官员立场，其次才是教育者立场，行政级别的差异将诱导高校领导为追求级别而追求大学的办学层次，而行政级别与社会官场的对接，直接导致高校领导看重政绩以及仕途发展而可能置教育规律于不顾，乐于追求短期效益、完成数字指标。一些副部级高校之所以设置3个常务副校长，基本上不是出于办学需要，而是出于级别考虑，因为“常务副”是正厅级，而“一般副”则是副厅级。
　　我认为，十七大之前地方换届传递的信号，值得教育界深思。连党政部门都在走班子精简之路，作为###门的大学，精简班子，也恰逢其时。为此，有三点建议。
　　一是减少党委与行政的副职数。国外著名高校，最多一名校长，三四名副校长，这就是整个校领导的“规模”。虽然我们有现实的国情，但是，过多的副职，只能导致党政功能的重叠，以及领导分工的极度细化，必然出现校长干处长的活、处长干科长活的局面。从目前情况看，高校的党委班子与行政班子，均可至少缩减一半，党委副书记最多设置2名，副校长最多设置4、5名。
　　二是尝试党委书记与校长的兼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高校当前的管理制度。这一制度中，党委怎样领导、校长如何负责，一直是高校的难题，一些高校中，书记与校长之争，贯穿在战略、人事、财务之中，折腾了不少人的精力。除了可以尝试党政交叉任职之外，有条件的高校（校长为党员），实则可以试点党委书记与校长的兼职，这样，不但可以减少职数，更重要的是，可以减少内耗，提高“校长负责”的可能性。
　　三是发挥学术机构的决策职能。也许有人会担心，减少职数和集党委书记和校长于一身，是否会导致权力更集中，一把手更缺乏监督。作为教育机构、学术机构的大学，关于教育和学术的决策，其实应该由学校的学术机构做出，而不能依靠党政会议。只有党政在学术决策中的作用弱化，才能突显大学教授会、学术委员会等学术机构的地位，才有实现教授治校的空间。
　　大学的行政管理体制，被广泛认为是中国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瓶颈，只有突破这一瓶颈问题，才可能让大家看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希望。当然，以上的建议，只不过是现实环境中我们有条件可以尝试做的事，对中国大学来说，全面取消行政级别，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还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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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评估，只有“精简”是不够的（1）
事件
　　###2007年7月18日公布《关于加快研究型大学建设增强高等学校自主创新能力的若干意见》。《意见》强调，我国要建立符合研究型大学特点的评估制度。组织专家对研究型大学进行绩效评估，重点是学校规划的完成情况和各项目标的执行情况，为政府支持研究型大学发展提供政策咨询，同时，大幅度精简对研究型大学的其他各类检查、评估活动。
　　观察
　　对于饱受行政评估之困的中国高等教育来说，这不失为一条“好消息”。可是，我十分担心，这个大幅度“精简”是否会得以真正落实，以及能否真正改变高校的评估困境。
　　近年来，包括本科教学评估在内的各项评估，名目繁多，诸如博士点评审、重点学科评审、国家精品课程建设、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评选、工科教学基地建设评估、人文素质教育基地建设评估，一所学校一年之中，迎接大大小小的各类评估，不下10次，耗去有关校领导、职能部门大半的办学精力，而一次评估，从专家的评审劳务费、接待费，到评估准备中的人工费、材料费，少则几万元，多则数百万，“烧钱”无数。
　　这么多的评估为何会出台？就在于有关部门希望由此体现自身的行政权威，道理很简单，有评估才有抓手，有抓手才会被学校重视，被重视自己才有地位，才有利益。因此，几乎各高校对口的每一个教育主管部门的机构，都在设计能体现行政权威的评估。美其名曰，加强质量建设，规范教育管理。
　　但由行政倡导的评估，主要在于展示自身政绩的动机，超过了发现问题进行整改提高的动机，道理也很简单，哪个行政部门会说自己管理之下的机构和部门个个有问题，个个不合格，那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如果教育主管部门想真正进行真实的评价，就应该在学校不知情、不做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派专家到学校随堂听课、与教师和学生交谈，发现真实的教育教学情况，而不是兴师动众，留给学校大量准备时间，要学校组织教师和学生来参加座谈会。教育主管部门的这种心理，其实也被各学校看在眼里，于是与评估泛滥对应的是评估疯狂造假。
　　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了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而现实中，高校的办学自主权相当有限，高校不但不能按自己的标准招收学生，也不能按自己的标准设置学科、开设课程，甚至不能按自己对课程的理解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教学。教育主管部门，已经将手伸到学校最基层、最细小的环节，他们既是官员，又是校长，还是教授、系主任、老师，把该设什么学科、该上什么课、怎样上什么课，都给安排好了。这严重打击办学者、教育者的主动性，消解了大学教授们的学术自治能力。
　　行政评估能在高校广泛推行，依赖于国家对高等教育资源的垄断，反过来，行政评估又进一步强化了高等教育资源的垄断。最近几年来，学者一直呼吁行政部门要退出评估、评审，把评估交给市场中介来做，由此减少行政对教育、对学术的干预，减少权力寻租的可能，并还学术评价、教育评估以本来面目。
　　###目前“表态”要“精简”评估，虽然针对少数高校，但也似乎顺应了这种呼声，可是，由于不知道###究竟怎样精简评估，精简之后的评估采取怎样的手段推进，我们很难判断行政力量是否由此减少对教育与学术的干扰，要知道，一项本科教学评估，就已经让很多高校吃不消。当一项评估，其结果与教育投资、拨款，甚至与学校（一些民办小学校）的生死存亡紧密挂钩，让高校不得不屈从于行政压力，迎合行政的要求。
　　###“精简”评估，显然是希望继续“坚守”评估阵地，继续发挥行政评估的作用，如此一来，大学想摆脱评估困境，也就难有可能。只有政府部门“退出”高等教育评估领域，才是真正正确的选择。行政评估的退出，教育与学术的评价则应该由市场中介来做。
　　按市场机制进行的评价，首先必须有符合学术发展、教育发展规律的指标体系；其次必须有防止作假、不公正因素的评价手段，保证数据获取的真实性、客观性、即时性；再次必须有评价者的公信力，不因政治、商业等利益因素，任意篡改数据、修改结果。客观上说，目前在国内，尚没有公信力强、评价指标科学、评价过程透明公正的市场中介，这与社会诚信有关，也与高等教育发展不成熟有关，但是，这不应该成为行政评价存在的理由。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由于政府评价的强势，导致了市场机制的残缺，正是由于政府自身乐于参加评价，却不愿意制订规范的高等教育评估行业规范，导致目前高等教育评估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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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舆论让大学“左右为难”吗？（1）
事件
　　《新京报》2007年10月9日报道，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开学后作出规定，不允许大一新生自备电脑。校方称，此举可以防止新生沉迷于电脑游戏。
　　观察
　　这条消息，引起了社会的广泛争议。但其实，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近年来，几乎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有高校禁止新生用电脑的新闻传出，都会有随之而来的争议。
　　我注意到，与往年讨论大学究竟该不该禁止新生在宿舍里用电脑不同，今年有一些议论，指向了社会舆论，认为社会舆论让大学左右为难——大学禁止新生用电脑，舆论说其把大学生当小孩，是信息时代中的“倒行逆施”，而如果不禁止新生用电脑，自控力很差的新生因为沉溺电脑而退学，舆论又责怪大学没有起到管理引导责任。类似的，还有大学对待学生恋爱的态度，加强对学生恋爱的管理，被舆论指责不但违法，还缺乏人文关怀，而放任学生自由恋爱，由此出现的学业问题、情感纠纷，却也要学校买单。
　　此话乍听上去很有些道理，让大家觉得大学的处境确实十分艰难，不由思考社会舆论应该给教育发展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可是，真是社会舆论让大学左右为难吗？
　　首先，我国大学的办学，注重社会舆论吗？对于这个问题，大学领导肯定会一致回答，十分重视，今天有多少学校不关注媒体对学校的新闻报道呢？而且有机构已经对大学按照媒体关注度进行排行。但是，从总体看来，学校更希望媒体按照学校的单方面信息发布，来对学校形象进行宣传，而不希望媒体来学校找那些敏感题目，对学校的办学质量进行舆论监督。如果说这是所有机构对待媒体的共同心态的话，那么，对于既已出现的批评报道，高校的处理方式，却比较独特。往往并不是在办学中，注重吸收舆论的合理意见，接受舆论的批评，加以完善与改进，而是用时间的武器，让批评与办学不相交——多年来，社会舆论一直批评教育质量在下滑、高校办学成本过高、教授学术诚信问题严重，可是这种批评对现实有多大的改变呢？经常发生的新闻事件是，对这所学校的问题进行了曝光，可不久之后，另一所学校也发生同样性质的事件，甚至有可能在若干年后，这所学校还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就拿禁止新生用电脑这件事来说，社会舆论反对高校禁止新生用电脑，其实早在四五年前就提出建议，希望高校不要采取粗放式的方法一禁了之，而应该通过老师与学生更多的交流，引导学生形成选择的意识、自我规划与负责任的意识，但是，有多少高校接受这样的建议呢？接受这样的建议，意味着高校必须转变现在更多重视科研而在教学上投入不足、忽视人才培养的问题，重新构建人才培养与管理体系。由于高校没有接受这样的建议，所以，管理方式依旧，争议也就依旧。
　　其次，即便大学左右为难，也是因为管理的决策缺乏民主过程。左右为难，有时也就意味着“左右摇摆”，盲目跟风、意志不坚定、朝令夕改。发生这种情况，多半原因在于决策缺乏民意基础，经不起质疑，经不起风雨。我国高校的决策，主要来自行政管理，由行政领导拍板，而没经过教师、学生参与讨论的民主决策程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多年来位居全美大学排行榜榜首，但这所学校却没有我们这里认为十分时尚、热门的医学院、法学院、商学院，虽然其校方表示曾经因为不发展医学、法学、商科的决策，受到社会的质疑，但是，由于这一决策，不是少数几个学校领导作出的，而是全体教师、学生参与决策的结果，因此，学校从不为此而犹豫，而且学校的发展，正得益这样的决策，把精力集中在自身擅长的领域，而不是分散到自己不擅长的领域，做梦把所有学科做大做强。同样的美国大学，还有加州理工学院，这所培养了31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世界一流大学，至今只有2000多名学生的办学规模，整个学校也只有6个教学部。
　　反观我国大学，过去几年中，有多少学校进行了合并？有多少学校数倍扩大了学校办学规模？有多少学校新增了一个又一个“社会急需”的学科？又有多少学校改名换姓？这些学校的上述决策，听取了教授、学生的意见了吗？没有听取教授、学生意见的行政决策，由于行政管理者趋同的价值观念，必将导致大学的趋同、失去个性与特色。
　　对于以上大学发展举措，近年来的质疑也不断。按照社会舆论让大学左右为难的逻辑，这些学校的领导确实也在抱怨，自己发展大学的行动为何没有得到一致叫好——合并会受到责难，学校不合并也会受到责难，说什么条块分割、资源没优化组合；不发展新学科会受到责难，发展也受到责难，说什么不注意保持传统与特色，轻率发展新学科；改名会受到责难，不改名也会受到责难，说什么名不符实、缺乏吸引力、限制了学校发展……但是抱怨归抱怨，领导们的意志从来没有因社会舆论而发生改变，否则，就不会有“合并潮”、“改名风”了。
　　要让大学真正关注社会舆论，必须有教育的市场机制，让教育有竞争的压力，在竞争中吸收合理的社会舆论因素，提高办学质量，树立学校品牌；而要让大学不轻易为舆论所左右，不跟着社会舆论走，那就必须使大学有保持自身特色的内部决策机制，让大学的决策有教授、学生的民意基础，改行政决策为学术决策。这是当前高校发展需要解决的两方面重要问题。
　　

工程思维有碍一流大学建设（1）
事件
　　“要像抓工程项目那样，抓大学发展，抓学科建设，抓科学研究，抓教学质量”，“大学的文科建设，要借鉴工科建设的经验”。前不久，我参加一次增强大学活力的座谈会，几个高校领导认为，大学要快速发展，工程思维没有过时，而是用得不够，贯彻得不够。
　　观察
　　大学领导认为工程思维用得不够、贯彻得不够，是指大学教师没有被有效组织起来，像完成一项重大工程项目一样，共同瞄准一个目标奋斗，尤其是文科教师，基本上是“一盘散沙”，这样的教师队伍，不但“散”——精力分散，而且“慢”——出成果慢，严重影响了学校发展的速度。因此，增强大学活力，在于有更明确的目标、更详细的规划、更合理的分工、更细致的进度检查。
　　这种言论，并不新鲜。在过去10多年中，无论是推行教育管理改革，还是科研体制改革，基本上都是采用大家比较熟悉的“工程思维”，推出某一个“工程”，确定“工程”在多少年内一定要达到某个“目标”，随后拿出相应的规划，制订检查评估的数字指标。“工程思维”的倡导者认为，只要有足够的人力、财力保证，就能在规定时间中，按照预先的计划，做出相应的成果，达到建设的目的——这好比建设大桥、大坝、大楼，拿着预先设计的图纸，配备足够的材料，投入合格的人力，不但可以准时完成工期，还有望提前“竣工”。
　　“工程思维”之所以能在大学中广受推崇，大致有以下原因。
　　一是整个社会实用主义的影响。希望大学能早出成果、快出成果，早日建设成一流大学。顺应这种要求，大学自然需要制订一流大学建设进度表、科研水平提高进度表，而进度表，乃是工程建设的基本工具。
　　二是高等教育的行政化管理。我国高校领导大多有行政级别，由行政管理部门任命，因此无论是高等教育的举办者，还是高等教育的办学者，无不希望自己能有可显示的任期政绩，包括研究出多少数量的成果，发表多少数量的论文，申请多少专利，培养多少各种学历层次的“高素质”人才，等等。我们可以看到，不少校领导都希望拿这些数据与上任时的数据进行对比，以体现自己的政绩突出。取得这样的建设成绩，最有力的手段就是推出“工程”，明确指标，细化考核，层层分解、传递“工期压力”。那些科研论文数量上升多、申请专利增幅快的学校，也被广泛认为是富有活力的学校。
　　三是不少高校领导的工科教育背景。目前我国理工见长的高校，几乎所有校长都出身工科，而综合型大学，超过半数的校长，也出身工科蓝劲松：《中美研究型大学校长学术背景之比较》，《二十一世纪》2004年8月。。出身工科本不是问题，而是因为他们往往是“学而优则仕”，大多在本行有不错的学术成就，但却缺乏先进的教育理念、科学的管理经验，只有把从事本行学术研究时的“成功经验”带到学校领导岗位，因此往往采取工程管理的方式管理大学。这种管理方式，对应用技术研究，还有一定作用，而对于基础理论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却很不适合。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也被经费化、课题化、实用化，按照统一规划做命题文章，完全没有了学者的独立思考——离开了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对理想制度的设计，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也就没有了多少价值。
　　大学的工程思维，让今天的大学，处处充满“进度”的焦虑、指标的压力，大家所见是项目、课题、经费、论文，而看不见学者的淡定、研究的从容。大学的文化与大学的精神，都被格式化为“工程建设”的工具，而不是体现在每个有鲜明个性的人身上。在工程思维中，我们已经习惯了用各种指标来评价大学的发展与大学的地位，并以为某些指标达到某一数据，就可跻身世界一流，而这完全是对大学的误读——真正的一流大学，看的不是多少论文、多少数量的成果，而是它汇聚了怎样的人，培养了怎样的人，这些人在以怎样的方式工作与生活，简单地说，即人与制度。今天的高等教育，之所以有大学无大师，有教育的地位却无教育的尊严，皆因为以上原因。
　　发展我国的大学，不是一味按照工程的思维，制订一系列规章让教师、学生遵守执行，不是把所有教师纳入工程体系按一种方式工作，而应建立一套合理的制度，保证教师和学生的自主性与创造性，并发展他们的个性与兴趣。当教师和学生的自主性、创造性得到发挥，个性和兴趣得以体现，大学所期望获得的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也就将不期而至。
