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77年7月底的一天，查全性记不住具体在哪一天，也记不住哪一位校领导通知他，说教育部来了通知，点名要他到北京开会。既没有说开会内容，也没有说会期有多长。从“文化大革命”至此时，他一直没上讲台，在学校实验室搞科研。 既然不知开会内容，他也没有为发言作准备。

　　8月1日，坐飞机到北京，到机场迎接他的是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刘道玉。刘道玉在调任教育部之前，是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

　　参加会议的人员，都住北京饭店老楼。查全性与吉林大学著名的唐敖庆教授住在一个房间。此时，他才知道，这次会议名叫“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科学界领头的是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方毅，教育界领头的是教育部长刘西尧。参加座谈会的33位同志，绝大多数是科教界名人，如：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清华大学校长何东昌，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复旦大学副校长苏步青，还有中科院的吴文俊、王大珩、邹承鲁等等，年龄多在六七十岁。查全性算是年纪轻辈份浅的，52岁，副教授。

　　为什么要开这样一个座谈会？查全性并不知道，一个大人物早就谋划着科学和教育界的一件大事，正在把查全性拉近这件大事的中心。

　　(三)

　　这个大人物就是邓小平。

　　年轻人看到本文题目《查全性与恢复高考》，可能好生奇怪： 恢复高考？难道有不要高考的时候？ 有。从1966年至1969年4年，大学停止招生。大学老师到“五七干校”，在校学生搞“文化大革命”，然后上山下乡。这4年是新中国大学教育的空白。

　　1970年，毛泽东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部分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决定，高校恢复招生，招收初中毕业经过两年以上劳动锻炼的工农兵学员。

　　从1970年到1976年，也就是到查全性参加这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之前，这7年按照教育部规定的“自愿报考，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查”的十六字方针招生。工农兵学员基本上是好的，他们填补了7年的空白，成为经济文化建设的骨干，他们之中也出了很多人才。全面客观地看，十六字方针有两个严重问题：一是没有刚性的公平的操作方案，“群众推荐”往往走了过场，“领导批准”为领导走后门提供了方便。当时还流行“血统论”，出身不是工农兵家庭的子女，基本上推荐无望。另一个问题是取消了文化考试，学员文化程度差异很大。1972年5月，北京市对11所高校搞了一个调查，学员入学前文化程度，相当小学文化程度的占20%，初中文化程度占60%，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占20%。大学上课，学生80%是初中和初中以下的文化，必须补初中、高中课程。一个班里，有高中文化的有小学文化的，老师只能就低不就高。大学教育质量可想而知。

　　1975年， 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就想到了恢复高考。他开展全面整顿，其中就想整顿大学招生方法和教学质量。他准备在中国科技大学搞试点，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生。谁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来，邓小平再次打倒。

　　1977年7月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结束，正式恢复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邓小平主动提出分管科学和教育。

　　邓小平7月21日才正式恢复职务，查全性他们7月底就接到参加科教座谈会的通知，可见邓小平对科学和教育的拨乱反正多么着急。7月23日，他在同长沙工学院临时党委负责人张文峰、高勇谈话时说：不管招多少大学生，一定要考试，考试不合格不能要。不管是谁的子女，就是大人物的也不能要，不能“走后门”。可见他当时就有明确的恢复高考的决心。

　　7月29日，他在听取中科院负责人方毅和教育部长刘西尧汇报时，谈到找什么样的人参加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他说：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是行政人员，与“四人帮”没有直接牵连的人参加。按照邓小平的要求，中科院和教育部火速确定了参加座谈会的33位专家学者。教育界15位，由高教司司长刘道玉选定。武汉大学谁来？刘道玉选上了查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