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北大毕业生卖猪肉，引发舆论热议。而不久前一则“弃北大读技校”的报道，舆论接着热议。

　　周浩三年前从北京大学退学，转学到北京工业技师学院，从众人艳羡的高材生到普通的技校学生，从北大生命科学研究院人才储备军到如今还未就业的技术工人。他对选择北大“痛不欲生”，谈起转学的决定，“毫不后悔，很庆幸”。

　　千百年来，我们习惯了王羲之的字，习惯了台阁体，因此当看到魏碑的时候，就会觉得别扭，觉得上面的字哪哪都不对。魏碑和王羲之的字都是不同呈现形式，我们之所以不习惯魏碑，是因为我们被“王书”洗了脑，路径依赖罢了。魏碑和王书，没有谁对谁错，不同的选择而已。北大和技校，也没有绝对的贵贱之分，不同的选择而已。

　　据报道，周浩说，“我从小就喜欢拆分机械，家里的电器都被我重装过。实用性的课程，这比较对我的胃口”。有人是设计师，有人是工程师；有人仰望星空，有人脚踏实地；有人喜欢月亮，有人钟情六便士。偏好不同，所谓你之蜜糖，我之砒霜。大学教育、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都是一个社会人力资本的组成部分。我们迟迟造不出能拿得出手的发动机，无论是汽车还是飞机，反映的是我们工业的基础工艺落后。发动机的研发，从根本上来说，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工艺问题。网络上有一个很火的比较德国制造和中国制造的视频：德国制造的滚珠轴承能够转半分钟之久，中国制造的滚珠轴承转动也就5秒左右。这中间的差距，不是多几个北大就能弥补的。我们的职业技术教育，需要的不是一如既往地鄙视，而是改弦更张的重视。周浩弃北大读技校，也许是人力资本从“错配”回归“匹配”。

　　在2010年，三位经济学家凭借对劳动市场失灵的诠释而获得经济学诺奖。传统的有效市场假说认为，雇员总能找到工作，雇主总能招到人。所有的失业都是自愿失业。但这三位经济学家指出，找工作和招人都是有成本的，这种处于“摩擦”状态的相互寻找过程，让劳动市场失灵。最适合的人未必出现在最适合的工作岗位，博士生开拖拉机，高中生管理火箭，市场对资源的调配本就不在最佳状态上。如果社会心理的偏见继续扭曲着教育的选择，那么劳动市场的失灵将更加严重，可能不只是错配，而是无人可配。
　　没有无出息的职业，只有无出息的人。保持选择的多样性，社会的发展就会多一种可能。19世纪的爱尔兰大饥荒，由爱尔兰人的主要口粮—土豆绝收导致。土豆绝收的原因是爱尔兰的土豆品种单一，多样性缺乏，遭遇疫情之后，一个篮子打翻，所有的鸡蛋都掉在了地上。多样性是抵御风险的不二法宝，电商的繁荣刺激了消费，快递的崛起扩大了就业。如果当初的政策挡住了在线支付和同城快递的路，扼杀多样性，只留独木桥，恐怕也就没有了“双11”的精彩和中国经济的活力。

　　谁也别给谁铁口神断。在《星际穿越》描写的地球末期，会种粮食的农民是最高高在上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