　　与工程思维不同，适合大学发展的制度，必须体现多元文化、进行多元管理，具有人文关怀。所谓多元文化，就是要允许不同学术观念在校园并存、碰撞与交流，允许教师自主地开展自身感兴趣的研究，实现学术自由，这就要求大学必须拥有办学自主权，减少行政力量的干扰与约束，并在办学自主权基础上，鼓励教师自主教学、自主科研；所谓多元管理，就是要根据不同学科、不同教师的特点进行不同的管理，不能用相同的办法要求不同学科的发展，尊重学科发展规律，这就要求大学必须改革对校长的遴选，以及突出学术管理的作用，不要太看重校长人选的学术成绩，而要关注校长的治校能力以及全球化的教育视野，同时要真正发挥教授会等学术组织在学术问题中的决策作用。在多元文化构建与多元管理中，人文关怀是必须的，要时刻体现教师为本、学生为本，而不是“官本”，否则，多元文化与多元管理，只能是“理想设计”。
　　

大学校训：不能只玩文字游戏（1）
事件
　　最近一段时间，听到不少大学为迎接本科教学评估，重新确定了学校校训。上网一查“新校训”，有高校花钱征集新校训，有高校正在组织师生学习新校训，还有建议高校改校训。
　　高校之所以要征集、启用新校训，据说，一是以前的校训不美、没文化、没个性，二是为了建设新的大学校园文化之急需，新时代需要新校训。对于这些理由，得到一些印证。曾经有一位研究大学文化的学者告诉我，中国大学的校训很多雷同，且过于“口号式”，以至于无法进入大家脑海，被大家遗忘。比如，就有很多学校将求实、创新、实事求是、团结、进取、勤俭、严谨等词语，进行排列组合，形成学校的校训——诸如“团结、求实、创新、进取”，“团结、严谨、勤奋、求实”、“团结、勤俭、求实、奋进”等等。而在前些年，一些网站还推出了最受欢迎中国大学校训评比，希望唤起学校与师生的校训意识。
　　观察
　　大学启用新校训，显然是意识到大学文化建设、大学精神塑造的重要。但是，在我看来，比校训字眼更重要的是实践校训。
　　我国大学的校训，确实存在雷同与“口号式”的问题，但是，也正因为没有去实践，才使得校训成为简单的口号，弄得大家爱理不理。比如，今天，在不少人眼里，“团结、勤俭、求实、创新”已经“老掉牙”，可是，如果能做到其中任何一条，都很了不起。做到团结，我国大学内部就不会出现各种权利争夺；做到勤俭，就不可能出现超大校园、豪华大门、观光电梯，以及至今不透明的高校办学成本；做到求实，就不可能在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中出现各种形式的弄虚作假；做到创新，也不可能出现高校自主创新能力一直十分薄弱的问题。有不少人认为，“求是”、“实事求是”已经很没有意境，已不适合时代，但是，对于一所大学来说，能做到“求是”，说真话，做真事，已经难能可贵，如果能践行这样的校训，中国大学就不可能存在当下这样的学术风气和学术环境了。
　　诸多事实表明，不是大学校训出了问题，不传神，被大家遗忘，而是实践校训的制度缺失。换句话说，中国高校并非缺乏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理念，并非不懂得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而是没有制度来落实这样的理念、建设这样的文化。
　　看看我们经常对比学习的国外大学的校训，其实，他们有不少也很直白与“口号”，与我们不同的是，他们把校训写进了自己的办学思想，也写进了每个办学者、教育者的行动中，成为办学的实践——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校训是“让这里光芒闪耀”，如果放到国内高校中，也会被认为是高调的口号，国内高校不乏宣称自己是知识的沃土者，可有多少人相信呢；哈佛大学的校训是“让真理与你为友”，这与“求是”有本质的区别吗？密歇根大学的校训“艺术、科学、真理”，与北京大学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从字眼上看，又有多少不同呢？
　　对于中国大学来说，不实践校训，而玩文字游戏征集校训、改校训，除了表决心和花费一些财力、物力之外，意义并不大。也正是如此，我在一些大学了解到，不少学校老师和学生，对学校征集新校训、组织学习新校训，并不积极，甚至冷嘲热讽。通过宣传、教育，由此硬性使师生记下校训，是容易的——这不过是使新校训成为新口号的一个过程——要将校训落实到办学之中，必须改革大学的内部管理制度。国外高校能践行其校训精神，而国内高校却往往只能把校训停留在文字与口号，可望而不可及，重要差别在于，国外高校有相应的制度环境，能保障大学有自主办学的空间，能实现自主办学与学术自治——因为自主办学，所以学校能在教育竞争中凸显个性；因为学术自治，所以学校的教师与学生能自由传播知识、创造知识，让大学光芒闪耀，能做到与真理为友。
　　言为心声，如果从确定校训那天开始，校训就无法在办学实践中落实，那么校训越深刻，只能越显示办学的肤浅以及办学者对现代大学理念的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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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大学能从西南联大找到灵感吗？（1）
事件
　　据《中国青年报》2007年9月14日报道，从今年起，曾经合组西南联合大学的三所名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将通过校长圆桌会议的方式，定期会商学校发展情况，携手致力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三位校长说，三校要在教学科研、师资队伍、学科建设等方面，发挥各自优势，优化合作。
　　2007年10月27日，西南联大建校70周年纪念活动在清华大学举行，国务委员陈至立在会上表示，西南联大是一个奇迹，是一个永远的光荣和丰碑，其办学经验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宝库，为今天发展高等教育事业、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培养创新人才、建设创新国家提供了宝贵借鉴。
　　观察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毫无疑问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这三所名列“985”工程的大学的共同追求，而在70年前曾经共同创办出被称为中国教育史上最强的大学，并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的“西南联大”的经历中，寻找“灵感”，以尽快达到“目标”，也就顺理成章。
　　但是，他们真能从西南联大的办学中，寻找到今日办学的“灵感”么？真能通过在教学科研、师资队伍、学科建设等方面的合作，就能携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么？
　　有几点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最为相关的“灵感”，今天的大学可能无法找到，也不想找到。
　　今日的大学领导，无一不能说出梅贻琦先生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可真正实践起来，却难以达到梅先生等先贤们的境界。梅先生认为，教授与校长相比，校长固然重要，但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椅子凳子的人，最重要的是教授吴秀文：《西南联大的管理特色及其启示》，《现代教育科学》2006年第2期。。而我们所能见的现实是，秘书给领导拿着包、撑着伞，教授搬好椅子站着等领导以及学校行政机构负责人入座。
　　今日的大学领导，无一不在谈教育家办学以及先进的教育思想，可是，他们既不能像北京大学老校长蔡元培先生那般明确主张，“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更不可能有西南联大那般的作为——抗战爆发后，###长陈立夫利用军政统一的号令控制大学，频频得手，但在西南联大却未能得逞。他一方面企图排挤几位联大的现有常委，又想从校外委派专职的国民党职业政客担任联大训导主任。联大当局以“教授治校”为三校一贯传统必须尊重为由，将陈立夫企图委派的人顶了回去。今天的大学领导，尤其是“985”工程的学校，本身就是副部级高官，而且不少由政府部门“空降”，怎可能不按官场规则处事？以至于前不久###副部长赵沁平对少数大学的官本位倾向也表示忧虑，认为这在影响学术的发展，大学作为时代和社会灯塔的作用也就会逐渐失去色彩。
　　今日的大学领导，无一不理解大学学术管理的重要，并在各种论坛高谈阔论，可是，在大学校园里，学术管理几乎被行政管理全面包围并蚕食。不谈其他，仅作以下对比。西南联大期间，实行的是校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教授治校，校常务委员会是最高行政领导机构，由三校校长和秘书主任组成，常委会之下只设三个处：总务处、教务处和建设处（后改为训导处），校长、教务长、总务长、各院院长以及各系主任均由教授兼任，没有副职，职工人数也比较少，常是一人兼任数职，而且，教授充任行政职务属兼职，不是官员，不增薪水，照样上课。而反观今天的大学，北京大学，1名党委书记、1名常务副书记、3名副书记、13名党委常委；1名校长，3名常务副校长，4名副校长，有管理机构19个，每个机构除正职外，有几名副职。清华大学，1名党委书记，1名常务副书记，3名副书记，党委下属机构11个；1名校长，1名常务副校长，7名副校长，行政下属机构26个。南开大学，1名党委书记，3名党委副书记；1名校长，1名常务副校长，6名副校长（1个党政兼职）。这样的管理机构设置，不但使办学成本高居不下，还影响办事的效率，并让一些学术机构——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授会的功能极度萎缩，在学校决策中，教授根本没有多少发言权。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今日大学能从西南联大找到灵感吗？（2）
今日的大学领导，无一不理解大学学术研究的重要，并鼓励自主创新，强调自主知识产权，可是，却很少给教授们“自主创新”的空间。在西南联大，梅贻琦始终坚持“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因而，联大始终坚持学术自由的传统，学术上自由争鸣之风相当活跃。由此汇聚了一大批著名学者，既有像闻一多、张奚若、陈序经、钱端升、杨振声、吴晗等那样直接批评政府的教授，也有国民党开明分子冯友兰、雷海宗先生，三青团的姚从吾、陈雪屏先生。而对今天的大学教授来说，大多正在学校为他们设定的课题指标、经费指标、论文指标中折腾，并为了申请课题，填表格、做汇报、跑关系，哪有精力研究自己感兴趣的学术问题，自由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
　　今日的大学领导，无一不理解人才培养的重要，并要求人才培养接轨国际，走向世界，可是，又有多少学校真正在制度设计中，体现教学的重要，并引导教授们乐于为学生上课呢？作家张曼菱在《西南联大启示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中讲述了一个故事：当时胡适在国外，他在美国偶然看见一本拓扑学的书，他马上把书买下，因为邮寄费特别贵，他就把书皮精装去掉，光要那个芯子，然后寄到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们就互相传阅、抄，陈省身先生说，抄了以后就马上讲给学生。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西南联大可以在昆明那种茅草棚里，可以教出和国际接轨的学生了。相比抗战时期，今天的办学条件好多了吧？可我则听到这样的消息，有一些学校的学生强烈反对教师用多媒体设备给大家上课，因为他们曾遭遇教室停电，有的老师居然不知道这节课该讲啥的“奇境”——不少课件是一个老师一次制作，多个老师多次反复使用，老师根本不备课，而是从其他老师那里借来PPT对着念，备课的环节、上课板书推导的环节都省了，停电自然让没有准备的老师们不知所讲了。
　　2006年2月，邹承鲁先生曾提出建议，为了我国教育事业的继续辉煌，现在有必要重建西南联大。按我的理解，老先生是希望，能有像西南联大那样办学的一所大学在，否则，即便有形似而没有神似，拷贝会大大走样。对于三校的圆桌会议来说，如果不去学习西南联大的管理制度、办学传统与精神，改变今日大学的行政管理模式，也就很难真正携起手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延伸
　　《长江商报》2007年10月29日：
　　适逢有“大师摇篮”之称的西南联合大学成立70周年，回望这所“中国学人的心灵故乡”，对孜孜于世界一流大学之梦却独缺大师的中国大学当不无启示。
　　论规模，今天一所普通大学一年的招生人数，即超过西南联大近9年的总和；论条件，这样一所辗转于穷山恶水间，“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屡有“茅屋为秋风所破”之忧，并随时准备“跑警报”的战时大学，与时下一座校门即耗资8000万元甚或兴建五星级酒店的奢华不啻天壤之别，之所以孕育了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诺奖得主、7位“两弹一星”元勋、171位两院院士等璀璨群星，答案也许就在冯友兰起草的纪念碑文中：“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人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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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赶走“蹭听生”应该吗？（1）
事件
　　《北京青年报》2007年11月3日报道，从11月5日开始，北京大学将对进入教学楼的人员抽查学生证件。对于抽查中发现的没有任何证件的人员，校方会劝告他们自觉离开教学楼，而本校学生或者持有正规旁听证的校外人员并不会被拒之门外。
　　对于这一举动，北京大学有关负责人表示，此举与即将开始的本科评估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维持正常教学秩序，堵住挤占学校教学资源的个别社会闲散人员。
　　观察
　　北京大学的“理由”，有一半显得很“诚恳”，解释了学校不得已的苦衷。在关系学校声誉与未来资源获得的本科评估中，任何学校都不可掉以轻心，学生迟到、旷课、上课不认真、与校方管理人员发生冲突，都将直接影响评估的成绩。对此，学校可以采取加强纪律管理、考核的方式约束正式学生以及办理过旁听手续的旁听生，但却无法找到更有效的办法管理那些没办过手续的“偷听生”和“蹭听生”，如果把“偷听生”和“蹭听生”的迟到、旷课、上课打瞌睡等问题也算到正式生的头上，这不是让学校承受“不白之冤”？因此，赶走“偷听生”和“蹭听生”，可能是防止评估时产生误会的最有效的办法。
　　而另一半理由，则显得很“牵强”。赶走“偷听生”和“蹭听生”，就可能建立良好的教学秩序？个别“偷听生”和“蹭听生”，怎就挤占了学校的教学资源？客观上说，以“偷”和“蹭”的姿态，不为获取一张学历证书，出现在大学课堂上的学生，对知识的渴求，可能更超过某些正式学生，他们要么当初成绩未达到学校录取标准，要么缺钱缴纳旁听费，但他们渴求获得知识。这样的学生，除非学校用强制手段赶他们出校园会由此引发冲突，一般情况下，他们会十分遵守教学秩序，不会迟到、不会旷课、不会上课打瞌睡。另外，今天的大学课堂，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学生旷课、逃课情况比较严重，一些学校甚至出现了“必修课选逃，选修课必逃”的“逃课语录”，就连北京大学，也正在采取措施加强学风建设，减少学生迟到、旷课现象，对于这样的教学来说，少数几个“社会闲散人员”来听课，谈何挤占教学资源？事实上，历史上的北京大学，之所以给社会留下许多美好的记忆，正在于在北京大学的课堂上，曾经有既没有经过入学考试、也未办旁听手续、未经许可、自由来校听讲的“偷听生”。
　　从以上的“理由”中，我们不难发现行政性评估的不足，以及今天高校办学理念的偏离。行政性评估的指标以及评估方式，太看重外在的表现，并采取浩浩荡荡提前通知、集中考察的方式。正因为如此，高校才会根据指标体系，做充足的“准备”，以便接受专家的考察。如果评估不提前通知、不做集中的考察，而采取专家不通知学校，随时深入校园课堂、学生的方式；关注的不是外在的秩序与纪律，而是真实的课堂质量、学生评价，那么高校就不可能有这么多应景的准备，也不会担忧“偷听生”扰乱秩序——从教育的角度看，如果一所大学能吸引“偷听生”，让“偷听生”得到教育感化，这不是让教育资源产生更大的效益、折射出学校的办学质量吗？
　　大学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多重功能，它必须对自己的学生的教育质量负责，但同时，也应该以宽阔的胸怀，在不与本身教学功能、科研功能产生冲突时，开放校园，这是大学的职责所在。大学希望非正式学生，如果要旁听课程，都来办理手续，以旁听生的身份，参与教学活动，以便纳入教学管理，这是正确以及可以理解的，但是，学校也必须意识到，旁听的收费、旁听的审批条件，可能挡住了一些人成为旁听生的道路，比如，一位民工，想听慕名已久的北京大学某位教师的讲课，选择“蹭听”可能是唯一有效的途径。
　　我们希望，大学不要在重视教学质量、维护教学秩序的旗号下，办学越来越“小气”，越来越冷漠。这样的大学，校园可能更美、更干净、更“有秩序”，但是却难以成就为世界一流大学。因为所有世界一流大学，无不充满作为社会灯塔的大气以及以人为本富有人文关怀的大爱。
　　延伸
　　《南方都市报》2007年11月6日：
