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智杰清楚地记得，15页的考评材料里关于阐述教学成果考核部分的笔墨不到两页，剩下满眼都是“论文、项目和著作如何分级别加分”的详细阐述。

　　教学成果考核写在文件细则的最前面，但加分项包括：获国家级、省级——优秀教学成果奖、优秀教材奖、教学竞赛奖、精品课程奖、优秀名师称号等。

　　“一个刚工作的讲师，怎么可能开设出国家精品课程或者获得名师称号？”张智杰瞬间明白，经常找她代课的同事的时间去哪儿了。

　　在一次与已经担任博导的师兄通电话时，对方直接“剧透”：只要不出教学事故，不被一票否决，课好课坏影响不大。

　　刚成为大学教师那会儿，张智杰觉得肩上担负着光荣与使命，“一面挑着学生明天，一面担着祖国未来”。

　　这种光荣甚至影响到了张智杰老家的村民——每当村里有人办喜宴，张家人往往都会被安排在上座。

　　可如今，“理想还是败给了现实”。

　　而今，张智杰逢人都这样告诫：“教学是良心活，但更重要的是科研。”她的主要精力也已经从教学转移到了写论文、四处求人发论文。

　　几年前，云南大学一位副教授坦然承认：大学教师如果想顺着“金字塔”发展，做好教学是基础，但一生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教学上，是“毁灭自己，照亮别人”。

　　激烈的竞争下，高校的讲师们还能有多少心思放在教学上？

　　近日广受关注的清华大学(微博)女讲师方艳华转岗事件中，世界各地毕业生发来50多封共计4万余字的请愿书，有学生在一篇日志中感慨：“清华学术大牛越来越多，教书教得好的老师却感觉是越来越少。很多老师忙发论文，忙拉课题，忙培养研究生，真正能在培养本科生上花这么多时间而且又如此优秀的老师，很少很少了。”

　　“墙里墙外大不同”

　　32岁的黄建林是中部某著名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副教授，回想一年前的参评经历，她至今觉得紧张复杂程度“堪比电视里的谍战剧”。

　　从一个职称到另一个职称，黄建林总感觉有种说不清楚的东西，私下里，黄建林把它描述为一堵墙，“墙和城不一样。围城是有人想进来，有人想出去。而翻过了这面墙，安全着陆，就没人再想翻出去”。

　　墙内的风景美不胜收。

　　首先是名，“评上副高，才能被称为专家，进入高级知识分子系列，可以在全国流动，有进一步提升的可能和社会名誉。”

　　更直观的体现在于利。

　　表面看来，似乎只是工资条上的差别：做讲师时，黄建林的年薪接近8万元；在升为副教授后，年薪超过1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