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方案：凸显公平诉求

　　文理分科是1977年高考确立的模式之一。金光耀解释说，当时之所以要这么做，是为了适应当时考生基础教育底子不牢的实际情况，以更好地选拔人才。以他自身为例，在“文革”的10年中，他完全没有学过“理化生”方面的任何课程，如果当时要考这些科目，难度实在太大了。文理分科在当时是有效且公平的做法，但经过30多年的发展，如今却成为基础教育的阻碍：以前分科是因为考生偏科，现在却更多是分科造成了偏科。
　　上海闵行区教育学院院长恽敏霞撰文指出，高中教育不是大学预科，而是国民基础教育的一部分，面向的是大众，应该将普通知识的教育和国民道德的养成当作第一选择。在基础教育阶段大多数学生各门科目之间的学习是有着相当大的关联的，有研究项目通过大数据挖掘，认为数学、语文、英语等科目学习的关联程度超过70%，也就是说，偏科的学生仅是少数；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偏科也是由文理分科造成的。恽敏霞认为，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保障，高考制度应该面向大多数，在高中阶段过早对学生划分文理科，并不利于学生的真正发展。
　　“文革”中取消了高考，改为考察出身不考察素质的推荐制入学，取消了分数考核，这实际是对公民考试权的剥夺。恢复高考后，以分数为核心的人才考核体系逐渐建立起来，但这种“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分分计较”、“唯分数论”的体制带来的是30多年的应试教育，催生了安徽毛坦厂中学、河北衡水中学这样的“超级高考机器”，打击的是学生的活力和创造力。长期以来，全国、各省的高考模式无论怎么改，都逃不出“一考定终生”的性质。在这样的指挥棒下，高中乃至之前的初中和小学想要做到推行真正的素质教育，只是人们美好的愿望而已。虽然“打吊瓶复习高考”、“带病高考”这样的事件总会被指为“不人性”，但对考生而言，这样做就是最大的实际。
　　“唯分数论”还给腐败留下了滋生空间。体育生、艺术生加分违规操作的黑幕屡屡出现；由于招生权被各地招生办垄断，工作人员的权力寻租也不是新鲜事。
　　30多年来积累的种种弊端，使得高考改革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诉求。但是，“雷声大，雨点小”却成了教育领域改革令人尴尬的“特色”。一般认为，本轮改革起源于2005年，2010年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后，高考改革方案的制定被正式提上议程。去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又强调了高考改革的相关内容。在此期间，教育部曾多次向外界公布方案的发布时间表，但一次次“跳票”。直到今年开学后的三天，才终于给人感觉有点匆忙地公布了这项改革方案，但是正式名称却已从计划中的“总体方案”变成了“实施意见”，也没有经过之前教育部承诺的公开征求意见阶段。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考试招生改革组的专家成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向《新民周刊》指出，高考改革方案之所以“难产”，在于各个群体在改革的目标和价值取向上就存在不同的诉求：教育界的专家学者将“科学选才”放在招考制度改革的第一位，认为高考改革的方向是要成为科学高效的人才选拔制度，要打破“唯分数论”，形成综合多元的评价体系；教育部基教司、学生司等司局的关注重点在于引导中小学的素质教育，落脚点在防止文理偏科、减轻学生负担等；而在学生和家长眼里，公平是放在首位的，他们的诉求实质上是对“分分计较”的总分评价模式的维护。
　　以教育界的眼光看来，本次出台的“实施意见”显然将维护公平放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例如扩大中西部地区、人口大省、贫困地区招生比例，规范高考加分项和自主招生等，“有具体目标和阐述的方面，半数都和公平有关。”杨东平说。
　　除此之外，最明显的是高考文理不分科、“3+3”的科目改革。在原来的改革方案里，达到“科学选才”目的非常重要的手段“招考分离”，最后出台时只有模糊的一两句原则表述，没了具体的实施办法。
　　“教育改革是涉及社会各个层面的复杂工程，中央将目前百姓最迫切的关注的公平问题作为首先解决的重点，也是合理的。”杨东平评论。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李越认为，公平和效率是高考改革的两个方向，它们虽不是完全背离，但也并非同一方向，是存在夹角的。“目前的改革方案明显在公平方面力度很大，而效率方面则远远没有达到教育界的预期。‘实施意见’与‘总体方案’的差别还是很大的。”他和杨东平都认同的是，教育改革的最终目标应该是高效地培养和选拔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