　　在北京大学，旁听早已是一种传统。今天的北京大学不再是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那是毋庸讳言的。但是，北京大学作为一所有着100多年历史的大学，一所有过“兼容并包”传统的大学，在中国拥有特殊的地位，世人对它多抱有仰慕之心，到北京大学去旁听，对于没有机会进入这所大学的人是一种向往，也是一种弥补，对北京大学来说，旁听的传统源远流长，而且曾经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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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地”之死与拆（1）
事件
　　存在于北京大学三角地数十年的信息发布栏2007年10月底被拆除。以往熙熙攘攘的三角地，如今显得格外冷清，原本贴满各种告示的信息栏已被拆除，只剩下一块三角形草坪。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信息发布栏已经不再是学生交流思想和信息的阵地，而成为商业广告的聚集地，贴满了各种房屋租赁、留学培训等广告。学生社团的信息被挤得无处可发，只能在三角地附近设置展板、展台等。最近，学校要迎接本科生教学评估，考虑到信息栏已经丧失了原本的功能，影响了校园环境，所以拆除。
　　北京大学保卫部综治办工作人员说，他们准备在这里设立电子信息屏，专门发布学生社团信息，由校团委管理发布内容。
　　观察
　　如果在前不久，你第一次去北京大学，来到大讲堂南侧，熟悉校园的人，会告诉你，那个张贴满学术、学习、商业等各种布告、纸条的地方，就是北京大学几乎与未名湖、博雅塔齐名，作为学校象征的“三角地”。
　　如果你知道在很多北京大学学生的文章中，三角地都被描述成某种意义上北京大学思想的象征；曾经耳闻“三角地”在20世纪80年代贴诗歌、贴作品、交流思想的盛况，看到现今的“三角地”贴满了房屋租赁、留学培训等商业广告，而难以找到学生交流思想的痕迹时，你可能发出“三角地”物是人非、今非昔比的感慨。其实，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不少人就曾感叹，“三角地”“已死”。
　　但如果在今天，你第一次去北京大学，来到大讲堂南侧，熟悉校园的人，会指着一块只有树木和青草、显得十分整洁的地方说，那里曾经是北京大学有名的“三角地”，最近，学校把它拆了。当然，学校有关部门负责人，并不承认拆了“三角地”，因为从物理概念上说，“三角地”还好好地在那里，只是拆了设在那里的信息栏。
　　对于一个不熟悉北京大学的人来说，拆去贴满乱七八糟东西的“三角地”，并没有多少伤感情绪，甚至可能会赞成学校治理校园脏乱差之举；对于曾经对“三角地”充满感情，看着“三角地”已经变质的人来说，拆去精神已“死”的“三角地”，也就那么回事；但也有那些对“三角地”精神尚存留念，对大学精神尚抱一丝希望的人，对拆去已死的“三角地”，感到难受与失落。
　　北京大学BBS上的学生们，就有这种割舍不了的情怀，所以他们纷纷发帖质疑与反对。他们问：拆除三角地是谁提出的？谁批准的？经过了什么程序？为什么大家完全不知情？ 在BBS上许多学生看来，三角地就是北京大学学生的精神家园，拆除与否理应尊重学生意见。
　　可学生们未免太“幼稚”，要知道，“三角地”为什么会逐渐死去，然后在“死去”中被“拆除”，原因就在于学校根本就没想到要尊重学生的意见——如果尊重学生的意见，三角地里那些充满思想的文字，就不会在学校的管理中消失；如果尊重学生的意见，学校当年推倒南墙建商业街，让学校由此商气十足的做法，可能就无法实行。可以说，大学的管理者更希望看到“三角地”的死去，然后顺理成章地拆去，最后把所有信息的发布审核权集中在学校的手中，选择他们想要发布的信息，以及过滤掉那些不适时宜的信息。
　　好在现在的大学里，有了BBS，学生的思想、信息可以在BBS交流，但是，大家都知道，BBS上的发言与讨论，也时常从建设“健康”的校园文化和“和谐”的校园文化出发，被过滤与删除，留下的，也就一些不痛不痒的牢骚，以及同学们自娱自乐的一些帖子了。“三角地”这一有形的思想交流阵地没有了，BBS也不能建设为新的思想交流的阵地。
　　任由大学生思想交流阵地的“死去”，并顺势“拆去”，而不是“重建”，这正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大势所趋”，而正在这种“大势所趋”中，校园失去了追求自由的理想、追求学术的精神，而只留下功利主义四处招摇。
　　如果从积极的角度去理解今天的高校本科教学评估，那是政府在想尽办法促进高校重视人才培养质量。那么，政府部门是否思考过，怎样的人才，才是有质量的人才，是哪些唯唯诺诺之辈么，是哪些只懂技术不懂思考不会发问之辈么——真正的人才，应有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人格，有担当，能负责。如果要保障这样的人才培养质量，政府部门所做的，大学领导所想的，不是为“三角地”的环境整洁而高兴，而应为学生的思想贫瘠而忧虑，并从根本上考虑政府对高校的管理，以及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延伸
　　《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肖复兴文：
　　众所周知，北京大学三角地存在，体现了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伊始时的民主自由的政治与学术的风气，彰显着那个时代学子们的心情和表情，刻印着历史行走的一点轨迹。可以说，它是历史的一个陈迹，也是时代的一个见证。后来者走过那里，即使现在早已经面目皆非，也会想起过往的历史，说一句：哦，这里是三角地，就跟说未名湖一样。
　　《新京报》2007年11月2日：
　　三角地曾经代表着包容、平等、开放的精神，在处理三角地问题上应秉承这种精神。拆与不拆，如何拆，都可以通过公开讨论，反映并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今天，宽容和批判精神在北京大学如何得以继承，其实是人们最值得珍惜的，也是人们最想看到的。
　　

选学生会干部怎可效仿公务员模式？
事件
　　《今日早报》2007年10月29日报道，今年，浙江林学院不再采取往年常用的组织推荐、民主选举等方式，而是全面实施和公务员录取制度相同的招考方式。按照招考原则，第一轮考试中，学生会按照1∶3的招考比例，划定统一分数线，然后将上线的同学根据不同的意愿，安排到各个部门进行复试。通过复试的同学，将经过审查、公示等程序，走上相应的学生干部岗位。
　　据校方和不少同学反映，此举不但可以有效杜绝以往学生会选举拉票的不正之风，而且还可以把优秀的学生选拔到学生干部岗位来，而也有一些同学对此表示反对，认为这阻碍了一些热心学生工作的同学参与学生服务的积极性。
　　观察
　　其实，这所有的支持与反对之声，都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学生会的本质是什么？它能被作为“政府组织”对待，采取公务员选拔方式招录干部吗？
　　最近，西南联合大学正纪念建校七十周年，人们在分析西南联合大学之所以能创造教育史上的辉煌时，发现这所办学条件艰苦、创办时间不长的大学，具有世界一流大学所需要的所有特质，其中就包括学生自治。而所谓学生自治，就是学生进行自主管理，自己负责处理学生内部事务、安排社团活动。学生会组织则是学生自治的组织机构，由所有学生民主选举产生，学生会组织不但要组织丰富的校园学术、文化活动，还要代表全体学生，向学校争取利益，并参与学校的某些决策，可以就教育质量、学费标准、后勤服务等与学校对话，保障学生的利益不受侵害。
　　很显然，把学生会组织作为学校的管理机构，并以公务员选拔方式招录学生会干部，违背了学生会的本质。首先，这不是由学生民主选举产生，而是由学校老师按自己设定的标准选拔，选拔出来的学生会干部，必然按照老师的意愿行事，学生会组织的自治色彩荡然无存；其次，学生会干部的选拔任命，必然加重学生群体的官僚意识和行政风气，最近几年来，高校学生会组织的官场作风越来越强，就是因为它与学校行政管理部门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再次，学生会组织会逐渐成为逐利的场所，把当学生干部与获得老师信任、获得各种机会和荣誉、更好的就业紧密联系起来，也就难以为服务同学以及繁荣校园学术、文化活动尽心尽力。
　　回顾过去多年来高校学生会组织的发展过程，我们发现，学生会组织的自治色彩日益淡漠，而作为学校行政管理延伸机构的色彩却越来越浓。这与高校的行政化有密切关系。也正因为学生自治色彩减弱，导致很多不良风气在学生会选举中产生。减少、杜绝高校学生会选举的不良之风，不是取消选举，而是完善选举，不是取消自治，而是加强自治，从根本上说，是要让学生会组织“姓学”，不能成为一个逐利组织和官僚机构。
　　学生会组织的自治，不但对于学校能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有监督与保障作用，而且对于学生自身的成长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学生会组织的自治，学生可以学会进行自主管理，可以培养民主意识，可以养成负责任的精神。成为学生会的“干部”，得到的是代言他人的责任感培育和服务他人的能力培养，而不是作为具有“干部”身份的特殊人物，享受某些特权。当前，不少大学生缺乏自主管理意识与能力，缺乏民主常识，这与大学缺乏学生自治氛围是分不开的。
　　把公务员选拔方式引入学生会干部选拔，也许在大学看来，是一项学生管理工作的创新。在高校行政化的大背景中，有这样的创新，并不令人奇怪，这也深刻反映我们的大学，离开现代大学制度，有多么大的认识差距与实践差距。为此，希望我们的大学，真能从世界一流大学的创办中，从我们已有的西南联大成功案例中，吸取经验，不要在教育史上留下把倒退当创新的诸多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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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也很羡慕中国大学呢！（1）
事件
　　暑假是交流、考察的黄金期，不少高校把交流、考察的目光放在了国外大学，这不由让我想起了曾经听闻的各种国外大学教授、校长，对中国大学的“赞扬”。
　　“我很羡慕中国大学的学术氛围，你看，这样的学术报告，在哈佛大学，来听的人最多不过二三十人，可你们这里，这么大的会场，至少有300个位置吧，全坐满了！”这是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国内高校演讲中的发言，他的发言刚结束，会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第二天，学校的报纸报道诺奖获得者盛赞中国大学的学术氛围。
　　“我特别羡慕你们大学的效率，你们想开什么课，想让学生学什么，一个会议就决定了，在我们大学，也曾经设想开设一门让所有学生都必须选修的课程，可是，教授们、学生们纷纷反对，于是只有作罢。”这是国外一大学副校长来访中国高校，听完某校“教学改革”之后发出的“感叹”。第二天，学校干部会议上，领导引用外宾的话，说咱们学校的效率让外宾也自叹弗如。
　　“中国政府非常重视高等教育的发展，在过去短短5年中，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增长飞快，中国大学正在迈着很大的步伐追赶世界。没有一所大学不在盖房子，没有一所大学没有施工工地，而不少大学的面貌，在一两年的短暂时间里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耶鲁大学校长列文来访中国的深刻印象，印象深刻之余，他预言：“这都将在未来几年得到改变，中国的大学会居于世界级的水平。”这样的话迅疾出现在国内众多媒体，甚至头条。
　　……
　　观察
　　毫无疑问，以上有来头外宾的“赞扬”，让中国高校的领导们，坚定了自己既有行动、既有办学理念的信心——
　　谁说中国大学遇到领导或者重要外宾来开讲座，就下命令组织学生一定到场把报告厅挤满，是不顾学生的兴趣，强加于学生的教育？这样的“教育”老外也很羡慕！
　　谁说行政命令有违教育规律？行政命令的高效率，怎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自由讨论”所能达到的？我们这样可以干成老外干不成的事！
　　谁说盖楼就是奢侈浪费？盖楼代表着生机勃勃，代表着教育的迅速发展。要不，堂堂耶鲁的校长，怎会说中国大学很快就会一流呢？
　　不去说老外一直习惯于把表扬放在嘴上，把wonderful， excellent挂在嘴边，我们的大学领导在听到表扬时，为何不“逆向思维”一下，已经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他们，为何不去做我们做着的“令他们羡慕”的事？难道我们的大学办学者听不懂“赞扬”的弦外之音么？
　　组织教师和学生去听报告，去参加座谈——甚至不惜让教师调课、让学生停课——这是国内诸多高校的一贯做法。每当有重要学术报告、重要领导来访，组织学生成为头等令人头疼的事，因为学校担心，万一学生太少，场面必然冷清，嘉宾必感失望，领导必感冷落。其实，这种想法，不独大学有，中小学、幼儿园也十分流行。可是，在美国大学，听学术报告，完全是学生自愿，学术报告天天有，再有名的演讲者，学校也不可能下命令要求学生一定来听，一个演讲者给4、5名来听报告者报告，是常有的事。就是香港地区的大学，也是如此。我曾在香港中文大学听全国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蒋振华的报告，环顾会场，这个最多能容纳100多人的圆形会场，上座率最多六成，而且，其中，主办方请的新闻记者就有20多人。中文大学的老师告诉我，前不久曾邀请几位工程院院士来校作报告，主动申请来听报告课的学生不到10名，院士们也就给这些学生和一些校方领导作报告。这要是放在国内大学，会场不座无虚席才怪。
　　用行政命令去设置一个学科、开设一门课程，这也是国内高校的特色。按理，学科发展、课程设置均应属于是高校办学自主权范畴，这一自主权应该交由各学科的教授实施，按照教授对学科发展的理解，对人才培养的考虑，来发展学科、开设课程。但是，一般而言，教授们根本无法参与学科发展以及课程设置的决策，往往，教育主管部门领导的通知、学校领导的喜好，会将一些老师和学生均认为不必要开设的课程强势地开出来，将一些学校根本没有足够实力来发展的学科办起来，在耗费学校办学精力的同时，让师生怨声载道。但在领导看来，这种政令畅达的状态，极大程度满足了他们的领导欲。作为领导，谁不想拥有这样的“快感”啊，但国外大学的制度，让领导无法这么“爽”，教授治校的基本制度设计，约束了校长对教授们发号施令的权力。可以说，除了给教授们提供好服务外，他们没有其他任何权力。
　　有钱就上项目，有钱就盖大楼，这是国内大学领导建设大学的“第一思路”。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的古老校园，有很长时间没有扩大面积、建设高楼了吧？他们确实比不上我们这里“日新月异”的景象，各地大学城纷纷崛起，5000亩以上的校园不断涌现。可是，列文可能没有从中国大学同仁那里获得这样的信息，中国大学已经欠下银行贷款2500多亿。
　　近年来，中国大学加强了同世界高等教育的对话与合作，这本来是提高中国高等教育质量的一条重要路径，但是，中国大学并没有真打算从对话与合作中看到自己的不足、学习他国的成熟的做法，而是满足于以这种对话与合作，来装点自己的“国际化”，来实现一些人的“国际旅游”计划，同时，借洋人之口来肯定自己，这导致对话与合作，始终停留在浅层次，而在对话与合作中，中国高校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日益拉大。
　　

中国科技论文如何解决引用率焦虑（1）
事件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07年11月15日在北京公布了2006年我国科技论文的统计结果。2006年我国科技论文在数量上有大幅度提高，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但如果从质量上看，过去十年间我国论文被引用次数依然排在世界第13位，也就是说，多数论文发表后没有获得任何“反响”。
　　此前，9月28日，###科技发展中心发布消息称，根据基本科学指标（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的统计，自1997年到2007年6月30日的10年4个月中，在各个领域的前145个国家中，中国的论文总数排第6位，论文引用数排第13位，单篇论文的平均引用数排第117位。换句话说，如果以引用次数看论文质量，单篇论文的质量，在145个国家中，列倒数29位。
　　观察
　　我国科技论文的数量，之所以快速发展，“跃居”世界第二位，这与科技人员总数快速增长，以及具体执行的学术评价政策有关。截止2006年，我国科技工作者总数已达2174万人，居世界第一位。其中，研发人员总数达120万人/年，居世界第二位邹声文、卫敏丽：《我国科技人员总数已居世界第一》，新华社2006年5月24日。。对于这些科研人员的考核、奖励、晋升，大多机构，包括高等学校、科研院所，都采取数量指标方式，以发表的论文数作为重要依据。世界第一规模的科技人员群体，如此关注发表论文的数量，由此产生世界第二的论文规模，也就在情理之中。
