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在学校注册的海外学生和国际学生。这些学生参加单独安排的入学考试，然后，入校攻读硕士学位。一般说来，只要已经取得本科学历而汉语尚可应付的，都可以被录取。
除此之外，自1995年起，又增加了一种新的法学研究生项目，叫做“法律硕士研究生”。招生对象主要是非法律本科毕业的在职官员、律师，学制2年。申请者经过专门为该项目设置的考试而入学。设计这一项目的官员声称：这是模仿美国的J.D.项目。
与本科招生相比，研究生招生中的舞弊现象要严重得多。本科招生是全国统一考试，考生所在地规定有统一的最低录取分数线，舞弊或多或少受到限制。计划内招收的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有5门，其中外语和政治是全国统一考试，专业考试由各校自行组织；计划外招收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和录取标准均由各校自行定夺，同一学校、同一专业、同一年级的入学考试五花八门、舞弊现象更容易发生、更难得到控制。
大学办企业是另一条创收途径。
到1993年上半年为止，北京市海淀区47所院校在海淀区工商局管辖范围内注册的企业就多达605家，其中：北大100家，清华110家。 除了少数例外，动用本来就不足的教育经费进行风险投资，非但没有使学校摆脱财务困难，相反，各种原因导致的经营亏损或不断追加投资，加剧了教育经费的短缺。
教育经费不足常常成为放任违规行为的理由。然而，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教育经费不足，则或多或少地妨碍人们关注那些更为严重的问题。例如：效率低下和教育经费滥用决不是增加教育经费可以解决的问题。每个学校都有叠床架屋的行政机构和众多的行政人员，而行政机构的数量与行政管理的效率总是成反比例。人们不得不为了一件事而奔走于众多的机构，由此而产生的不便常常使人们放弃许多本来想做的事。行政机构减少工作的艺术就是使简单的事务复杂化，从而阻吓人们向之求助。这样的局面使人不得不产生疑问：本来已经不足的教育经费，究竟有多少被真正用于教育？创收给教育本身带来多少利益，这些利益是否足以补偿学校为之付出的代价？创收究竟是高校摆脱困境的途径，还是让高校更深地陷入困境？
然而，创收已经被证实的作用是：多标准招生和追求短期利益的大学教育商业化，既损害了学校声誉和优秀学生的利益，也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教育质量随着“创收”活动的升级而一步步下降，挽回局面比造成损失需要长得多的时间。
（六）结论和建议
大学法学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一部分。不改变整个高等教育，法学教育难以单独改善。然而，中国公立大学的改革远比国有企业困难得多，后者面临私有企业、合资企业强大的竞争压力，不改革则无法生存；前者至今未有竞争对手，仍可高枕无忧。清一色的公立大学不仅导致学术机构官僚化、资源巨大浪费和教育水平的普遍下降，而且使这些问题日趋严重。本文无意就如何解决问题提供系统建议，因为，只有在政策判断确定之后推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才有现实意义。本文以下建议，只是想表明一种基本思路：推动高等院校之间的竞争，应当是改革方案追求的效果，政府管理教育的措施应当是鼓励竞争，而不是相反。
竞争所产生的优胜劣汰机制是法学教育走出困境的最为经济、最为简捷的途径。优胜劣汰机制依赖于充分的信息披露，因为，优劣差别只能在比较中显示，没有信息则无从比较。建立一个透明度较高的法学教育评价系统是成本较低而又具有可行性的选择之一。
法学教育的评价标准似应综合考虑以下因素：（1）本科生（包括大专生）的平均高考成绩和录取率；（2）研究生来源的多样性和录取标准的一致性；（3）教师人数、学历和人均授课时数；（4）教师与学生比例；（5）教师的教学方法和学术成就；（6）试题和评分标准的合理性、考试的公正性、学生的淘汰率；（7）图书馆藏书数量和借阅的方便程度；（8）法院、律师所、政府机关等用人机构对毕业生的评价；（9）学校管理费用在学校预算和开支中所占的比重，学校行政机构办公用房与教学用房的比例；（10）本校师生对学校管理的评价。
当然，以一定的标准对法学院（系）进行公开评价，涉及信息的披露、信息可靠性审查、信息的综合分析，这一切都无法脱离法学院（系）之间的沟通。
为此目的，那些承认最低行业标准法学院（系）应当建立一个协会，从而区别于不受最低行业标准约束的院系。最低行业标准似可包括：（1）本科生的最低录取分数线；（2）学士、硕士项目的最短年限；（3）教师的最低学历；（4）必修课程最少学时数。
公立法学院与现有教育体制合为一体，其问题的症结，在于教育体制，其问题的解决，牵动教育体制，因此，公立法学院能否摆脱困境，受制于教育体制本身的改革。如果允许存在一种和现有教育体制较为疏远的教育机构（就像80年代初允许建立较少受到固有经济体制约束的经济特区一样），也许能够摸索出改革教育体制本身的方案。因此，建立私立法学院，至少值得一试。私立法学院能否避免公立法学院的弊端、能否较为合理地利用教育资源、能否尽快提高中国法学教育的水平？组建私立法学院是否比改革公立法学院更为经济？政府对私立法学院较为宽松的控制，能否在私立法学院内部形成一种优于公立法学院的机制？诸如此类的问题，只有等待试验结果才能得出结论。但是，这一试验不需要政府进行资金投入，只需要政府给予设立许可、提供学校持续存在所必需的法律保障，而试验的结果则对公立法学院和整个教育体制的改革具有参考价值。
在中国组建私立法学院已经不再是“天方夜谭”：
（1）根据税法，企业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3%之内、个人在应纳税所得额30%之内的公益性捐赠，均可从计税所得额中扣除，这就使私立大学具有潜在的资金来源。
（2）1995年，国家教委颁布了《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 外国大学、基金会、公司、个人与“中国具有法人资格的教育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合建大学正式合法化，尽管在此之前全国已有70多个“中外合作”的教育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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