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这样一份签订之后即“束之高阁”的协议既谈不上多大的教育作用，也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徐松林说，这类协议属于管理类的合同，《合同法》明确规定，有免除自己责任和排除对方权利的合同是无效的。如果真的发生学生自杀自伤事故，要看学校是否存在过错，并根据过错大小承担相应责任。如果学生的自杀与学校体罚或羞辱性的教育所致，学校就要承担责任。因此，从协议的角度约定不了学校的责任问题。

　　现在学校也有了“学闹”

　　一些长期从事校园安全事故纠纷处理的相关人士表示，出台类似政策的学校并非“独此一家”，学校也有难言之隐。由于近年校园安全事故频发，自杀事件也不在少数，即使学校没有任何责任，但家长纠集一帮人到学校闹事的情况并不鲜见。学校这样做，可能希望遇到家长闹事的情况时，把事先“约法三章”的东西拿出来“应对”。

　　重庆科技学院院长严欣平向记者坦言，现在感觉学校出了事故，似乎在承担无限责任。在校园安全事故的处理上，陷入了“哪个闹得凶就赔得多”的恶性循环。

　　重庆师范大学校长周泽扬说，医院有“医闹”，现在学校也有了“学闹”，学校甚至是以10倍以上的赔付在处理和平息事故。学校曾经有两个谈恋爱的学生因情感纠纷而出现自杀事件，学校在没有责任的情况下不得已赔了20万元。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学生处处长杜鹏举说，现在的学生严重缺乏挫折教育，遇到困难或不顺意的事情不是想办法去战胜，而是逃避。学校在学生安全管理方面的压力确实很大。他认为，《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更多是适用于中小学的，而大学伤害事故与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密切相关。对此，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甚至建立起了校级专职心理辅导师、系级心理辅导员和班级心理辅导委员三级心理健康教育机制，以期对存在心理问题的学生早发现、早干预，避免自杀等安全事故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