　　但是，与论文规模大幅度增大相对应的，是论文引用次数排名的停滞不前，这令科技界、学术界颇感“焦虑”。近年来，为了引导科研人员重视发表论文的质量，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调整了单纯重视论文发表数量的做法，而同时重视论文发表期刊的影响因子（影响因子是一个国际上通行的期刊评价指标，具体算法是，影响因子=（该刊前两年发表论文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总次数）/（该刊前两年发表论文总数），由于它是一个相对统计量，所以可公平地评价和处理各类期刊。通常影响因子越大，它的学术影响力和作用也越大），以及论文的被引用数。这种调整，一定程度促使了科研人员发表高影响因子期刊论文，重视论文的引用次数，但是，也产生新的问题——比如，当前一些科研人员广泛利用的提高引用次数的办法，是发动认识的科研人员相互引用论文，也就是说，即使论文引用次数提高，也是朋友圈相互消化的结果；一些杂志为提高影响因子，也鼓励作者自引和作者间他引。
　　200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戴维·格罗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发现中国科学家在发表论文、论文数量及论文被引用次数上投入了太多的注意力。“我从不认为论文是衡量一个科学家的好方法，即使他发表了很多论文。我想，美国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我们的评审人员不会只看论文数量，而是亲自读这些论文，他们关注研究者完成了什么工作，更重要的是，有多少论文内容是新的。”格罗斯认为，在中国的体制中，年轻的研究人员很重视论文，但是他们重视的是论文的数量，而不是论文真正的贡献，这是有害的。写一篇好的真正原创的论文比十篇乏味愚蠢的论文更重要。格罗斯有一位同样获得诺贝尔奖的同事，当他们很年轻时就在一起工作。从那时起直到这位同事获得诺贝尔奖，10年里，他只写了两篇论文李晨、任霄鹏：《访200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戴维·格罗斯》，《科学时报》2006年6月28日。。
　　一个良好的科研体制，应该引导科研人员关注科学研究本身，思考什么是真正重要的问题，进行真正有意义的研究，而不是忙于写论文。可是，在我们的科研人员刚刚进入学术研究大门时，路子就已经走歪。今天有不少研究生培养机构，要求硕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必须发表1~2篇核心期刊论文——论文写些什么、写得如何没关系，关键是要发表——为了能达到论文发表要求顺利获得学位，这些未来的学术研究主力，便苦心构思如何撰写论文、如何找杂志发表论文，由此培养起写论文的技巧，却同时使他们把论文发表（炮制与杜撰）与学术研究视为不相关的两件事。
　　在格罗斯看来，写一篇论文之前至少要思考两年，这样才能看到别人从来没有考虑到的问题。这种对待学术研究的态度，不知想急切获得科研突破、展示学术研究成就的中国科技界、学术界，有没有耐心去学习。中国科技界、学术界，要产生有影响力的成果，其实没有必要盯着论文的数量，以及论文的引用率去设计科研管理政策，而应该关注学术研究本身，按照学术研究规律引导研究人员关注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这样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学术研究氛围，从而提高学术研究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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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应该有怎样的治理结构？（1）
事件
　　“世界上一些著名大学包括哈佛大学、莫斯科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都投入巨资进行大学的基本建设。美国一百年前买了很多的地、建了很多的大学，这对他们一百年后的发展是很重要的。”###负责人在9月12日国务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分析了高校2000亿贷款的成因，谈了解决高校贷款的具体措施，并针对“有的同志老说国外的大学没有那么多的建设”，发表以上看法。
　　观察
　　过去很多年来，无论是教育主管部门、高校领导还是专家学者，都喜欢用国外高校的做法，来对照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但是，我们发现，主管部门、高校领导、专家学者的立场，其实很不一致，于是导致对不同“国外做法”的不同解读。
　　在教育主管部门领导看来，国外著名大学，其实也在进行基本建设，因此，没有必要指责中国高校在过去8年中的“大兴土木”，而且这“大兴土木”实现了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从108万发展到540万的历史大跨越，成就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2%的大众化教育格局。相对于这些成绩来说，高等学校欠下的2000亿债务，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其他一些问题，只能是发展中的问题——客观上说，我国高校2000亿元的贷款，大多是由于1999年之后的高等教育大扩招，以及随之进行的高等学校大规模基本建设所致，资料显示，在高校基本建设中，花费约5000亿元，其中政府的财政投入约500亿元《每年投入500亿元资助学生2000万》，《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9月13日。。
　　但是，教育主管部门领导，可能回避了这样一个问题：高校这些基本建设，是谁主导的，谁决策的，是政府主导，还是学校自身决定？是行政决策，还是学校内部民主决策？因为不同的发展路径，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
　　毫无疑问，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令人注目的规模发展，但是，近年来，关于高等教育扩招的质疑声一直不断，原因就在于，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并没有完整的论证决策程序，而是在行政命令之下，没有做好各项应对准备措施时，就仓促上马。这种扩招，直接导致了高校教学质量的下滑（师资力量的发展跟不上学生规模扩大的速度）、高校人才培养定位混乱（没有给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以调整时间）、高校债务急剧膨胀（为容纳大规模的学生，政府鼓励高校采取多种方式融资）、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大学生的招生、培养不注意社会的需求）。
　　以上这些问题，其实都应该在扩招的时候，进行充分论证，并进行配套改革，出台配套措施。而不应该是明知有问题，却带着问题去发展——在扩招的时候，教育主管部门不可能不知道有的学校根本不具备相应的办学条件，肯定会导致人才培养质量下滑，但为了规模的发展而顾不得教育的质量；教育主管部门不可能不知道大众化教育的任务应该给职业教育、社区学校完成，这可以保证高校的个性以及人才培养的层次感，但是，为了发展速度而把扩招的任务更多地交给了公立学校、进行精英教育的学校，不但让这些优质教育资源很快稀释，同时限制了职业教育、社区学校的发展空间；教育主管部门不可能不知道没有充分市场信息而盲目增设专业，扩大专业招生将导致未来的就业难，但是，却以用人头计算学费收入的办学理念，推出了不少与学校特色、优势不相关，办学成本低廉的专业，来招揽学生；教育主管部门不可能不知道高校作为事业单位，不可能有赢利收入来归还银行的贷款，但却鼓励学校采取向银行借款的方式来发展教育。
　　带着以上问题来发展，必然使这些问题日益突出。而处理这些问题，我们看到，教育主管部门，依旧采取的是行政手段——对学校的教学质量进行行政化评估，并希望借此来提高高校办学质量。但事实是，由于行政决定（而不是高校自身决策）导致的问题，高校并没有很大的积极性和能力去解决，最终导致行政评估是一场与高校办学质量无关的“评估秀”。
　　而至少在我看来，国外高等学校的基本建设，是大学董事会，根据校内师生的意见，通过民主方式做出的战略决策，而不是由政府部门的通知，或者高校的行政工作会议讨论做出的决定。今天高校的基本建设，是由于行政化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大所致，可以说，高校的基本建设，是行政化的结果。不但如此，在具体的基本建设过程中，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即高校进行这样的基本建设，其管理是否科学、决策是否民主。抛开政府给高校制订的规模指标不谈，高校在规划自己的校园，使校园达到能容纳这样的规模时，是否按照教育规律，本着控制成本、提高运营效率的原则呢？事实并非如此。从现实看，要让高校在原来的办学条件下承担几倍的学生规模，是不现实的，征地盖楼是必然的选择。但应该征多少地？盖怎样的楼？这些问题很多高校并没有深思熟虑，往往仅凭借领导的喜好，就决定征地面积以及楼宇建设，这直接导致我国在很短时间中出现一批5000亩以上的大校园，而且在这些大校园之中，出现了不少奢华的建筑。在建设这样的校园中，就出现了大量的浪费，如果精心测算，不少校园根本不需要这么大的面积，也不需要这么多楼，这可以让高校少去向银行贷款；这些校园建设好之后，由于“运能过剩”，一竣工就有大量资源闲置，再加上很少有人对国有资源有开发利用的热情，于是就不难发现高校中各类办公楼甚至实验楼半数房间空关、闲置的情况。书包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中国高校应该有怎样的治理结构？（2）
我深为理解，教育主管部门不理解民间为何有那么多对于高等教育的规模发展、高等教育的基本建设、高等教育的负债的非议——照理说，高等教育规模发展必然需要高等教育硬件支撑，而加强高等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也必然需要大量经费投入，在国家财政投入不足的情况下，高校势必采取银行融资方式解决资金缺口，这一逻辑会得到大众的理解和支持，并在这样的逻辑框架中，支持通过政府加强财政投入、置换高校土地等方式，解决高校的债务问题。但是，对于高校的2000亿元贷款，社会的批评声、质疑声不断，甚至认为有的大学将面临破产危机；对于解决高校贷款的举措，同样也面临很多争议。其背后的原因是，这一切都是用行政力量推动的，政府用行政命令要求学校，而学校以行政管理方式进行建设。
　　解决以上问题，必须调整政府与高校，以及高校内部的关系。如果政府一直以行政的方式来规划、推进、检查高校的发展，必然导致高校在发展中，出现不尊重教育规律、甚至违背教育规律，教育成本居高不下，而教育质量持续下滑的情况。
　　实际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十三条，“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这已经很明确地界定了政府、高校在办学中的职责，指明了调整政府与高校关系、改革高校内部管理的基本方向。
　　政府应该按照法律保障对教育的投入，并按照法律检查高校是否依法办学。不按照法律规定确保对教育的投入，是违法；干预高校包括招生、学科专业设置、课程设置、教材编写、科学研究等在内的办学自主权，不断发通知要求高校必须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也是违法。但令人遗憾的是，多年来我国的教育投入一直没有达到法律的规定，即便人大代表一直提案也不见多大效果——直到2007年，政府才表示到2010年，使财政性教育投入占到GDP的4%。我国教育主管部门对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干预，也顺理成章，法律赋予的高校办学自主权，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即便最近几年来，一些高校有5%的自主招生权，有自主设置专业的权利，也属于试点性质，是靠政府部门审批、发文才授予给学校的。
　　对于政府部门不依法办学，应该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以及对于高校的法律救济机制，而不能让高校面对政府部门的强势，而无可奈何——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各种场合，不少学校领导发言，都要求给予高校办学自主权，可是，这些自主权，本就应该属于高校自己；不少高校领导要经常“跑部”才能“钱进”，而实际上，政府对高校的投资，应该是法律明确规定，由专门的拨款委员会来执行，不能依高校与领导关系的亲疏而受到影响。
　　而对于高校，则应该在拥有办学自主权之后，对学校进行民主管理。没有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整个学校处在行政管理的氛围中，也就难以在高校校内推行民主管理，而没有民主管理的高校，当前，反过来被质疑能否能自主办学。很显然，以今天没有办学自主权的高等学校管理来推论明天高等教育的发展，就如一直抱着小孩不让其学走路最终使小孩永远不会独立行走，我们必须明白，办学自主权是高校实施民主管理的基本前提，要在按法律保证高校拥有办学自主权的同时，进行高校内部的民主管理，将行政管理让位于学术管理。
　　高校的自主办学，还必然会促进高等教育市场竞争机制的建立。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受教育者的高等教育选择权，受教育者对高等教育的评价以及选择，将成为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而受教育者评价、选择高等教育的依据，则包括当前既有受教育者的评价、用人单位的评价、高等学校的传统声誉、各类排行。在高等教育市场竞争中，有自主办学权的学校，势必会看重受教育者的选择，并按照竞争的需要，自主进行招生、自主进行学科专业设置、自主进行学术研究。这种情况下，学校不面向社会，而眼睛盯着政府，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注意到，在行政化办学过程中，与高等学校没有办学自主权相对应的正是受教育者没有教育选择权，当前的统一高考制度、高校学籍管理制度，都严格制约了受教育者对高校的选择。所以，我国高校如果要打破行政管理格局、建立市场竞争机制，就必须在尊重受教育者的选择权情况下，设计一系列制度。有了受教育者的选择权，高校就必须有办学自主权，而政府也必然回归其本身的位置上。这应该是未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基本思路。有了这样的改革，当高等教育的发展，尊重了受教育者的选择权之后，无论是其增大校园面积，还是维持校园面积不变；是扩大基本建设，还是不搞基本建设，我们都不会怀疑其是立足于教育自身的真实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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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理解我国大学的“校董会”？（1）
事件
　　在2007年10月30日建校70周年庆典上，中国人民大学对外宣布：中国人民大学校董会成立。董事会有80名董事，其中41名是中国人民大学校友，16名来自政界。
　　董事会章程，明确提到，只要向中国人民大学提供一定数量的经费、物资或其他方面支持并有志于同中国人民大###合发展的人都可以申请入会。这已经表明，成立董事会，其主要目的，就是获取办学资源。
　　中国人民大学校领导表示，“和国外学校董事会不同，该董事会不是学校的行政常设机构，其行为不影响人民大学原有的办学机制和性质”。
　　观察
　　中国的大学成立董事会，中国人民大学不是首家，有关研究人员曾统计过，设立董事会的高校已经有200多家，我所在的大学，早在1996年就成立了董事会。但这董事会并非国外大学中早就存在的董事会，而是中国化了的董事会。
　　要说中国高校的领导不知道国外大学的董事会制度，那是小看了领导们的经历与见识——2007年一项针对1792所高校校长的调查显示，有三分之一校长有海外学习经历杨雪梅：《中国大学校长平均年龄52岁已经实现年轻化》，《人民日报》2007年8月24日。，而早在2004年进行的另一项调查显示，###直属高校在岗校长中，有八成有过留学经历——也低估了中国高等教育最近几年来的国际化办学进程。中国人民大学与美国康奈尔大学就有国际合作，康奈尔大学校长还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庆并致辞，而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康奈尔大学之间，还有一段“佳话”，那就是曾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并获得金融学硕士学位的人大校友叶茂，2006年3月当选为康奈尔大学的校董事会学生董事，成为8所常春藤名校有史以来首位中国大陆籍校董。
　　中国人民大学的新闻网上有一篇专访叶茂的文章，文章中说：“依据康奈尔大学宪章规定，董事会是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学校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学校的重大事项由校董们讨论决定，日常运营则由董事会委托给校长。作为康奈尔历史上第三位由学生选出的研究生校董，隶属于学术事务委员会的叶茂与其他几十位校董一样对全校重大事务拥有发言权和决策权。他有权参与受理校内法律诉讼，了解学校的预算和决算、人事变动、高级职员任免、校产投资、融资，以及审计、基建等情况，并参与各项政策制定。”“美国，许多想要走从政道路的地方政治家，常常从竞选校董开始。”。
　　不少研究文章认为，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高等教育，其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在于大学内部管理制度较为完善，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与现代大学发展相适应的董事会制度。康奈尔大学校长在国内的一次访谈中，特别指出董事会制度，是学校取得成功的关键。他甚至开“玩笑”说，“在学校里见到中国留学生叶茂时，我就管他叫老板，我说‘老板好’，他说，‘校长你别叫我老板’，我说，‘好吧，老板’。”
　　国外世界一流大学的董事会，是怎样产生的、人员构成如何、具有怎样的职责，国内高校的领导并非不了解。但很显然，我国高校领导也很清楚地知道，很难学习和借鉴这样的方式。首先，在中国高等教育法中，没有任何“董事会”的字眼，也就是说，董事会无法成为一个法律认可的常设决策机构；其次，目前高校实行的行政管理方式，也不可能给予董事会决策权利，没有任何行政领导愿意看到自己的大权旁落，权利受限，从政策主导者、制订者变为政策执行者，第三，有多少董事参加董事会，能够完全非功利性地、出于志愿性质热情地承担起自己的治理责任，不谋求私人利益？
　　但是，为何高校依旧要成立董事会呢？一是出于接轨世界一流大学的时髦——他们有董事会，我们也有董事会，机构性质差异不重要、关键是要“形似”，类似的还有合并高校、建设学科、发展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等，过去几年来的一些教育创新举措，都在追求“形似”；二是获取办学资源的考虑，用校董的称号、名誉，可以换来更多社会人士对办学的关注与投入，这也是过去几年来高校“资源共享”办学思维的继续，学校拿名誉博士、名誉教授，顾问教授、兼职教授以及各种学位资源，与官员、商人、明星紧密地共享着，校董不过是对学校资源的进一步开发罢了。从中国人民大学的董事会章程看，功利性是非常明显的，比如明确规定，董事可以优先录用优秀毕业生，向中国人民大学及其附属机构推荐培养优秀人才，另外还可以优先获得咨询服务，参加学校论坛和出国考察交流等。
　　眼下这种挂着董事会的名义，而毫无董事会的实质，不伦不类的“董事会”，与其说是办学的“创新”，不如说是“扭曲”，对高校自主办学与民主管理毫无促进。高校与其成立这样不伦不类的“董事会”，把一个本应具有决策权的机构，挂靠在某个行政部门之下，拿出一大批董事成员名额授予各界人士，由此混淆正确的董事会概念，还不如务实一些，就把这个“董事会”叫为学校基金理事会——有几年前成立董事会的学校，已经将董事会更名基金理事会，这是比较“懂事”的做法，否则，号称国际接轨的中国大学，在国际化交往中，还不知道如何解释这一特殊的“机构”，或许中文叫“董事会”，翻译成英文时换一个说法？
　　另外，面对以上这些情况，我国高等教育，必须思考如果在现实国情中，真正学习借鉴国外现代大学制度，促进高校的自主办学与民主管理。我们必须意识到，不改变现在的办学环境，不少学习与借鉴，都会走调变形，大学可以由此获得一些办学资源，但是，却无法真正提高办学质量。
　　延伸
　　《东方早报》2007年11月23日：
　　真正意义上的董事会制度，可以使高校真正保持大学自治的传统，使高校真正拥有教育与思想的独立、自由与尊严。
　　《中国青年报》2007年11月23日：
　　可以预见的是，作为上佳的筹资工具，还会有不少高校要成立校董事会或类似机构。中国高校也会因此财源广进，校园的大楼将更加雄伟，广场将更加壮观。然而，中国高校面临的发展困境真的是因为缺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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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长的任期为何短？
事件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大学校长素质研究”课题组2007年进行的调查显示，我国大学校长的平均任期为年，而美国同类大学的校长任期为年。
　　对于这一项调查结果，不少专家认为过短的任期，将导致校长不思进取，或者注重短期利益，急功近利，难以按照办学规律办学，形成学校的特色与文化——历史上美国大学校长的平均任期是15年，1869年至1909年，埃利奥特则担任哈佛大学校长长达40年，奠定了哈佛大学作为世界名校的基石，成了大学校长的典范。
　　专家们把中国大学校长的短任期现象，归结为当前实行的校长任期制。
　　观察
　　我也曾一度认为，由政府部门任命大学校长的任期制制约了校长大展拳脚，而最近与多位大学校长的接触才发现，专家的“归因”，并不符合“实际”。校长们说，如果一个校长在校长岗位上真干上10年、20年，他肯定会被认为没多大出息。他们的想法是，干完第一个任期，在第二个任期内，如果有可能的话，实现新的发展。
　　这种想法，道出了我国大学校长岗位的“实质”。在政府部门看来，大学校长岗位首先是官员岗位，其次才是教育管理岗位，我国大学校领导按不同的学校层次，分别对应不同的行政级别——副部级、正厅级、副厅级；在校长本人看来，大学校长岗位对自己的意义，首先是成为高官，其实才是管理大学。由于学校领导属于高级干部，因此，他们与政府其他部门同等级别、或者更高级别官员岗位的流动、升迁，基本上实现了“无缝衔接”。在学校校长岗位上，到顶了副部长级（一般本科院校是正厅级），而只有离开大学，才可能实现“更大”的发展。
　　在这样的环境中，今天无论是教育界内部，还是社会舆论，在一所大学新任命校长时，议论得最多是人事安排，而非办学理念，一个政府部门的官员，不管具不具备担任大学领导的教育背景、管理经验，可以很方便地到走向大学领导岗位，官升一级；而对这所校长的未来预测，更多的是否会发展到某个政府部门当上部长、副部长、主任、副主任、院长、副院长——如果一名校长，在某大学当校长2、3年，就顺利当上部长、副部长、副市长等等，那么，这是最有出息的、最得到赏识的表现，也是这所学校的最大“荣光”。
　　很显然，很少有校长，能为了自己的教育理想，不为这种评价体系所诱惑，反过来，更多的校领导，则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仕途发展而积极谋划。这就不难理解，我国大学校长的平均年龄52岁，但平均任职只有4年，他们在黄金年龄段离开校长岗位，大多不是回到学校普通教授岗位，去重新做学术研究、搞教育教学，而是升迁到了各个与教育有关无关的官员岗位上。
　　大学校长的这种价值取向，是高等教育行政化必然的结果。其实，这种价值取向，已经深入大学的各个层面。为什么一名教授愿意放弃自己的学术研究，去应聘一个正处、副处，甚至正科岗位，并努力去走行政发展之路？为什么一个教授担任某个研究所的所长，总觉得没有发展、没有出息，总是想着能当上系主任、副院长、院长？就是这种价值取向所致。
　　当然，对于这样的价值取向，无论是校长，还是教授，都有很多的无奈，对于行政权力的追逐，成为他们不得已的现实选择。社会所期待的大师、教育家，均在这样的现实选择中，远离众人的视野，从整个教育发展看，这无疑是最大的人才错位与人才浪费。耶鲁大学校长列文曾在中国大学校长论坛上发言说：“我认为，给大学校长的时间至少应该是10年。”这句话赢得中国校长的热烈掌声。为这样的声音鼓掌，看得出校长们在某些时候进行的内心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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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推动高校的行政管理改革？（1）
事件
　　2007年以来，高校的行政化问题，每隔三两个月，就会被媒体拿出来议论一番。这并非媒体无病呻吟，而是大学行政管理与大学学术发展的矛盾，频繁导致大学教授与学校行政官员的冲突——2007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在自己的博客上曝光了自己与院长的两次冲突，随后张教授被撤去系主任职务；2007年6月，北京大学前教授邹恒甫也在自己的博客公告大家，他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开除，原因是院长打击报复；2007年9月，###副部长赵沁平在一次演讲中，批评一些大学功利主义思想抬头，大学的官本位倾向在影响着学术的发展，大学作为时代和社会灯塔的作用也就会逐步失去色彩。
　　观察
　　对于学校的行政化问题，很多关心教育的人士已经揭露得够多了。但人们发现，对于行政化问题的解决，似乎很难找到什么高招——近年来，包含招生丑闻、学术丑闻、财务丑闻等在内的一系列大学问题，都与大学行政化脱不了干系，但是，“揭露”归揭露，大学行政化的倾向并没得到遏止，而且有进一步加速滑向衙门化的趋势。
　　解决大学行政化问题，究竟靠谁？有人认为，应该靠教授自身的觉醒。比如，在邹恒甫事件中，就有一些人对其通过给###部长写信，期望更高的行政领导出面来解决问题的方式，表示质疑，认为这只能加重行政化，而不是按学术管理的方式解决问题。所谓学术管理的方式，就是学术自治，教授是学校的主人，教授们应该组织起来，自己处理学校的学术事务。教授与院长产生了矛盾，院长如想开除教授、撤教授的职，得经过教授会的评议，由教授会作出决定，学校不过是执行教授会作出的决定、办理有关手续而已。换言之，教授把矛盾通过博客告诉公众，或者上诉上级行政领导，都不是正常学术管理的路径，正常的路径是，向自治的教授会提出申诉，教授会组织评议会对教授作出评价，进行裁决。
　　我想，提出以上建议的人，显然并不十分了解当前的大学现状，要知道，如果教授们能通过教授会去申诉，而且申诉管用，他们也就不会借助其他渠道了。大学行政化的最大问题在于，很多教授已经自我行政化，即便他们身处学校的“学术管理”机构，如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职务评聘委员会，他们大多也是按照行政的命令处理学术事务——教授把自己的申诉提交给学院学术委员会，而学术委员会却听院长的命令工作，这样的申诉有何意义呢？对现有的学术管理机构不抱希望，则只有靠教授去发动全系、全学院的教授，一起开会来评价，并由此影响学院的行政决策，但是，这不但要寄希望于这名教授活动能量大，而且还要寄希望于所有（或者大多数）教授响应，更要看学校对教授这样“活动”是否允许。教授在“活动”过程中，不但耗费自己大量时间，还可能收效甚微，甚至搞得自己里外不是人。在现实中，其实已经有个别教授，对于自己获得的不公正待遇，采取给所有教授发公开信、发E-mail的方式，希望其他教授们站出来一起为教授地位而努力，但事实上，这不但被学校认为有损校园和谐，而且，也鲜有教授出来管这等闲事，有的虽然有一些教授帮忙联名写信，可信最后转到行政部门手中，也就成了死结——除非有高一级行政领导批示。努力的结果，还是进入了行政管理的大循环。
　　当然，如果有更多这样的不怕麻烦、努力争取的教授，大学的行政管理势必会受到冲击，教授们在行政化环境中的挣扎与呼声，一定程度能形成要求改革行政化管理的氛围，可是，又有多少教授能经受这样的麻烦呢、承担这样的麻烦呢？我们看到，有的教授主动选择了退出，“惹不起还躲不起”；有的教授刚开始还抱希望，最终也只剩下众人对其的评论“自己不得好，好歹也得把领导搞臭”——我想，没有教授的出发点是为了攻击他人的人格，而是希望解决问题，但问题得不到解决，能留下的，就是大家对个人恩怨的想象了。把改变大学行政化问题的希望寄托在教授身上，显然为难了今天的教授们，他们能在大学里小心翼翼保住自己的饭碗，已经很是不易。
　　也有人认为，解决大学行政化问题，应该靠大学办学者有教育家办学的思想，主动进行校内管理改革。2007年曾经出现的厦门大学文学院聘用仅有专科学历的谢泳为教授的“事件”，让一些人士看到自下而上改革的某些可能。但在我看来，这种可能性最多只能是灵光闪现，而无法形成燎原之势。原因在于：一，大学没有自主办学权，虽然今日的大学校领导，在某些局部领域，还是可以施展自己的才华，做一些改革，但从总体看，从招生到人才培养，再到学校的机构设置、干部聘用，大学办学者的自由活动空间很狭窄，按教育管理部门的通知、要求、行政指标办学，还是不少大学办学的唯一选择；二，大学办学者的身份意识，首先是官员，而非教育者，众所周知，我国公立高校的书记、校长，至少官居正局、正厅，还有几十所重点大学的书记、校长，是副部长级干部，从他们开始，高校校内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员群体以及管理机构，要求大学办学者进行行政改革，实质要求既得利益者抛弃自己的既得利益，其间的难度，不难想象。很多时候，高校进行的改革，多是在不伤及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前提下，进行的细枝末节、不痛不痒、换汤不换药的改革。
　　责怪大学教授不奋起追求自身的权利，期望大学办学者有教育家的胸怀，显然高估了个人的力量，低估了行政化对个体的深刻影响，对于解决当前大学的行政化问题，难以起到实质性作用。改变大学行政化问题，根本取决于教育体制的改革。而能否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在于对当前教育体制弊端的认识，以及办好教育的渴望。
　　###同志在2007年教师节前夕的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上讲话指出，要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和创新，围绕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目标，建立健全教育管理体制、教育投入体制，改进培养模式、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着力提高教育质量，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证。
　　我认为，进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首先就必须针对高校的行政管理问题，切实解决高校的行政化，这不但需要调整政府与学校的关系，改变高校的行政级别定位，给予高校办学自主权，还要在高校中打破以行政决策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模式，真正确立教授的办学主体地位，形成学术自治的现代大学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体制改革作保证，中国大学既存的诸多弊端，很难从根本上消除，不少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的大学，也很难实现一流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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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究竟该不该开设高尔夫课程与专业（1）
事件
　　《中国青年报》2007年11月12日报道，近日，华南师范大学透露，该校将在大学城再建一个高尔夫练习场，计划明年建成，到时学校也将开设高尔夫专业。这是继深圳大学、暨南大学、广州大学之后，广东第4家专门开设高尔夫专业课程、进行高尔夫学历教育的高校。
　　这条消息，将高尔夫再次与中国高等教育界联系起来，其所引起的关注度，并不亚于去年的另一桩高尔夫“事件”——厦门大学校领导在一次会议上称，学校正在建设高尔夫练习场，一些专业学生将必修高尔夫，以此培养精英意识。
　　观察
　　高校让学生选修或必修某个课程，一般需要考虑以下两方面因素，一是达到怎样的培养目标，二是是否有相应的办学条件。在培养目标方面，有关学校认为，让学生修读高尔夫课，是为了学习礼仪、培养气质、锻炼身体，由此增强精英意识和就业竞争力；而在办学条件方面，一些学校则在学校里建设高尔夫练习场（据说占地并不是媒体报道的那么多、资金也不是那么高昂），以解决办学设施的不足。对于以上这两点，我认为，理由都不充足。前者误解了精英教育，而且学习礼仪、培养气质、锻炼身体的途径远非高尔夫这一途径，所谓培养目标，无非是赶时髦而已；后者则是不征求教师、学生意见，由学校行政决断的结果，建设练习场的费用可能不大，但是，在办学经费有限、大批学生上学存在经费困难的情况下，有必要拿出那么大的一块地来开发高尔夫场地么？因此，我对高校以培养精英为由，让学生上高尔夫课，学打高尔夫是持反对态度的。
　　高校开设某一个专业，则需要分析四方面因素。一要考虑社会对该专业学生的需求情况，二要考虑受教育者的需求情况，三要考虑学校的办学条件，四要考虑学校的办学传统与办学特色。如果不充分考虑以上因素，就推出一个新的专业，必然会导致培养人才与社会需求脱节、不能保证培养质量以及缺乏人才培养特色的问题。高校开设高尔夫专业，培养从事高尔夫行业经营、管理的人才，必须让有关教授进行充分论证。从眼下的情况下，学校的论证并没有做到充分。
　　首先，这个行业的需求究竟如何？从有关行业资料看，“专业人士”预测，未来十年，中国将有500至1000个左右高尔夫球场会投入建设使用，比照国外高尔夫运动的普及率，结合中国自身经济、社会和健康休闲体育发展的需要，未来高尔夫专业管理人才缺口达5万至万人彭浩、黎瑞滢：《高尔夫进大学被指大势所趋国外教育更注重实战》，《新快报》2007年11月15日。。但是，这种预测是否过于乐观？一个现实是，我国尚不能简单比照国外高尔夫运动的普及率，而且，根据国土资源部、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实施的2006年版《禁止用地项目目录》，其中别墅、高尔夫球场、赛马场等项目是明令禁止的醒目，各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和投资管理部门一律不得办理相关手续。在这种政策因素影响下，高尔夫行业的发展前景并不明朗，高校在这样的背景中推出相关专业，要冒很大的风险。
　　其次，教育者的需求如何？这一点我国的高校很少顾及，因为不少受教育者本身并不知道自己的教育需求所在。目前的高尔夫专业，从收费标准来说，并非一些媒体所说的奢侈专业，大多在1万多元，相比其他民办学校和一些热门专业并不十分贵，而且，即便培养从事“贵族运动”经营管理人才的专业，也没有理由被叫为贵族专业。但是，学生究竟能通过这样的专业学到多少经营管理知识？万一行业发展不景气，学校怎样让学生具备更广泛的就业能力？一些高校并没有这样负责任地思考，而仅仅是想以高尔夫的“概念”吸引学生报考、学习，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已经有50多所大专院校开设了与高尔夫相关的专业，还有800多所包括中等职业学校在内的高尔夫教育培训机构——这种思维，在扩招时表现得很充分。
　　再次，高校是否具有这样的办学条件，是否能继承办学传统？从专业发展角度看，开办高尔夫专业，并不一定要有高尔夫练习场，而需要有合格的师资力量与实践基地，但国内高校的办专业思维却把办学条件的注意力集中在了办练习场上，而较少关注合格的师资问题。办学者应该明白这样的简单道理，打好高尔夫球，并不一定能从事高尔夫行业的经营和管理。因此，在没有足够力量的师资情况下，以为有了高尔夫练习场就可办高尔夫专业，不由让大家对这样的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感到万分忧虑。
　　按照高等教育法，高校拥有开设专业与设置课程的办学自主权，但是用好办学自主权，必须有正确的教育理念、有强烈的市场竞争意识，并发挥教师对开设专业、设置课程的作用，否则，错位的教育理念，盲目跟风的办学选择，既是对学校特色、品牌的不负责，也是对受教育者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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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亿元贷款/大学破产/财务丑闻/省级接待费/豪华办学
2000亿元贷款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显示，2005年以前，我国公办高校向银行贷款总额达1500亿~2000亿元，几乎所有的高校都有贷款。2007年“两会”期间，高校债台高筑的现象成了热门话题。
　　《21世纪经济报道》2007年8月14日报道，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所刚刚完成了一份《高校负债问题的专题研究》报告。报告显示，到2002年底央属的76所高校贷款总额达到88亿元，截至2005年底贷款总额已高达336亿元，校均贷款额亿元，平均年度增幅达到76%。
　　2007年10月30日，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指出，“划拨土地转让或改变用途必须经依法批准，土地出让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高校不得擅自转让国有划拨土地，用所获收益抵偿债务”。这位负责人表示，一些高校为了解决债务问题打起了“土地”的主意，打算通过转让原划拨土地，获得土地收益用于偿还债务，对这种做法，国土资源部高度关注，一经发现，坚决制止。
　　大学破产《北京青年报》2007年3月23日报道，日前，吉林大学发布校内通知称，“2005年起，吉大每年要支付贷款利息多达亿~亿元，学校资金入不敷出的情况日趋严峻”。吉大为此召开座谈会，向师生征集解决学校财务困难的建议。据透露，吉大目前负债30亿元，合并以后基建开支和人头费增加是造成债务的主要原因。
　　财务丑闻中国大学再曝资金违规大案。据《第一财经日报》2007年2月5日报道，天津南开允公集团有限公司原总裁杨育麟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而其违纪行为——贪污、挪用亿元，管理失误造成3亿元债务——导致南开大学4亿元资金被违规使用，南开大学面临着重大的财务管理危机。事发之后，南开大学很快作出了反应，并努力配合司法部门进行查案工作。
　　省级接待费《北京青年报》2007年3月31日报道，海淀计划5年内建设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拥有顶级酒店的城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区域内高校云集，每年高额的外事接待费成为建设顶级酒店的一个原因。记者日前在海淀区政府提供的新闻材料中看到，“据调查，北京大学每年的外事接待费用相当于一个中等省份的规模，清华大学近几年召开的国际会议年平均300~400次。”
　　豪华办学###官员2007年6月4日在回应关于“学校建设奢华”的问题上表示，站在教育的立场上，从办学的角度来说，不能允许追求奢华，应把重点放在追求质量上的提高，而不是去做表面上的文章。
　　

大学领导为何不为2000亿元贷款揪心？（1）
事件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显示，2005年以前，我国公办高校向银行贷款总额达1500亿~2000亿元，几乎所有的高校都有贷款。2007年“两会”期间，高校债台高筑的现象成了热门话题。有关人士指出，沉重的贷款压力，已使中国高校举步维艰，部分高校将因为贷款问题而破产。但与此同时，处在发展中的中国高校，并没有放慢贷款的步伐。而据笔者了解，不少高校领导并不为此揪心，认为高校并非大家所议论的那般面临贷款危机，处于财政困境。
　　观察
　　事实上，中国高校通过贷款方式，来建设校园、改善教学设施，是近10年，尤其是1999年高等教育大扩招之后，才陆续采取的融资措施。能在短短几年之内，将债务发展到平均每所学校1个亿以上（我国高校目前有1900多所），而且贷款高校“心安理得”，分析其原因，很令人深思。
　　众所周知的原因，是国家财政投入不足。1999年，我国高校开始大幅扩招，虽然按照教育法的规定，中央和地方政府有责任保证公办高校教育经费的稳定来源，但是国家财政并没有为高校的扩招，新投入多少经费。扩招之后面临的新建校舍、新增设备等问题，国家交给了学校来解决——当年年底，###部长在《在###2000年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明确要求，在继续加大教育经费投入同时，开拓教育经费筹措的新渠道。新渠道之一便是，各高校要利用银行贷款加大校园改造和建设力度，使学校的教学设施、体育设施、基础设施有较大改善。据国家审计署对18所高校进行的审计，至2003年末，18所高校债务总额亿元，比2002年末增长45%，其中基本建设形成的债务占82%吴坤：《审计报告披露的问题依然严重》，《法制日报》2005年6月23日。。由此可见，高校为扩招之后的基本建设，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而政府的鼓励、支持，加快了高校贷款的步伐，壮大了学校领导的胆子。
　　除了以上原因，我认为，尚有三大意识，推动了高校贷款的急剧膨胀。
　　首先是教育产业化意识。在谈论这一意识时，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一些专家、学者将产业化与市场化混在一起，我认为，在目前中国教育界，所谓产业化，是指全盘将教育按产业来经营，把教育机会作为商品来售卖，追求的是产业最大的利润；所谓市场化，是指积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通过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来赢得市场地位。教育需要健康的市场化竞争意识，促使教育内部的竞争，树立教育的市场品牌，却不能产业化。
　　但就是教育产业化的意识，导致学校在前几年大胆地贷款、政府大胆地担保，并以贴息作为鼓励，银行则是大胆的放款。到今天，面对2000亿元贷款，很多学校领导依旧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学校买地、建设校园，获得了多少固定资产的增值，算一算，如果将当初购买的土地到现在卖出去，或者与社会企业搞合作开发，这点贷款算得了什么（当初有一些学校扩大校园面积的初衷之一便是“圈地”）。很多地方政府官员也不以为然，他们认为，人们只看到了高校的贷款，却没有看到高校资产的聚集，没看到高校发展带动了学校周边的商业、房地产发展（当初有的地方政府大力发展高校的用意之一便是拉动经济发展）。另外，即便不从资产角度看，只要学校不关门，在今天的中国，学生就会来读书，来读书就会有学费收入——这种思维的另一种结果，是只重视学校的规模，招生的人头，却不管办学质量，有的学校甚至极度压缩生均培养成本，有调查显示，有的高校的大学生生均培养费开支仅仅2000多元（还不足某些发达地区小学生培养成本的四分之一）。很显然，这种思维在推行不久之后就遇到了阻力，过高的学费、巧立名目的乱收费，严重有违教育公平精神，以及高等教育服务为准公共产品的某些公益属性。
　　其次是领导政绩意识。近年来高校的扩张，除了受上级行政力量推动之外，还在于高校领导自身，也上行下效地关注学校外延发展，注重学校的规模，讲究学校的外观，包括校园有多大，校舍有多美。有学校斥千万巨资建豪华大门，有学校在三楼高的食堂开通观光电梯，还有的学校在校园建设标志性景观大楼以及景观大道，更有的学校疯狂圈地把大学建设成一个大工地。这些钱来自何处？如果翻看学校的账本，其中不少正源自银行贷款。中国高校的领导普遍具有政绩意识，以及这些政绩意识基本上可以畅通无阻，这表明，我们离建设现代大学制度，有太长的路要走。

大学领导为何不为2000亿元贷款揪心？（2）
第三是政府买单意识。这种意识，不但90%的由中央和地方政府举办的高等学校有，那10%的由民间资金举办的高等学校也有，我们的部分商业银行——其实也是国家的银行——也有。对于公办学校来说，政府是其贷款的担保，而且，有关重大项目贷款，是政府有关部门进行备案或者审批的，还不起款，当然有政府来买单，所以学校不怕，银行也不怕。对于民办学校来说，虽然没有政府担保，可是，他们设想，如果学校关门倒闭，将由此导致多少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从社会稳定角度，政府不出来收拾残局，可能性很小。事实上，正是由于有政府买单意识“托底”，很多学校可以继续大胆地贷款。
　　面对高校2000亿元的贷款，大致存在以下几种解决思路。
　　一是由国家增加投入来还清这笔贷款。持这种观念者认为，高校贷款本身违法，高校直接向银行贷款没有法律依据（《高等教育法》第六十一条规定，高等学校的举办者应当保证稳定的办学经费来源。第六十条规定，国家建立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种渠道筹措高等教育经费为辅的体制，使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相适应），而只有政府部门的文件依据。如果允许高校贷款，作为教育单位的高校，不以盈利为目的，又拿什么来还款呢？政府投入不足，加上自身市场竞争力不足，贷款的高校要还款，必然的选择是投资经营以求获利赚钱，以及提高学生学费标准、追求学生规模，同时压缩学生培养开支，在当前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下，前者必然导致高校的投资经营风险，而后者则导致办学精神的严重扭曲。因此，解决高校贷款问题之途径，是高校不能直接向银行贷款，政府应保证教育经费的足够投入。
　　持以上观念者的具体操作办法是，2005年我国GDP为18万亿元，1个百分点是1800亿，将我国教育财政投入从（2005年数据）增至法定的4%，新增投入将超过2000亿，这足以还清所有学校的贷款，由此可让这些学校轻装上路，关心教育教学，提高办学质量。
　　这样的盘算没有错，但是，实现这种观点有三方面问题需要解决。一方面，4%的比例已经法定10余年，呼吁10余年，却一直难以达到，如果能达到，以前就不会出现这么多问题了；另一方面，等着分教育蛋糕的地方，农村教育、义务教育实在太多；再有，具体操作起来，也会导致学校之间的争议与矛盾，如此一来，显然制造学校间的不公平，岂不是贷款越多越划算？
　　二是既然让高校贷款，就应该相应的给予高校还款的能力和还款的机制。中国高校的收入，大致来源于政府拨款，学生收费，经营收入，校友社会人士企业捐赠。这些收入中，只有政府拨款与学生收费是相对稳定的。但政府的拨款连支付教职工工资都有困难，学生的收费有相当部分要用以归还当年的银行利息（以2003国家审计署的数据计算，被审计的学校每所平均贷款4个亿，按中长期年利率计算，利息即为2600万元，这些学校的本科在校生规模为万左右，以6000元一年收费计算，学费收入9000万元，其中的近三分之一要用来支付利息。而相对的，学生的培养成本将被学校大幅度压缩，教育质量受到严重影响）。虽然有少数学校经营收入尚属可观，可由于没有合理的投资经营管理制度，更多的学校面临投资经营的风险，而大学获取的社会捐赠，相对于国外世界一流大学以及香港地区的大学来说，可谓凤毛麟角，这与国内人士对教育等公益事业的热心程度以及教育自身的形象与地位，有密切关系。
　　围绕大学的收入现状，在政府投入不增加、学生收费不能提高的前提下，教育界一些人士建议：允许高校进一步盘活自己的资源、资产，让空置的土地、空关的校舍发挥市场效益，缓解高校的资金困难。他们不希望，学校守着黄金土地因受政策局限而讨饭吃——这样的观念，与10多年前高校破墙开店盘活资源大兴企业是多么的一致——这也正中一些“产业化意识”者的下怀，而这也正是为社会所担忧的，比如，会不会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会不会让高校进一步分散办学的精力，会不会进一步误导办学的方向。当然，持如此观念者，同时建议学校应建立科学的投资经营模式，不直接进行企业经营管理，而是通过投资公司模式，打理学校资产，使资产增值。但这样的建议，难以得到社会认同，我国高校已经受够了学校办企业、学校投资经营的折腾，而当前高校的行政管理体制、不透明的财务管理制度、学校整体的功利浮躁气氛，无法让高校真正按市场规律好好理财。要让高校建立市场竞争机制，必须重新认识教育产业、教育产业化、教育市场化等观念，必须改革高校内的行政管理以及官僚体制、必须让学校回归教育本位。
　　三是打破国家对教育资源垄断的格局。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处于国家垄断状态，少数民办学校，由于受到各种限制，与公立学校相比处于不平等的办学地位，这直接导致国家无法保障众多公立学校充足的教育经费，而办学资源匮乏、教育质量不佳、各类问题重重的公立学校也毫无顾虑来自市场的竞争。从贷款这一问题看，国家无法给予高校足够的资金投入，直接导致了高校的贷款行为；政府与高校没有理顺的关系，导致高校的问题最终由政府买单……改变这样的局面，出路不在于政府包办高等教育，增加投资来还债务（不但因为政府是否有增加投入的决心，而且因为政府更应该关心基础教育、义务教育）；也不在于加强对学校财务运行的监督、控制（虽然这很必要，但往往效果不佳），而在于打破教育资源垄断格局（发展更多能按市场规律、教育规律办学的高等学校，建立高等学校的市场竞争格局），建立科学的政府拨款体系（包括针对公立学校的财政拨款以及针对民办学校的项目支持拨款），重新理顺政府与学校之间的关系（按照学校的办学属性和教育属性来界定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在于归还学校更多的办学自主权（按照教育法，学校有办学自主权，但在多年来的政府管理下，学校的自主权被剥夺），在于改革学校的行政管理制度（学校不看政府的脸色办学以及不以追求政绩为目标办学），才可能真正面对受教育者的需求，才能树立教育的市场地位、竞争力形象。这样的大学，方可理性地处理学校规模发展与质量提高的关系，方可把精力放在教育之中，方可获得社会更多的支持，方可有教育责任意识，好好当家，守住国家（以及企业、个人捐赠）的资产，并让其在市场中增值，为教育所用。
　　我认为，不管政府部门与学校领导对目前这2000亿元高校贷款持乐观或者悲观态度、认为其正常或陷入困局，从教育发展角度，来审视大学发展，并由此理顺政府与高等学校应该拥有的健康关系，确定高等学校的功能和作用，从有利教育长远发展角度处理高校债务问题，已经十分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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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贷款究竟是为了什么？（1）
事件
　　《21世纪经济报道》2007年8月14日报道，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所刚刚完成了一份《高校负债问题的专题研究》报告。这份报告历时一年时间完成。北京大学课题组走访西部和东部两省的14家高校，包括了央属（即###直属）、省属、市属、高职、民办和独立学院等高校的所有类型，并在调研数据的基础上对央属的76所高校的财务状况作系统分析。
　　这份报告显示，到2002年底央属的76所高校贷款总额达到88亿，截至2005年底贷款总额已高达336亿元，校均贷款额亿元，平均年度增幅达到76%。
　　观察
　　这一组数据说明，高校贷款规模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那么，高校这样惊人的贷款，是为了什么呢？
　　也许校领导会解释，是为了发展，学校学生规模在发展，科学研究事业在发展，校舍要建，设备要买，而国家的投入有限，学生收费有限，当前高校总体开发财政拨款、学生收费之外的财源也有限，自然需要贷款。
　　发展是贷款的理由，显得理直气壮。可这份报告的另外一组数据，却让我们对这一理由，表示怀疑。课题组发现一个重要的现象——负债规模一方面受到高校类型、社会声望、规模的影响，另一方面，那些贷款规模大的高校，不但自身财源充裕，而且财务效率趋向低下——课题组定义的“财务效率性”，是用来反映保障各项经费得到有效使用的指标——研究报告强调：“这意味着一个值得深思的倾向：往往是那些高校既有资源使用效率低的院校陷入了高负债的困境。”报告指出，负债比率最高的吉林大学固定资产周转率仅为，其公用支出中水电暖费的所占比率高达17%。在这一指标上，76所高校的平均水平是。而在日本国立大学，这一比率在综合类院校仅有3%左右。这暴露了国内高校在“降低能源消耗，控制高校运营成本方面存在明显不足”。
　　一直以来，我就认为中国高校一边缺钱，一边乱花钱，根本不注重控制办学成本、提高办学效益。不少人士指出，与其说中国高校乱花钱，还不如说在怎样用钱上，根本没有现代大学的办学理念。几年以前，杨福家先生就说，如果诺丁汉大学获得一笔钱，学校董事会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进行软投入，怎样考虑改善教师队伍，培育大师，可是国内高校首先考虑是用这笔钱建设大楼、扩大校园面积，或者添置设备。结果是，钱花了不少，校园变大、楼变高，但办学水平没有提高。
　　更为重要的是，校园、大楼、设备并没有按照教学、科研的需要而规划、建设、配备，不少大楼建起来之后，使用效率极低，而包含水、电、物业管理、维修等的维护成本极高，不少设备买回来之后只是作为评估、检查之用，有的设备使用率甚至为“零”。
　　高校资源闲置的问题，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十分突出。以上海为例，有关统计表明，20世纪90年代末，上海高校共有价值5万元以上的精密仪器约3000台，总价值接近6个亿。但在这些精密仪器中，全年使用时间超过1600小时的只占4％，使用时间在400~1600小时之间的约占18％，使用时间在1~400小时之间的占16％，而全年使用率为零的竟占到了62％，完全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这种情况到今天有所改变吗？答案是否定的。有一家世界500强企业中国区负责人告诉我，据他所知，他们捐赠给高校的设备，从来就没给学生使用过。
　　如果对校园、建筑、设备使用进行科学的规划，高校根本不会产生那么大的资金缺口，根本不需要贷那么多的款。一个简单的道理是，精打细算的家庭，即便收入不多，也过得有滋有味，而一个大手大脚、没有规划、不懂经营的家庭，即便收入颇丰，也日子艰难。最近几年连续曝出的高校豪华校门事件、观光电梯事件、报销洗脚费事件，不过是高校没有“保障各项经费得到有效使用”的冰山一角。
　　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高校领导如此发展的动机，并非为了真正的教育事业，而是为了教育事业之外的政绩或者其他利益，否则，就不会出现这样局面。
　　改变这种情况，我认为，必须建立起“保障各项经费得到有效使用”的机制，不但要加强对高等学校资金使用的监管，要求高等学校建立透明的财务体系，更重要的是通过高等教育市场机制的确立，调动高校保障各项经费有效使用的内在积极性，这是高校缓解债务危机的基础。没有这样的机制，财政的拨款、银行的借贷，都可能以发展教育的名义，被浪费、被挥霍了；而且，高校还有可能以“发展教育”的理由，要国家来为自身的不良贷款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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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依法解决高校2000亿元贷款？（1）
事件
　　2007年10月30日，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指出，“划拨土地转让或改变用途必须经依法批准，土地出让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高校不得擅自转让国有划拨土地，用所获收益抵偿债务”。这位负责人表示，一些高校为了解决债务问题打起了“土地”的主意，打算通过转让原划拨土地，获得土地收益用于偿还债务，对这种做法，国土资源部高度关注，一经发现，坚决制止。
　　观察
　　国土资源部的此番言论，在此间被媒体认为是直接应对###2007年9月对高校贷款开出通过校园置换方式偿还债务的“药方”的回应，并让高校贷款偿还问题再次升级。但###有关负责人随即回应，两部门的说法并不矛盾，高校土地置换也是向地方政府报批，按相关程序办理，并不是私自转让。
　　自从2007年初高校贷款总额高达2000多亿元的情况被媒体报道之后，如何解决这巨大的贷款问题，成为了社会舆论的关注焦点。9月，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部长谈了2000亿元高校债务的成因，并指出了解决高校贷款的三大途径：加大财政投入；得到银行支持，将部分短期银行贷款转变为长期贷款；土地置换。周济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实际上，很多学校已经通过校园置换，把这部分债务偿还掉”。
　　###为高校解决贷款问题所支三招，第一招，取决于政府加大教育投入；第二招，取决于银行态度；只有第三招，高校才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利，因此，也被认为是最管用的偿还高校债务的办法。
　　但这最管用的偿还债务的方法，一直受到合法性的质疑。在国土资源部表态之前，对于高校将国家划拨教育土地、或者得到政策优惠以低于市场价格甚多的价格购买来的教育用地，转让出去获得收益，就有不少人士加以质疑。因为高校对于这些教育土地，只有使用权，根本没有处置权和收益权。如果高校拥有处置权和收益权，那么高校就无疑成了占据土地优势的房地产开发商，高校的圈地运动就会越演越烈。但是，质疑并没有起到作用，高校置换土地还债的步伐并没有停止脚步，有的甚至以经验形式加以介绍和推广，比如，浙江大学置换掉西湖边的老校区，获得亿元的资金，解决了开发新校区的资金困难。
　　由此就说高校置换土地“非法”，显然过于不了解当前国情。按照法律，划拨土地转让或改变用途必须经依法批准，土地出让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门和高校，不可能“擅自”去转让土地的。通常，学校会与政府一起，商量如何解决债务问题，并让某些地处黄金宝地的土地派更大的用场，在政府的支持下，学校转让土地、转变土地用途的申请，总会得到“依法批准”，也就符合了法律程序。而转让土地的钱，是直接进到学校账号，还是先进国库，再转到学校账号，也不过是履行程序而已。事实上，为了使这一切做得完全合法，通常土地转让的收益由政府所得，而动迁费则归学校所有——高校的老校区大多是国家划拨土地，但土地上的教室、实验室、食堂、宿舍、图书馆要搬到新校区，置换校园自然需要大笔动迁费，浙江大学置换老校区时，就炸掉了设计寿命100年却只使用了13年的高楼，校园置换总额为亿元，经由杭州市财政统筹安排，拨给浙江大学亿元，杭州市政府获得7亿元，这一置换被认为是政府、学校以及企业的“三赢”；高校获得的新校区，虽然免费或者低价，但开发新校区时，曾付给当地农民的动迁费以及大笔土地开发费，也由于如此才形成了巨额债务，因此，他们也有理由在转让土地时，获得动迁费和开发费补偿陈晓：《西湖炸楼调查：高校以空间换资金》，《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1月26日。。
　　一切似乎显得合情合理合法，但问题是，如何确保一些地方政府“依法”批准高校转让土地？眼下，高校债务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对高校持续发展和教育质量的担忧，比如，吉林大学曝出贷款30亿元，每年需要偿还亿元利息的新闻，让大家产生大学是否会因为“债务危机”而破产的忧虑；一些高校由于需要偿还贷款利息，不得不采取压缩教育成本的方式节省办学费用，包括减少实验课、降低教师薪酬、大量聘请兼职教师、以实习的名义让学生自主到校外找单位实习一年，有的高校大学生培养成本人均仅为2000多元，不但只有全国平均生均成本万元（估计）的20%，还远远低于一些发达地区生均小学生培养成本（有的发达地区生均小学生培养成本达到万元），无法保障人才培养质量。因此，地方政府把解决高校贷款问题作为一项紧迫工作，甚至是政绩，也就会主动推动、批准高校的卖地方案。而对于地方政府的这种做法，目前缺乏民意监督。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怎样依法解决高校2000亿元贷款？（2）
高校要解决债务问题，这没有错；政府帮助高校解决债务问题，也没有错。但是具体的解决方案，不但应该在高校内民主决策，还应该提交人大审批。只有尊重师生意见，经过人大讨论、投票通过的解决方案，才能保障政府批准高校转让土地的合法性。否则，就会把这种行为变为政府与高校的“共谋”，即便一时解决了高校的债务问题，却隐藏了其他问题，并引起社会舆论的更加不满。按照中国高等教育法，高等学校对举办者提供的财产、国家财政性资助、受捐赠财产依法自主管理和使用，高等学校不得将用于教学和科学研究活动的财产挪作它用，因此，人大尤其是人大的教育专门委员会，对监督高校依法办学，责无旁贷。
　　从根本上说，高校贷款办学，本就是一个合法性值得怀疑的问题。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的举办者应当保证稳定的办学经费来源。作为非盈利的事业单位，高校其实无法通过经营收入来归还银行贷款，除非提高学费，或者利用教育资源进行经营，而这都违背教育的公益性以及教育的核心功能。我国高校之所以走上贷款办学道路，一方面是因为财政投入不足，我国政府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一直未能达到法定的4%，2005年仅为，有专家指出，按2005年GDP183868亿元计算，如果财政性教育投入达到4%，增加的教育投入将为2000多亿，如果把这些新增的教育投入全部给高等教育，就可以解决所有高校的贷款问题，换句话说，如果在21世纪初高校扩大规模同时，国家财政能按法定比例保证教育投入，高校就不可能形成巨额贷款。另一方面，高校过分注重规模的发展，并在政府的允许下，采取多种方式，包括银行融资金手段，筹措扩大学生规模、扩大校舍面积的资金，作出这一决策，主要依靠政府部门与高校领导，并没有充分听取民意、接受监督，没有提交人大审批，高等教育的规模发展与债务膨胀，由此被认为是教育行政化的结果。也正是由于如此，当2007年9月全国政协常委会发布专题报告，建议国家发行1000亿教育国债，以帮助高校解决巨额债务问题，以及###负责人提出增加国家财政投入来解决高校贷款问题时，得到的却是社会民众的反对，认为这是由老百姓来为教育的行政化发展买单。
　　要让中国高等教育健康发展，必须走上依法治教的道路，这包括依法保障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依法实现高等学校的自主办学，避免行政权力在没有监督、限制的环境中干涉教育的发展。处理高校贷款问题，我们应该吸取其中有关“合法性”的教训，而不能再走行政化解决的道路。如果高校在发展学校规模时，能进行校内民主决策，广泛听取教师和学生的意见，并提交人大审批；如果高校能通过自主办学树立学校形象，建立更为灵活的教育资金获得机制，利用获得的社会捐赠，而不是银行贷款来发展学校规模；如果高校能建立透明的财务体系，确保资金的高效使用，加之国家不断提高教育投入，中国高等教育就不至于陷入债务危机，并走到卖地还钱的地步。
　　延伸
　　《上海证券报》2007年11月23日：
　　###和国土资源部官员你来我往，论战激烈，搞得民众无所适从。其实，这本不应该成为一个辩论话题，或者说，这不应该是一个止于舌战的问题。作为土地监管和督察部门，国土资源部如果认为高校采取“土地置换”方式“卖地还债”涉嫌违规或违法，就应该依法严厉查处，通过具体案例所产生出来的强大威慑力，制止这种违规行为的蔓延，同时，也给支持违规做法的官员以有力的回应。反之，如果仅仅停留在舌战层面，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实际上，从法律角度来看，国土资源部门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通过调查和执法给“土地置换”的论战一个终结。
　　《南方周末》2007年11月2日
　　表面上看，是因为周部长对土地法律法规不甚了解的缘故，但实际上是他不小心坏了官场潜规则，动了别人的奶酪。在此之前，高校有没有土地置换呢？当然有，而且不少，否则不会被部长当成一条成熟的经验加以介绍。可在中国官场，有些事是能说不能做，有些事则是能做不能说，即曾被超权威人士提倡的“闷声大发财”。卖地便是这类事，很多高校和当地土地管理部门一勾结，也就悄悄地办了。可部长在正式场合上一说就麻烦了，这等于一个主管教育的官员对土地提出指导性的意见，高校是受到了鼓舞，可人家土地管理部门能干么？这不等于你占了人家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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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破产，学生怎么办？（1）
事件
　　《北京青年报》2007年3月23日报道，日前，吉林大学发布校内通知称，“2005年起，吉林大学每年要支付贷款利息多达亿~亿元，学校资金入不敷出的情况日趋严峻”。吉林大学为此召开座谈会，向师生征集解决学校财务困难的建议。据透露，吉林大学目前负债30亿元，合并以后基建开支和人头费增加是造成债务的主要原因。
　　观察
　　吉林大学的校领导也许没有想到，学校主动曝光欠债30亿元，每年需支付利息亿至亿元，并由此向师生征集解决学校财务困难的建议，得到网友们最多的建议却是让其破产——某网站的调查中，15000多人参加投票，有80%以上赞成大学破产。
　　不清楚参与投票的网友，有多少是大学教师和大学生，也不知道他们的投票，是出于对大学的极度失望还是理性思维。破产显然可以为一个机构带来“死而复生”的机会，但是，破产本身并不是一件好玩的事，尤其是牵涉到人才培养的众多大学。政府机构可以破产，受直接冲击的是政府雇员，破产的政府解雇掉一批政府员工即可；企业可以破产，破产失业的员工可以到其他企业应聘求职，或者可以到资产重组的新企业重新上岗；但是，学校破产之后，已经上学的学生怎么办，他们中断的学业怎么办？
　　对这个问题不思考，而单独将大学的破产与国外政府的破产以及国内企业的破产对应起来，这表明，即便众多一直关心教育发展的人士，潜意识中，也缺乏以学生为本的意识。我注意到，日本近年来频频传出大学破产的消息，其原因并不在于学校由于经营不善而破产，而是这些大学生源萎缩，以至招收不到学生，招收不到学生，学校倒闭，自然很少有学生中断学业的问题。
　　姑且不论眼下的吉林大学是否已面临破产危机——按照教育主管部门的逻辑，其资产可以为债务托底，就如浙江大学曾经将一个校区置换获得20多亿元收入一样，在长春市有6个校区、占地面积611万多平方米的吉林大学，也可靠土地置换，轻松搞定30亿元贷款——也不谈如果吉林大学破产之后，引进社会资金，能否顺利实现大学的非国有化改造，并保证公共教育资源不会像国有企业改制那样白白流失——如果将吉林大学破产，作为985高校的吉林大学，副部长级的学校领导，肯定不会受到破产事件的多大冲击；教师和部处干部可能一时人心惶惶，为未来去向严重忧虑，但毕竟相当数量再就业不成问题；而最可怜的，则是那7万在校学生，缴了学费、付出青春，书却无法安静读下去。
　　如果大学破产，首先必须思考学生的读书问题。包括三种状态：一是破产前的学生读书问题，破产前的大学，债务危机重重，为缓解债务压力，学校能做的，便是压缩办学成本，节省办学开支，学生该做的实验不做，该安排的教学实习不安排，好教师纷纷流失，教学质量严重下降。二是破产中的学生读书问题，破产中的大学，领导易位，教师人心惶惶，以前就很不受重视的教学，将有可能处于无人过问的境地。三是破产后的学生读书问题，按照理想的设计，破产的大学，引进社会资金，资产重组、债务重组、人员重组，获得新生，学校领导层全新改造、教师队伍进行全新改造，而学生全盘接受，这可以把对学生的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但是，引进的社会资金，会认为这些学生就是其“新大学”应该培养的学生吗（中国高校合并风潮时期，一些管理不善的学校被合并，政府要求合并方全盘接受被合并方学生，这是行政力量使然）？另外，引进的社会资金，又会不会将大学生作为其收回回报的“摇钱树”呢？如果是前面一种情况，有一些学生会扫地出门；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学生则是从一个苦海投进另一个苦海——中国高等教育的事实是，高职民办学校的学费远比“985”、“211”公立高校高。
　　从学生读书角度来审视中国大学的破产问题，需要考虑以下问题：
　　一是必须打破高度垄断的中国高考制度。我国高考的升学录取制度，一方面，限制了学生对大学的选择权，目前的集中录取制度，如果第一志愿填报失误，考生便有可能在这次高考中落榜，考生无法在几所学校间作比较选择，无法通过选择来对大学的教育质量、教育服务提出要求；另一方面，限制了学生申请高校的自由，目前从一所高校退学的学生，要读大学，必须重新参加高考，才可能有被大学重新录取的机会。所以，如果这一制度不改革，从A大学到B大学，学生无论在大学破产前、破产中还是破产后，都无法顺利地实现学业转移，大学的破产，就将面对严重的制度障碍。当然，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如果国家已经允许经营不善的公立大学破产，那么表明国家已经愿意改变教育资源垄断的局面，这其中包括对高考的垄断。
　　二是扭转严重扭曲的教育产业化意识。纵观目前的大学破产言论，几乎都从企业角度，来分析如何对破产之后的大学进行资产改造，大家的心目中，大学还是一个赚钱的机构。钱从何赚？最直接的来源便是学生。如果坚持这样的理念，中国大学无论如何改造，都不可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我们看到，国外一些大学，确实比较有钱，但是这些钱并非来自学生的学费（他们的学费标准按占人均GDP的比例，远低于我国），而大部分是来自于政府的投入、R&D经费，以及校友、企业（社会人士）的捐赠，基金会的运作收入。尤其是校友与企业（社会人士）的捐赠，直接建立在大学的社会声誉和人才培养质量上——因为大学社会声誉高、人才培养质量高，所以社会人士和企业愿意向大学捐赠；因为人才培养质量高，所以校友有作为，并更愿意回报母校。在很多世界一流大学，奖学金成为吸引生源的最有力武器。
　　三是必须建立市场化的“破产”机制。中国高校的“破产”，在某种程度上说，可以是中国高校打破国家垄断教育资源、剥除不良资产的一次“契机”，但是，如果这一过程，被行政力量主导，那么，可想而知，国有资产与公共教育资源的流失就在所难免。今天，出于对教育质量的不满、教育风气的不满，整个社会会急切地呼吁吉林大学破产，明天，大家会惊呼教育严重不公平、优质教育资源流失——我们可以想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也纷纷破产转制吗——前车之鉴，是我们的国有企业转制，以及中小学的“国有民办”。
　　多谨慎地思考教育发展的理性道路，而不要一味意气用事满足于情绪发泄。老话重提：几年前，教育产业化的观点多么深得人心啊，可今日又是多么地令人讨厌。我们必须从受教育者利益角度、教育健康发展角度，来思考大学的破产，如果大学真到破产的境地，那么就让大学的破产，成为大学死而复生的真正生机。
　　可以说，如果能打破行政力量对教育发展的干预，中国教育离健康发展就为时不远。问题就在于，行政力量不甘于寂寞。这种情形下的大学破产，实在难以给大学带来生机。
　　

抽身企业经营，请大学回归本位（1）
事件
　　中国大学再曝资金违规大案。据《第一财经日报》2007年2月5日报道，天津南开允公集团有限公司原总裁杨育麟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而其违纪行为——贪污、挪用亿元，管理失误造成3亿元债务——导致南开大学4亿元资金被违规使用，南开大学面临着重大的财务管理危机。
　　观察
　　事发之后，南开大学很快作出了反应，并努力配合司法部门进行查案工作。这些积极举措，有利于缓解该违规大案造成的各种影响。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追问：一个企业的总裁犯事，为什么要由大学来“买单”？
　　这让一些局外人看不懂的现象，正是目前大学与其所办企业之间没有理顺产权关系所导致——允公集团是南开大学1997年创办的校办企业。过去几年来，有识之士一直呼吁，高校所办企业，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既避免高校领导参与企业管理带来的企业不规范问题，同时也规避高校直接经营企业的经济和法律风险。在###官方发布的文件中，早已明确要求各高校“依法理顺高校与企业的产权关系，明确高校企业出资人代表，建立起科学、规范的高校产业管理体制，规避高校直接经营企业的经济和法律风险”，这表明，对于高校直接经营企业的经济和法律风险，有关部门早已察觉，但不幸的事，不少高校并没有真正启动校办企业改制改革。
　　高校为何不愿意尽快启动改革，比如让企业不再冠学校之名，或者学校以持股方式参与经营企业，原因在于以下几方面：
　　一是部分学校把校产作为周转资金的蓄水池。校产企业的存在，一方面可以方便地将通过各种渠道从校外获得的一些资金投入到企业，并以企业的名义去生钱、赚钱；另一方面则可从校产提出一部分钱，满足办学的不时之需——一直以来，办校产的理由，除了服务社会外，就是为了弥补办学资金的不足。但事实上，学校往往为校产这个“水池”注入得多，提取得少，而即便提取，也是被少数人得利。因此，在高校，普遍存在这样的说法，高校的校办企业，办得好，富裕了少数人，办得不好，则靠着学校的大树，让学校来赔本。
　　二是部分领导舍不得校产这块“自留地”。对于一些经营多年的校办企业来说，很多学校是不愿意放手的，理由“很充分”，从为人才培养提供实践基地、到服务社会、到高科技转化等等，不一而足。但真正的原因，可以从不少学校的领导——现职或者退休后的领导——纷纷担任各相关校办企业的董事长、董事，感知一二。
　　三是部分高校改革换汤不换药。根据有关文件精神，有的高校推行了校产企业管理体制改革，比如成立高校资产公司，由资产公司负责投资、控股，但资产公司本身的运行并非按现代企业制度运作，虽然有董事会和监事会，虽然规定担任资产公司的校级领导不领薪水，但很多投资决策，往往任由学校领导说了算，资金怎么投、资金怎么用，都是听“一把手”的，所谓的集体决策，也因为事实上存在的行政管理下的一言堂问题，而无法体现集体意见，并接受监督，由此造成的投资失误、管理失误，自然无法让学校顺利规避经济与法律风险。
　　简言之，高校与校产的复杂关系，来源于大学及其管理管理者的复杂心情——学校想赚钱，某些人想牟利，再推论下去，是高校办学资金太紧张、国家投入不足、学校主观愿望是好的，等等。我认为，处理这复杂的关系，必须采取严格的措施，给出明确的操作意见，否则，按照现在的文件，责成学校自行进行整顿与改革，恐怕难以根本解决问题。
　　目前，国家有关部门给出的药方是高校以资产公司方式，去参股、控股，根据上述分析，资产公司不“现代企业化”，也很难参好股、控好股，所以，即便高校以持股方式参与企业经营，也只是现阶段的权宜之计。对于高校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自己从参与管理、经营校办企业中抽身，不去趟浑水，毕竟学校的特长是办学而不是办企业。学校要理财，可以委托专业的资质过硬的金融机构；学校要转化科技成果，可以依托社会中介而不是领导、教授、专家自己赤膊上阵。这既分散了学校的办学精力，同时又为学校发展制造各种可以预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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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首先应解决乱用钱问题（1）
事件
　　《北京青年报》2007年3月31日报道，海淀区计划5年内建设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拥有顶级酒店的城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区域内高校云集，每年高额的外事接待费成为建设顶级酒店的一个原因。记者日前在海淀区政府提供的新闻材料中看到，“据调查，北京大学每年的外事接待费用相当于一个中等省份的规模，清华大学近几年召开的国际会议年平均300~400次。”
　　观察
　　对于这条消息，北京大学方面明确予以否认，说北京大学要达到中等省份的外事接待费用不大可能，认为海淀区的报告所指大概是北京大学外事接待的数量和规格与中等省份差不多。
　　但是，这则消息似乎可以给公众一个这样的印象，那就是，我们的大学“国际化”程度相当高了——外事接待越多，国际会议越多，表明我们的大学让世界关注程度高、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也很活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是代表国家水平的大学，相应的接待费用标准究竟应当如何，或许有关部门自有标准，此处姑且不论之。但是，与此同时，却也衍生出一个让大家更关心的问题：大学为这些接待与活动开销了多少经费，这些开支对大学学术地位的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究竟产生了多大提升作用？
　　如果仅仅以外事活动、学术活动开支的“大手笔”来猜测大学的财务状况，也许人们会认为，我们的大学很有钱了。可事实恰恰相反——北京大学的校长就曾多次表明北京大学刚刚脱贫，所需的办学经费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相去甚远；前不久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6年社会发展蓝皮书估计，公立大学2005年拖欠的贷款在1500亿~2000亿元，平均每所公立大学贷款超过1个亿；而就在3月，吉林大学更是自曝欠贷款30亿元，每年必须偿还银行的贷款利息亿到亿元，希望师生为学校如何克服财务困难共同来出谋划策。
　　我国内地高校缺钱，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2004年、2005年分别只占到GDP的与，大学从政府与社会获得的办学经费确实无法与国外以及香港等地区的公立大学相比。但内地高校用钱的“大手笔”，却根本不是一个缺钱的大学所应有的行动。其实，即便境外大学比我们有钱，但人家用钱的“抠门”，可能还出乎我们的想象，内地高校接待活动中连续几天高朋满座、觥筹交错的景象，在境外高校是难以见到的。而这还只是内地大学“大手笔”用钱的“冰山一角”。内地高校的“大手笔”用钱，还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庞大的行政人员开支。一般来说，我国位列211工程的院校，大致拥有行政人员四五百名，甚至更多，这批行政人员，对应着从科员、副科、科长直至局长、副部级的行政级别，享受相关待遇。近年来，各高校都在改革行政人员队伍，可屡次改革，效果并不佳。由于众多因素制约（包括既得利益者的阻扰、整个大学行政化办学的氛围、大学履行的非办学职能等），改革更是难以深入推进。
　　二是不计成本的盲目扩张。有关资料显示，内地高校80%的债务来自于基建项目。在高等教育大扩招的背景下，众多高校互相攀比式地扩大校园面积、以日新月异的速度赶建校舍，甚至不忘建设标志性景观，诸如豪华的大门、高级的会议中心、美丽的景观大道等等。这些决策，带来的是巨额贷款，还有极高的维护成本。
　　三是不尊重教育规律、学术规律的资源配置。高校的盲目扩张，圈地盖房，折射出的是整个社会重物质投入远超过人力投入的问题。比如，有的高校还喜欢以设备的配置来展示科研的实力。良好的实验条件当然是必须的，但为达到某些炫耀于人的指标而购置设备，之后又将设备长期闲置，却很是不该。近年来，高校都在高薪招聘海内外优秀人才，可不少学校的状况是，“人才只有在引进一瞬间才是人才”，把引进人才作为政绩，在资源配置中不重视人才培养、使用和管理的问题，导致无法产出优秀的科研成果，无法保障教学质量。全国“两会”期间，有人大代表所批评的，正是一些高校获得巨额国家投入却没有作出相应的社会贡献。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大学首先应解决乱用钱问题（2）
高校如此的“大手笔”，进一步拉大了办学经费的缺口。为了弥补这办学经费的巨大缺口，一些高校冒险投资股市、参与经营企业，希望赚回大笔办学经费，可由于缺乏专业操作的经验，加上财务管理不透明，违规事件频现，“血本无归”的情形时有发生，前不久先后传出的天津大学、南开大学财务问题，就是其中典型的案例。还有一些高校则在社会对“教育产业化”的指责声中，大行“教育产业化”之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日前发布消息说，2006年价格部门查处的万件价格举报案件中，教育、交通运输、医药、房地产及物业管理、电信位居前五位，占案件总数的66%刘世昕：《发改委：教育收费连续5年居价格投诉首位》，《中国青年报》2007年4月4日。。
　　一系列关于“大学与钱”的消息——缺钱、乱用钱、乱收费、冒险投资、贷款、破产——令人目不暇接地出现在人们眼前，我认为，在国家表示将增加教育投入，尽快使财政性教育投入达到GDP的4%的同时，大学首先必须解决“大手笔”乱用钱的问题。
　　现在，有的大学为缓解财政困难，已倡导建设“节约型大学”，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有的大学的所谓节约型大学建设，是在采取各种措施，压缩人才培养成本。有报道称，有的地方的大学，大学生生均培养成本仅2000多元；还有的大学将节约型大学建设仅仅定位在节约用电、节约用水等方面。虽然这也可节约相当部分资金，比如吉林大学节省各种开支，将学校运行费用降低了1亿元；可在耗费资金更大的某些方面，如人员成本、基建项目、资源配置体系上，却作为不大，给人感觉总是在“抓芝麻丢西瓜”。
　　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建设真正意义的节约型大学，必须将金钱有效地花在学校应该花的地方。这就要建立节俭高效的人员队伍，构建学术导向的资源配置体系，以及真正透明的财务管理体系。由此提纲挈领，才能把整个经费管理问题真正管到位。
　　延伸
　　新华网2007年4月2日：
　　北京大学首任校长蔡元培先生曾经写过一篇名为《文明与奢侈》的文章，核心是“文明益进，则奢侈益杀”。但世易时移，今日之北京大学毕竟已不是蔡先生时的北京大学了，我以为，即使今天“北京大学接待费相当一个省”，也未尝不可，相关人士大可不必急着否认。首先，北京大学本就是省部级单位，“接待费相当于一个省”完全与级别对等。虽然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时多次说：“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然而，如今的中国大学大多都是有行政级别的，北京大学作为中国大学之翘楚，自然不能例外。论级别，北京大学校长是正部级，按照“中国式接待”讲究级别对等的原则，北京大学一年的接待费与一个省差不多，无可厚非。
　　

高校豪华办学能禁得住吗？
事件
　　###官员2007年6月4日在回应关于“学校建设奢华”的问题上表示，站在教育的立场上，从办学的角度来说，不能允许追求奢华，应把重点放在追求质量上的提高，而不是去做表面上的文章。
　　观察
　　从千万元天价的豪华校门，到三层楼房安装上豪华电梯，高校的豪华办学风，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
　　记得从20世纪80年代起，不断就有文件、通知，三令五申，严禁铺张浪费，严禁机关事业单位盖豪华楼堂馆所，可是一轮接一轮通知的结果，是一波高过一波的浪潮——曾记否，二十世纪###十年代初期的“四菜一汤”接待要求，是怎样一步步演变为今天的鲍鱼宴？
　　在分析原因、总结教训时，人人都能看到问题的“根源”——诸如忘记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没有站在公仆的立场——###官员所言，也看到了问题的关键：高校“豪华办学”的问题，就在于学校没有站在教育的立场，没有思考办学的角度。
　　这个问题，靠###的通知，让各学校学习###官员的讲话精神，就能加以解决吗？
　　学校没有站在教育的立场，因为其管理者的首要角色，不是教育家，而是官员。这从我国高校的管理模式以及目前高校“一把手”的经历、背景即可得到。不是教育家，所以他们中不少根本不懂得教育规律，不懂得怎样办学，也很自然地把学生规模、校园美景作为办学功绩。正因为其是官员，所以他们讲究的是官场规则，看重的是升迁机会，所谓官场规则，就是要投领导所好——今日领导所好是高等教育的外延发展，一片处处工地、高楼林立的景象；所谓升迁机会，是要在最短时间中干出业绩——能在短时间中干出的政绩，绝非高质量的教育高水平的成果，而是可以一览无余的校园景观以及论文数字、专利数字。
　　学校没有思考办学的角度，因为总的看来，大学具有的官场特点远胜于学校特点。为什么大学会成为官场？原因在于政府部门对大学的定位，并非一个纯粹的办学机构。以建设具有世界先进水平一流大学为宗旨的“985工程”高校（目前已近40所）的校长、书记是副部长级干部，本科院校校领导则是正厅级干部，公立高职高专领导位列副厅，而这些学校之内，处级干部一般不下三四百名，少的也有数十名。更重要的是，高校盛行行政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拥有行政权的人士，在校内能轻松地获取各种资源，而教授、学者即便在自己的学科领域也很少有发言权。由于民主管理的缺位，很多决策往往可以由行政领导一人说了算——领导喜欢盖高楼，周围的人哪敢反对？领导心血来潮想在学校发展一新学科，也往往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办”。不能听取众人意见、不能按照教育规律办事，导致高校随每一任领导的风格而变，也随处是政绩工程、形象工程。
　　其实，要让大学有教育的立场，有思考“办学”的空间，恰恰是减少###门对大学的通知与要求，调整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可以说，大学的官场特点让大学少了市场竞争的压力，少了尽可能降低办学成本和提高教育质量的内在冲动，大学的这种特点不变，豪华办学的事件会层出不穷、越演越烈。就如在多年的通知声中，很多地方政府的办公楼成为当地最豪华最气派的景观楼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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